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言》看晚明商人二、客商及其生活

二、客商及其生活(1)

　　客商為經常旅行之商人，以別於坐商。此種商人為明代商業之中堅分子，雖其資本可大可小，而其小者與走販無甚差別。前述之李秀卿、黃老實、楊八老、蔣興哥、慎郎、桂富五均為客商。

　　一般客商，均有其經商路線，又多祖孫相傳，因各地方言、風俗、物產情形不同，客商又多與當地牙商熟識。

　　客商之不可或缺者，因明代商業，無通郵便利，又無大規模貸借之習慣，往各地採購物產之商人，須親攜現款，下榻于牙商之客舍中，臨時由牙商向出產者徵購其商貨。《徐老僕義憤成家》稱：「元來采漆之處，原有個牙行，阿寄就行家住下。那販漆的客人，卻也甚多，都是挨次兒打發。阿寄想道：若慢慢的挨去，可不擔閣了日子，又費去盤纏。」阿寄只有本銀十二兩，他向牙商央求後，那牙商「一口應承當晚就往各村戶，湊足其數。」亦可見當地無批發商囤備生漆應市，牙商亦須隨時隨地零星向產漆之戶收買，顯然其通常習慣為一手出銀一手收貨。

　　此種情形與其他文件記載相合，如陳繼儒之《布稅議》稱明末蘇州松江棉布發賣情形有如：「凡數千裡外，裝重貲而來販布者，曰標商，領各商之貲收布者曰莊戶。鄉人轉售于莊，莊轉售於標」《山西商人の研究》，頁192……其重點為「裝重貲」及「領各商之貲收布」，仍系銀貨當時交訖。

　　即使綢匹，在16世紀使盛澤鎮享盛名，其交易情形，仍不離上述之規範。《施潤澤灘闕遇友》雖極端渲染，稱云：「遠近村坊織成綢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其唯一不同之處，為生產者，即俗稱「機戶」自投牙行，而牙商毋須下鄉收購。因為「這鎮上都是溫飽之家，織下綢匹，必積至十來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施複是個小戶兒，本錢少，織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脫。」下文則稱：「施複到個相熟行家來賣，見門首擁著許多賣綢的，屋裡坐下三四個客商，主人家踮［站］在櫃身裡展看綢匹，估喝價錢。」在此情形下，生產者和遠來客商狹道相逢，銀兩當可在行家櫃檯上立即換手，五六匹或十來匹綢亦非大規模生產，其癥結在信用制度未展開，機戶之外，無人投資於製造，生產零星，所謂行家或牙行，亦無資本墊借，因此客商必須單零每匹綢估價，無法以批發方式交易，無法預定貨品，尤無法避免親身旅行自攜現款。

　　客商旅行每次都在半年以上。《喬彥傑一妾破家》(《通》)敘宋朝事，稱杭州喬俊「有三五萬貫資本，專一在長安崇德收絲，往東京發賣，販棗子、胡桃、雜貨回家來賣，一年有半年不在家。」《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內另一客商陳大郎，徽州人氏，「湊了二三千金本錢，來走襄陽販糴些米豆之類，每年常走一遍。」徽州水道通襄陽毋須數月往返，其所敘每年僅走一遍，當系因每次坐候收購物品，在牙商客店中遲滯之所致。

　　客商貨品出售時，經常亦無批發商承購。《陳禦史巧勘金釵鈿》(《明》）故事中，敘「一個賣布的客人……口內打江西鄉談，說是南昌府人，在此販布買賣，聞得家中老子身故，星夜要趕回。存下幾百匹布，不曾發脫，急切要投個主兒，情願讓些價錢。眾人中有要買一匹的，有要兩匹三匹的，客人都不肯，道：『恁地零星賣時，再幾時還不得動身。哪個財主家一總脫去，便多讓他些也罷。'」其所敘地方為江西贛州府石城縣，甚通水路，客商所存布四百餘匹，裝置船中，值銀二百兩，急時雖減價低於本錢，亦難覓得買主。如此城內有批發商承購，則故事不合情理。

