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5)

　　這些歷史資料，可以給我們治明史的人相當的警覺。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中央集權的傳統強。國際貿易不容易給這國家以重大的壓力，促使它改變傳統的組織和習慣。明代嘉靖年間的禦倭戰事，即表現傳統的農村經濟，仍能抵禦新興的商業組織。萬曆年間中國已經與新興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軍事力量直接接觸，雖然沒有節節戰勝，到底閉門自守，仍力有裕如。一直要等到兩百年後，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在工業革命已經展開的情況下，挾著輪船和新式武器，才能夠以技術補助長距離之不及，以極緊湊的組織克服數目上的劣勢，使明朝以來所提倡的內向性格和非競爭性的組織，無法存在。我們談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其基本原因，無非這力量的不平衡。

　　所以我們指出明朝組織的守舊落後，是針對這種缺點而言。倘使不顧它以後的後果，寫歷史的人也可以把明朝的社會寫得值人賞羨。例如朱明王朝的二百七十六年間，沒有一個帶兵的將領擁兵造反，讀書人一登仕途，中等生活容易維持，其優閑世無其匹，所以晚明文人寫的小品，稱「沖淡」。但是這和我們的處境相去太遠。反過來說，我們也不贊成傳統的習慣，認為外國有的事物，中國不假思索地「古已有之」。西方在這兩三百年既有資本主義的成長，中國明朝，也來一個「資本主義的萌芽」。現在看來，以這樣題材發表的文字給人印象無非「有好幾多人賺了很多錢」。作者既不瞭解資本主義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那他們搜集的資料也難能與以後發生的歷史事物相聯繫了。

　　第四，在大歷史的觀點看來，清朝因襲明朝的成分多，而溯本歸原的改革少。所以我們研究中國現代的很多問題的時候，可以追根究底地追究到明朝去。

　　明朝的覆亡，乃是財政破產，例如1632年(崇禎五年)，有三百四十個縣欠繳國家稅糧達半數以上，其中一百三十四個縣全部拖欠《崇禎存實疏抄》（1934版)，2，72~89。。這情形不是全國沒有擔負這賦稅的能力，而是因為用兵加賦之後，這國家在技術上已無法管理。原來朱明王朝的財政組織，不以銀兩為基礎，而以實物為基礎。稅率低、公費少，軍隊又用衛所制度自己供應一部分消費，一到 16世紀，很多地方情形已與朝代初期的情形不同。又苦於沒有一種龐大的政治力量，足將全國大規模地改組。其實行「均徭法」及「一條鞭法」都是各地以遷就的態度作局部的更革，不過再度增加最低納稅人的負擔，不變更中央法制的形式。

　　這種組織，本來脆弱，而全國銀兩，總數有限。16世紀下半期張居正撙節公費在內外倉庫積銀逾一千二百萬兩，各地即有銀根緊縮、物價降低的趨勢。何況17世紀初用兵於遼東，銀兩原應流行於南方，至此搜括使用於極北，而北方不是用銀的地帶。從熊廷弼的報告看來，各項物資不足，大量銀兩入境更只使物價陡漲見程開祜編《籌遼碩劃》(1620版)，44，24。。監察官的報告，也是說明大批銀子送到前線，還沒有發生功效就立即內流。而西北流寇作亂，更增加備兵籌餉的困難。

　　明代的文官組織，也達到了無法管制的程度。萬曆(朱翊鈞) 的不親朝，天啟(朱由校)的信用魏忠賢，和崇禎(朱由檢)的剛愎自用，只更使是非不明，人心離散，造成地方政府質量全面降低的趨勢。

　　滿清入主中國，在外方面糾正了明朝的缺點。在華北實行「囤地」，當事者受害，卻以八旗代替了明朝的衛所制度，減輕明末募兵供應的負擔。用兵於前後「三藩」，軍餉浩大，但是銀兩流行於南方，不與民間經濟相衝突。而且明朝的宗室和捐監，一朝罷廢，也節省了很多無益的浪費，而大量地肅清了阻撓地方行政的惡勢力。17世紀白銀又繼續不斷地流入中國，更造成有利的形勢。滿清君主以堯舜自期，在政治上有澄清吏治的成就。而他們以征服者的姿態入主，利用「薙發」及「文字獄」的威嚇及修明史、征「博學鴻儒」的利誘籠絡人心，都有實效。這樣一來，在中國體制簡單的情形下，各項措施，都打入重點。

　　而康熙帝(玄燁)在1661年(順治十八年)的江南奏銷案大量打擊各地區「賴糧」的縉紳，並且又在朝代之初各地修編《賦役全書》，把明末稅收上很多不盡不實的地方，經過一番切實的整頓。所以 17世紀下半期以後，中國又有新興朝代欣欣向榮的樣子。

