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自傳十二、「重起爐灶，再來幹吧！」

十二、「重起爐灶，再來幹吧！」

　　自國共合作以來，共產黨員為國民革命所盡的力，所流的血，所付與的犧牲，不可謂不多了。正因全國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在群眾中的努力工作，使全國廣大工農勞苦群眾同情和參加國民革命，又因得到無產階級國家大力的幫助，國民革命的勢力，才能在很短時期內，由統一兩廣而伸長到中國的中部。只因當時共產黨中央，為陳獨秀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統治著，不執行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不爭取革命領導權，拿到無產階級的手裡；而對於不能徹底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事事退讓，拱手將革命領導權送給它，結果，民族資產階級畏懼工農革命勢力的發展，乃中途叛變革命，投入於帝國主義的懷抱中，與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結成反革命的聯盟，來進攻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就因此失敗了。昔日在革命運動中努力拼命的共產黨員，到此，被捕的被捕，逃走的逃走，坐牢的坐牢，殺頭的就更多了——這就是血腥的清黨運動！有些在大革命時，企圖升官發財而混入共產黨的投機分子，現在原形畢露，紛紛登報聲明脫離了；另有一些怯懦分子，對反革命的屠殺恐怖，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躲藏起來，消極不做工作的也有，逃入寺廟去當和尚的也有——這也可以說是共產黨內部的自然清洗。只有那真正堅決革命的共產黨員，仍繼續不懈地奮鬥著。這一次，共產黨的組織，是遭受了極大的破壞，黨員犧牲不小；工農群眾由地主資本家的反攻而被屠殺的更不知有多少萬人！至今想來，這個機會主義的陳獨秀，你造的罪惡也不算小了。

　　我自一九二二年參加革命，到一九二七年，共有六年，都是做國民革命的工作。在這六年過程中，雖因肺病的糾纏，當然妨害不少的工作時間，但只要有一天病好，我就得積極工作一天；此時，國共分了家，從前在一塊做工作的暫時同盟者，現在都現出猙獰的反革命的臉孔來了。不好耍的，一見到他們，就要被他們一口吞了去，就要死！不是朱培德歡送（？）去武漢的時候可比了，要找個安全的站腳地，都是很困難的了。

　　然而，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篤誠的信仰者，大革命雖遭受失敗，但我毫無悲觀失望的情緒。我當時還不瞭解這次失敗的根本原因，而只認為是党不注意武力的爭取；他們有軍隊有槍，我們不要軍隊不要槍，於是他們的槍頭向我們倒下來指著，我們自然要逃走了。假若我在省農協工作時，中央指示要組織軍隊，那江西八十一縣，每縣組織一營農民自衛軍，是很不難的；有了八十一營農民自衛軍，朱培德歡送（？）我們出境，請我們滾蛋，我們倒要先歡送他，叫聲「朱先生，請！你滾蛋！」了。就在現在，我們有了相當的武力，他們反革命要殺我們，我們就和他們對殺一場，看他們又能怎麼樣！？我這種思想，當然是有理由的，這種不要武力，並自動解除武裝，繳武漢工人糾察隊的槍給敵人的錯誤，是這次大革命失敗的一個非常重大的原因！但這錯誤的來源，還是由於陳獨秀可恥的一貫的機會主義的路線而來的，這是我沒有懂清楚的，我只簡單的專看到「不該不要武力」這個問題罷了。我越想越氣，越憤激！

　　雖然如此，我又想轉來了；這次的失敗，只能是暫時的，中國革命的復興，革命新的高潮，必然要很快到來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必然要覆滅，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產主義；反革命必然要失敗，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後的勝利。」這是絕對的真理，同時，這也是我的基本信仰。好吧！錯誤是錯誤過去了，失敗是失敗過去了，算了吧！重起爐灶，再來幹吧！