　　買賣時賒欠，通常非客商之預籌，大概多因臨時貨物不能全部賣為現金。前述老僕阿寄所販漆，值銀僅十二兩，「遂雇船至蘇州，正遇缺漆之時，見他的貨到，猶如寶貝一般，不勾三日，賣個乾淨，一色都是現銀，並無一毫賒帳。」阿寄來自浙江淳安，蘇州乃其新到之處，文中暗示，雖在此情形之下，通常賒欠為無可避免。又蘇州在16世紀為中國重要商業中心，油漆又為工業重要原料，其供應仍有賴此小販式之客商不時湊應，殊堪注重。此故事敘明代事，其地點乃《三言》作者馮夢龍之故鄉，如有大資本漆商經常囤集此物料，市場供應無缺，則作者無法自解。尤有甚者，此故事往下更稱：「元來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價賤，俱往遠處去了，杭州到［倒］時常短缺。常言道貨無大小，缺者便貴，故此比別處反勝。」則杭州油漆之供應，情形亦不亞于蘇州。

　　客商所賒欠之賬，稱為「客賬」。因非預有籌劃之信用貸借，而系臨時付款人資金缺乏所致，是以其帳目亦須挨戶索討，尤不能轉劃于信用貸款之店商，有如現代之銀行。索討欠帳，則經常曠日持久，有父子相承者。《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解釋蔣赴廣東遠行之動機為：「想起父親存日廣東生理，如今擔閣三年有餘了，那邊還放下許多客賬，不曾取得。」《呂大郎還金完骨肉》(《通》)主角呂玉為一大本錢布商往山西發貨，「遇著連歲荒歉，討賒帳不起，不得脫身」。以後呂玉因嫖妓而患風流瘡。下文稱：「捱到三年，瘡才痊好，討清了帳目，那布商因為稽遲了呂玉的歸期，加倍酬謝。」其文中未及直敘者，則雖大本錢布商，其發貨亦系零售為主。其所賒欠之購貨者，必非僅只一家，亦甚難可能只三家五家，而大概為十家或數十家。此又可與前述江西贛州府石城縣情形相印證。

　　《三言》中所述客商，通常搭雇內河船隻載貨，自備船隻者不可多睹。《蔡瑞虹忍辱報仇》(《恒》)敘明代事。內有卞福者，「漢陽府人氏。專在江湖經商，掙起一個老大家業，打造這只大船。眾水手俱是家人。」此情形似為例外。通常一般客商均需雇船。船主則以撐駕船隻為生，並不上岸貿易。《宋小官團圓破氈笠》描寫有一劉順泉者「雙名有才，積祖駕一隻大船，攬載客貨。往各省交卸，趁得好些水腳銀兩，一個十全的家業，團團都在船上，就是這只船本，也值幾百金，渾身是香楠木打造的。江南一水之地，多有這行生理。」另一船戶，則租得仕宦之家船隻，載貨牟利。此為《蘇知縣羅衫再合》（《通》)所敘「儀真縣有個做慣私商的人，姓徐名能，在五壩上街居住，久攬山東王尚書府中一隻大客船，裝載客人，南來北往，每年納還船租銀兩……」

　　客商有專包一船載運其貨物者，例如《陳禦史巧勘金釵鈿》中禦史所化裝之客商。亦有多數客商積資合雇一船者，例如《楊謙之客舫遇俠僧》(《明》)之三四十人共搭一船。後者在明代似為常態。明末戶部尚書倪元璐呈崇禎帝之奏疏稱，客商之一稅單，常包括應稅貨物二三千餘件，為客商數十人所共有此奏疏載《倪文貞公全集》，亦載于《續文獻通考》(《萬有文庫》本)，頁2938。本人節譯英文載於William Theodorede Bary(ed.)，Self and Societyin Ming Thought(New York，1970)，。亦即內河商船一船搭載之狀態，此與各稅關報告之情形亦吻合可見《北新關志》，節載于顧炎武之《天下郡國利病書》及清代之《淮安三關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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