　　然則滿清的改革與整頓，紀律與技術上的成分多，組織與制度上的成分少。開國以來各部尚書侍郎滿漢各半，康熙帝以1711年的丁額為永久丁額，以後丁田歸併，雍正(胤禛)帝執行「火耗歸公」在這問題上的最近新著為Madeleine Zelin, 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izing Fiscal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g China(Berkeley，Calif.，1984).，以其收入「養廉」，並成立軍機處，使皇帝與重要官員經常接觸，對重要事件迅速處理，除了這幾項措施之外，我們找不到更多的事例，算是清朝的創舉。

　　而且在社會上講，清朝人口更多，領域更大，生產力比明朝高，只是它的本質不能夠和明朝有重要的差別。它的文官集團仍是以四書五經為精神團結的依歸，社會組織仍是以尊卑男女長幼為綱領，上層機構與下層機構的聯繫，也全靠科舉制度維持。鴉片戰爭時，道光(旻寧)帝對林則徐的指示和駁斥，仍表示中國官僚制度的習慣，真理由上至下，不容辯白。耆英對皇帝的報告，以及後來倭仁反對設立同文館的奏摺，也仍表示傳統的內向及非競爭性之所在，不但明與清無異，即漢滿蒙也沒有根本的差別，因為這些文化的性格是長期歷史上的產物，不是民族遺傳的產物。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把清史全部擯棄不要，從明史就直接跳到民國史?話也不能這樣說，當然清史中也有它很多特別的地方，譬如廣州的十三行貿易，就是明代所未有；清朝與各邊區少數民族的關係，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18世紀以後山西票號在中國金融史也是很重要的節目，這種題材，俯拾皆是，史不厭詳，這篇論文開始就已提及。清朝的267年間，必定有很多事故，值得歷史學家的考慮，也還可能有若干被作家忽視的情形，將來一朝發現，可以改變我們對歷史的觀感。沒有人敢狂妄地說清史不重要。

　　只是以目前的眼光看來，中國的秦漢帝國是一個階段，隋唐宋帝國是另一階段，而明清帝國已是第三階段。中國近代史中間有很多的問題，都須要將歷史的基點推後，用長遠階段的眼光看，才容易解釋得清楚。本文一開頭就提到「潛水艇夾肉麵包」及「尊卑男女長幼」的組織，這種形態，以明朝最為顯著。要是我們採取大歷史的眼光，則可以從社會形態上看出道光帝與耆英的「籌辦夷務」，糊塗中仍有他們的邏輯，此乃因中國的簡單體制，無法容納西方的另一爐灶。十三行的貿易已經將例外的情形，扯開到最大限度。事實也證明，茲後簽訂《南京條約》，不僅是喪權辱國，而是使傳統組織更無法維持。

　　同樣我們也可以想像太平天國的失敗，不僅由於林鳳祥的北伐不徹底，或是楊秀清的狡詐巫術壞事，而是在潛水艇夾肉麵包的組織內，「良心上的自由」 (freedom of conscience)沒有本身存在的價值，太平天國的濫用，更給曾國藩以口實，他就因之利用這機會，去增強尊卑男女長幼的社會秩序，完成「中興」大業。同時我們也可從這簡單的結構中，看出康梁「百日維新」沒有出路。康有為的想像，近於「烏托邦主義」，他主張以發公債支持新政，又完全沒有把自己的腳跟點看清。總而言之，在很多近代史的題材中，明史的瞭解，可以使我們從基本的技術角度上把問題看穿，也可以把當事人的賢愚得失都視作次要的問題看待。

　　在歷史教學上講，我們也可以減少史跡在人事上的各種重複的資料，避免以謾駡作解釋歷史的壞習慣，直接而又冷靜地說明傳統社會不符合現代需要。中國在1905 年廢除科舉制度，這一來就斷絕了高層組織與低層組織間的聯繫，各地區田賦的底賬，卻仍用明朝的記錄做根據Sidney D. Gamble, 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Stanford，Calif.，1954)，p170可為例證，其他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情形見同書，。

　　民國成立後，國家自國家，社會自社會，也難怪立憲運動的沒有成效。法律必須有社會的強迫性(social compulsion)才行得通。民國初年的政客，都是社會上的遊體(foreign body)，軍閥的割據，今日看來，勢必為無可避免的形勢。因為農村經濟關係，無非土地的租賃及高利貸的借放。這些來往都在極小規模內實行，政府也無從干涉，此外社會上的尊卑男女長幼，更無法可以改造利用。邏輯上只有私人軍事力量，才可以控制這青黃不接的時代；而私人軍事力量也很難在三兩個省區外有效。這幾句話，也可以概括五四運動前後國民革命尚未展開時中國的一般情勢。其癥結就是無法在數目字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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