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子家敘論一論哲學乃語言之副產品

一論哲學乃語言之副產品

　　西洋哲學即印度日耳曼語言之副產品
　　漢語實非哲學的語言
　　戰國諸子亦非哲學家

　　世界上古往今來最以哲學著名者有三個民族：一、印度之亞利安人；二、希臘；三、德意志。這三個民族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他的文化忽然極高的時候，他的語言還不失印度日耳曼系語言之早年的煩瑣形質。思想既以文化提高了，而語言之原形猶在，語言又是和思想分不開的，於是乎繁豐的抽象思想，不知不覺的受他的語言之支配，而一經自己感覺到這一層，遂為若干特殊語言的形質作玄學的解釋了。以前有人以為亞利安人是開闢印度文明的，希臘人是開闢地中海北岸文明的，這完全是大錯而特錯。亞利安人走到印度時，他的文化，比土著半黑色的人低，他吸收了土著的文明而更增高若干級。希臘人在歐洲東南也是這樣，即地中海北岸賽米提各族人留居地也比希臘文明古得多多，野蠻人一旦進于文化，思想擴張了，而語言猶昔，於是乎憑藉他們語言的特別質而出之思想當做妙道玄理了。今試讀漢語翻譯之佛典，自求會悟，有些語句簡直莫名其妙，然而一旦做些梵文的工夫，可以化艱深為平易，化牽強為自然，豈不是那樣的思想很受那樣的語言支配嗎？希臘語言之支配哲學，前人已多論列，現在姑舉一例。亞裡斯多德所謂十個範疇者，後人對之有無窮的疏論，然這都是希臘語法上的問題，希臘語正供給我們這麼些觀念，離希臘語而談範疇，則範疇斷不能是這樣子了。其餘如柏拉圖的辯論、亞裡斯多德的分析，所謂哲學，都是一往彌深的希臘話。且少談古代的例，但論近代。德意志民族中出來最有聲聞的哲人是康德，此君最有聲聞的書是《純理評論》。這部書所談的不是一往彌深的德國話嗎？這部書有法子翻譯嗎？英文中譯本有二：一、出馬克斯謬勒手，他是大語言學家；二、出麥克爾江，那是很信實的翻譯。然而他們的翻譯都有時而窮，遇到好些名詞須以不譯了之。而專治康德學者，還要諄諄勸人翻譯不可用，只有原文才信實，異國雜學的注釋不可取，只有本國語言之標準義疏始可信。哲學應是邏輯的思想，邏輯的思想應是不局促於某一種語言的，應是和算學一樣的容易翻譯，或者說不待翻譯，然而適得其反，完全不能翻譯。則這些哲學受他們所由產生之語言之支配，又有什麼疑惑呢？即如Ding an Sich一詞，漢語固不能譯他，即英文譯了亦不像，然在德文中，則an Sich本是常語，故此名詞初不奇怪。又如最通常的動詞，如Sein及werden，及與這一類的希臘字曾經在哲學上作了多少祟，習玄論者所共見。又如戴卡氏之妙語「Cogito ergo Sum」，翻譯成英語已不像話，翻成漢語更做不到。算學思想，則雖以中華與歐洲語言之大異，而能渙然轉譯；哲學思想，則雖以英德語言之不過方言差別，而不能翻譯。則哲學之為語言的副產物，似乎不待繁證即可明白了。印度日耳曼族語之特別形質，例如主受之分、因致之別、過去及未來、已完及不滿、質之於量、體之於抽，以及各種把動詞變做名詞的方式，不特略習梵文或希臘文方知道，便是略習德語也就感覺到這麻煩。這些麻煩便是看來「仿佛很嚴重」的哲學分析之母。

　　漢語在邏輯的意義上，是世界上最進化的語言（參看葉斯波森著各書），失掉了一切語法上的煩難，而以句敘（Syntax）求接近邏輯的要求，並且是一個實事求是的語言，不富於抽象的名詞，而抽象的觀念，凡有實在可指者，也能設法表達出來。文法上既沒有那麼多的無意識，名詞上又沒有那麼多的玄虛，則哲學斷難在這個憑藉發生，是很自然的了。

　　「斐洛蘇非」，譯言愛智之義，試以西洋所謂愛智之學中包有各問題與戰國秦漢諸子比，乃至下及魏晉名家、宋明理學比，像蘇格拉底那樣的愛智論，諸子以及宋明理學是有的；像柏拉圖所舉的問題，中土至多不過有一部分，或不及半，像亞裡斯多德那樣竟全沒有；像近代的學院哲學自戴卡以至康德各宗門，一個動詞分析到微茫，一個名詞之語尾變化牽成溥論（如Cangality觀念之受Instrumental或Ablative字位觀念而生者），在中土更毫無影響了。拿諸子名家理學各題目與希臘和西洋近代哲學各題目比，不相干者如彼之多，相干者如此之少，則知漢土思想中原無嚴意的斐洛蘇非一科，「中國哲學」一個名詞本是日本人的賤製品，明季譯拉丁文之高賢不曾有此，後來直到嚴幾道、馬相伯先生兄弟亦不曾有此，我們為求認識世事之真，能不排斥這個日本賤貨嗎？

　　那末，周秦漢諸子是些什麼？答曰：他們是些方術家。自《莊子·天下》篇至《淮南鴻烈》，枚乘《七發》皆如此稱，這是他們自己稱自己的名詞，猶之乎西洋之愛智者自己稱自己為斐洛蘇非。這是括稱，若分言，則戰國子家約有三類人：

　　（一）宗教家及獨行之士；
　　（二）政治論者；
　　（三）「清客」式之辯士。

　　例如墨家大體上屬第一類的，儒者是介於一二之間的，管、晏、申、韓、商、老是屬第二類的，其他如惠施、莊周、鄒衍、慎到、公孫龍等是侯王、朝廷、公子、卿大夫家所蓄養之清客，作為辯談以悅其「府主」的。這正合於十七八世紀西歐洲的樣子，一切著文之人，靠朝廷風尚，貴族栽培的，也又有些大放其理想之論於民間的。這些物事，在西洋皆不能算做嚴格意義下之哲學，為什麼我們反去藉來一個不相干的名詞，加在些不相干的古代中國人們身上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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