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決與不求識字的文盲鬥爭！|方志敏

堅決與不求識字的文盲鬥爭！

　　堅決與不求識字的文盲鬥爭！(1)（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

　　在革命前我們工農勞苦群眾是沒有讀書的機會的，一天忙到晚，飯都弄不到吃，哪還能夠讀書呢？只有那班豪紳地主資本家的子弟，方才有錢進學校讀書，他們的錢，決不是生下帶來的，而是用地租、高利貸、商品利潤等方法剝削我們工農群眾的勞動力得來的。我們的幾個血汗錢，都被這班吸血鬼剝削去了，自然生活窮苦，無法求學，那班吸血鬼就拿著我們的血汗錢去進學校，由小學讀到大學，甚至出洋留學，學得一些知識來——當然無非是一些壓迫工農群眾的知識，就造成他們什麼畢業生、學士、博士的地位，他們把自己看得至高無比，把我們被剝削無錢讀書的工農看的一錢不值，常罵我們是：「粗人」、「鄉下佬」、「蠢傢伙」，看到我們總是似睬不睬，似理不理的樣子。在今天我們想起那班吸血鬼，藐視我們工農的傲慢態度，的確令我們五火生煙的氣憤。

　　現在好了！用我們團結的力量，把那班吸血鬼打翻下去，推翻了豪紳地主資本家的統治，建立我們自己的蘇維埃政府，這個世界已經是我們的了，現在我們生產出來的東西，都歸我們自己所有，吃的東西，穿的衣服，住的房屋，雖不能說是十分美滿，但是不至於缺乏什麼。在這個時候，努力識字讀書，提高自己的文化政治水平，這不但可能，而且是必需〔須〕了。

　　一個革命的工農分子，要想提高自己的政治認識，文化水平，能夠閱讀蘇維埃一切法令，及一切革命書籍報紙，加強自己的工作能力和鬥爭經驗，必須讀書識字才能做得到。不然的話，只能夠用耳朵聽，不能用眼睛看，所聽到的範圍一定不寬廣，知識一定有限得很，工作進步一定遲緩，對於革命工作就要受損失，有許多革命工作的人員，工作做得沒有什麼成績，主要的自然是他們沒有積極努力去做，但文化程度太低，不能完全瞭解蘇維埃法令和文件，所謂文化困難也足以阻礙他們的進步，所以不識字的人對於整個革命工作是有損失的。

　　關於識字之重要，過去省蘇文化委員會在很多的文件上都詳細說明了，例如：不識字的，不能讀書和看報，減少求知識的機會，不能記帳，一定會弄錯了收入與支出，不能看蘇維埃的法令與文件，工作一定會發生錯誤，總而言之，不識字的，是個文字上的瞎子——即文盲，事事都要落人後做尾巴，不識字是一個人最吃虧而又是最可恥的一件事。

　　許多工農份子都感覺到不識字的痛苦，他為什麼不熱烈去加入工農補習夜學〔校〕和識字班去求識字呢？主要的就是為一種畏難的心理所阻止，以為識字是一種莫大困難之事，決不能輕易學到，倒不如不學算事〔了〕。有些三四十歲的人，他們就感覺自己年紀太大了，記性太壞了，讀書是讀不成功的。他們有句頂要不得的話來拒絕讀書識字，就是：「八十歲還學扣〔擤〕鼻膿。」這種以老人自命的落後思想，更是一種不求進步的墮落思想。其實只要決心去學，繼續不斷地去學，就是年紀大一點，還是可以學到，決不可藉口年紀太大就不去求文化的進步，至於青年的男女群眾，更應積極去學習，以求文化進步，將來終身受識字的利益不盡。現在有許多青年群眾，不願意去讀書，每天吃了夜飯後，□在一塊兒鬧鬧笑笑，把大好時光，消耗下去，真是非常可惜！我們應該堅決與這種不積極去求學的份子作鬥爭。

　　其實識字，並不是一件頂困難的事情，雖並不是一天或幾天可以學會識字，但是一天又一天不間斷地去繼續學習，到了半年一年的時候，成績就很不小了。譬如：我們每天識五個字，一個月就可以識一百五十個字，半年可識得九百字，一年可識得一千八百字，讀書看報，當然都不成問題了。而且識字只是起頭困難一點，越下去就越容易，所以認為識字是困難的，固然是錯誤，而認為識字困難就怕難，不去努力學識字的，那更是無決心和毅力的人，這不是一個革命者，應有的態度，同志們！想想只要花一年半年的工夫，就可以讀書看報，這還不值得我們去努力嗎？

　　中央政府已經來了命令，規定各級政府，都要建立識字班，凡是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一律均須加入識字班，每人每日要識字五個，省蘇文化部在中央政府命令之下，發動識字運動，積極進行工農補習夜學〔校〕，並在各機關、各地方組織識字班，省蘇政府在目前財政困難的時候，仍提出一筆款子，補助工農補習夜校，津貼教員的生活與夜校的燈油，三百一十校工農補習夜校的用費，共需大洋五六千元，並印出一萬冊工農讀本，用費也在七千元以上，政府拿出這樣的鉅款，來發展群眾的識字運動，政府對群眾識字的注意，已經可以完全明白了。我熱烈地希望全體工農群眾、婦女群眾、尤其是青年群眾一律加入工農補習夜學〔校〕，及識字班，並下決心不間斷地實行每日認字五個的口號，不要懶惰，不要怕難，不要有始無終，用拼命競賽的精神，去進行識字的比賽，不要說我們工農群眾愚蠢，我們裡面是有許多傑出的天才。「到工農補習夜學去」，「加入識字班」，「每天識字五個，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掃除蘇區的文盲」，這是我們目前識字運動的主要口號，大家努力執行嘍！

　　【注】

　　(1)這篇署名方志敏的社論發表在由閩浙贛省蘇維埃文化部編印，1933年1月8日出版的《文化導報》（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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