　　我把好一點的衣服脫下來，同人家換了幾件破爛衣服穿上，化裝成了一個什麼樣子的人，我沒有照鏡子，也不知道了，只是這樣化裝一下，一定與原相是有點不同了。我背起包袱，穿上草鞋，一個人獨自走回弋陽。途中是經過了一些困難，也遇著一些有趣的事，如果是小說家用文藝的手腕描寫出來，倒是一篇好小說，現在我是坐在囚牢裡，是沒有心情去寫了。路上走了十幾天，在一個晚上更深人靜的時候，摸到了家。喊了幾聲門，把睡著的父親母親喊醒了，他們打開了門，讓我進去。「呀！你回來了！」這是我母親第一句話；接著，我家裡的親人和村中的農民，都來看我。看到我穿著一身破衣，知道我是化裝逃回來的，大家不免有點惘然之意。我囑咐大家要守秘密，不能在外面談說；大家都說：「這個自然。」我就躲在房裡不出來，連吃飯也在房裡。

　　潛伏各地的同志，一個一個被我派人去叫來了。

　　大家開了一個會，一致反對悲觀動搖，灰心消極，認為「重起爐灶，再來幹吧！」是對的。因決定從下層群眾做起，不要怕艱苦，乃分頭到各村去活動，在七天內，居然組成了二十幾個黨的支部，群眾團體，也組織了同樣的多。這是因為弋陽九區的群眾，在早就受了不少的革命影響，北伐軍到江西後，很快就組織了農民協會。第一件事，自然是打土豪劣紳！巨紳張大綱是捉起來了，其餘的土劣逃的逃，罰款的罰款，都給了他們以重創！李烈鈞的軍隊退到贛東時，土劣就請了一營人進攻九區，九區集合了五千農民同他們作戰，第一天把他們打退了，後因指揮無人，大眾潰散，被李軍燒了二十幾村房屋。漆工鎮就在此次燒得精光。群眾心裡，是永遠懷恨不忘的，這次有人去宣傳組織，所以他們就很快組織起來了。

　　檢查我們的武裝，實在太少了，力量太不夠了，乃決定我去鄱陽搞些槍來。鄱陽原有一個警備團，有槍一百支，團長為共產黨員胡烈(1)同志，可以說該團是共產黨的。我從吉安回弋陽時，途經鄱陽，曾在船上找到鄱陽的同志來說話，要他們將警備團帶到弋陽去，以保存實力。他們答應可以，所以我這次去鄱陽，滿以為可以將該警備團帶來，至少可帶來一半；哪知到了鄱陽，那班名為共產黨員而實則反動派的鄱陽老，早就以犧牲警備團為與劣紳妥協的條件，將警備團斷送了。胡烈同志撤了職，警備團裡面的黨員悉行開革，革命的警備團，現在變成豪紳地主忠實的守門狗了。我雖然氣得要命，但亦無法可想。隨後還是爭紅了臉，說了「你們把槍送給縣衙門，就是反革命！」才勉強將存在一個負責同志家裡的十支槍拿得來，他們還準備將此槍送還鄱陽縣衙門，以清手續呢！鄱陽那些假革命分子，以後都變為改組派姜伯璋的爪牙，破壞革命，不遺餘力。

　　在鄱陽會到省委派來的特派員(2)，聽到了他關於中央「八七緊急會議」經過的報告，才知道在共產國際指導之下，黨已經嚴格地指斥陳獨秀先生異常有害的機會主義的路線，這一路線將中國第一次震動全世界的大革命，活活地斷送了。党重新決定了正確的策略，決定了「土地革命」的口號，決定秋收暴動等。我聽到了他的報告，好不滿心歡喜！

　　我急速將十支槍運回，準備秋收暴動，計劃先攻下弋陽城，即以弋陽縣為根據地——這當然是一種幼稚的盲動主義的幻想。

　　從此，我開始進行土地革命的鬥爭了。

　　在此以前的六年，是我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而努力的時期；在此以後的八年，直至這次被俘為止，則是我為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為蘇維埃革命而奮鬥的時期。

　　【注】

　　(1)胡烈（1905—1931），又名李新漢，江西鄱陽縣人。中共黨員，曾任鄱陽革命委員會主任，紅軍團政治部主任、團政委。1931年5月在閩北崇安戰鬥中犧牲。

　　(2)為劉士奇（1889—1933），又名劉士驥，湖南嶽州人。時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員，省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