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自傳二十三、為國際路線而鬥爭

二十三、為國際路線而鬥爭

　　贛東北的黨，是經過極端的艱苦鬥爭的鍛煉的。不但是領導同志，就是一般入黨較久的黨員，革命意志，也多是堅定而不動搖的。在艱苦頑強與階級敵人作鬥爭這一點來說，贛東北的黨，不會比哪個地方的黨遜色；在理論準備的程度上說，那就不免落後了一點。原因：（一）贛東北党的領導同志，從來就沒有受過真正的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的教育和訓練；在陳獨秀機會主義時候，我們都是省一級的負責黨員，但對於中國革命的許多基本問題——如中國革命的性質，革命的動力，革命的轉變等問題，不但我們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就是陳獨秀、彭述之之流，也就沒有摸到這些問題的門戶；同時，那時黨的工作作風，完全是家長制度，國際來的文件和指示，全沒有翻印過，發給各級黨部去討論。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我在南昌，是當任省農民協會秘書長的重責，同時又是江西省委農委書記，做了十個月的工作，除了看看《嚮導》報外（《嚮導》報就夠不上是一種健全的黨的機關報），其他的黨內文件，就一本都沒有看到，連黨的五次大會的決議，也未見過。當時，我與其他許多同志，常這樣想：國共合作，當然是不會長久下去的；什麼時候會分家呢？分家時，共產黨該怎樣做呢，是不是要來一個暴動以打倒國民黨呢？現在黨該怎樣準備呢？……這些問題，黨始終沒有為我們闡明過，我們也就得糊糊塗塗地過下去。本來上述許多革命的基本問題，列寧同志在生前就明白正確地解決了，寫在他的著述裡；可惜當時中國党的領導同志，龐然自大，不去虛心學習，自己陷入於機會主義的泥坑，將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引導到失敗。因此，無可諱言的，我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門外漢。（二）一九二七年以後，我們與中央的聯繫，極不密切，中央的許多重要文件和書報，我們都很少接到——我們接到中央的一本書，就等於拾得一件稀有的珍寶一樣，爭相傳閱。所以我們理論的進步，自然遲緩得多。

　　在長期鬥爭中，在解決許多實際問題中，我們不期而遇的是有過正確的立場，反對不正確的傾向，如屢次反對逃跑主義，反對過「左」傾向，緊緊地把握住「團結群眾」的路線，以及反對立三路線等——立三路線開始傳到贛東北時，我們曾經開會堅決反對過，認為是錯誤，後立三路線的中央六月十一日的決議來了，大家才不敢說話——但是我們反對那種錯誤，都不能從理論上圓滿地說明其錯誤的性質、由來與危險性，不過多半是覺得在實際上行不通罷了。

　　因為理論上的薄弱，政治上的幼稚，與工人領導同志的階級性，有些問題是解決得不正確的。最中心的是土地問題的解決，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同時我們也執行了立三路線，雖在執行中，是打了好些折扣。

　　黨中央的四中全會，是在共產國際正確領導之下開成功的，嚴格地揭發立三路線的錯誤，開展全黨的反立三路線的鬥爭。拿立三同志的路線與共產國際來信所提示的路線對照著，愈加清楚地看出立三路線是錯誤的，是有害的，是半托洛斯基主義的，是「左」傾盲動主義的；照這條路線做去，會將中國革命重複引導到失敗，實際上因執行立三路線，已使中國革命受到很大的損失！國際路線，才是正確的，是列寧主義的，是領導中國革命到完全勝利的大道。中央四中全會的決議傳到贛東北時，我們滿心歡悅地完全同意中央的決議，擁護國際的路線，在黨內開展了反對立三路線與擁護國際路線的解釋運動。隨後，中央又派了中央代表前來，召集黨代表會議，將贛東北幾年來的工作，來了一個總的檢閱。主要的有下列二點：（一）揭發了贛東北工作中立三路線的錯誤及其惡果；（二）揭發了富農路線的錯誤，並決定肅清富農路線的實際工作，如按照階級路線，進行土地的重新分配；蘇維埃的改造運動；農民群眾階級成分的重新確定；群眾團體組織成分的審查和洗刷；以及黨員成分的審查和洗刷等。黨及群眾工作方法亦須轉變和改善。這次大會提高黨員政治學習的熱情，提高全黨的理論政治水平，提高國際和中央在黨員和群眾中的威信。在群眾中，則開展了反富農的階級鬥爭，更加堅定和發揚基本群眾革命鬥爭的決心和熱情，蘇區因之得到更進一步的鞏固。

　　這次會議，最大的缺點，是：（一）沒有十分抓緊最中心的紅軍問題，如擴大紅軍，加強紅軍，改善紅軍中的政治工作，領導紅軍爭取戰爭的勝利等問題，都沒有特別有利的決議。（二）對於已表現出來的右傾保守主義，沒有盡情地揭發，給以打擊。（三）對於贛東北過去工作的優點，如團結群眾的工作，艱苦奮鬥的精神，從前好幾次反不良傾向的鬥爭等，都沒有特地提出來，以作今後工作的教訓，這未免有一概抹殺之處。此外還有其他錯誤。所以中央來信批評這次大會說，沒有抓住共產國際來信所提出的三位一體的中心任務，並有些地方，表現出右傾的估計。中央的批評，完全是正確的。

　　這次大會，是贛東北各種工作轉變——轉入國際路線領導下的關鍵，從此我們是在國際路線下作鬥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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