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傅斯年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

　　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臺，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有時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時是有些人專心致力，加速自蝕運動，惟恐其不亂，如秦朝「指鹿為馬」的趙高，明朝的魏忠賢，真好比一個人身體中的寄生蟲，加緊繁殖，使這個人的身體迅速死掉。

　　國民政府自從廣東打出來以後，曾辦了兩件大事，一、打倒軍閥（這也是就大體說）；二、抗戰勝利。至於說到政治，如果不承認失敗，是誰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敗不止一事，而用這樣的行政院長，前有孔祥熙，後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藥的事。現在社會上若干人士，對於政府的忍耐，實在沒有一個人可以忍耐現狀，而是由於看到遠景，怕更大的混亂，再死上幾千萬人，徹底的毀產，交通斷絕，農業解體，分崩離析，弄出一個五胡十六國的局面，國家更不能有自由獨立的希望。然而一般的人總是看現狀不看遠景的，看當前的政治，不看過去的功勞的，所以英美法政府，今天都不是他們抗戰時代的組織。即是能看遠景的少數人，久而久之，完全失望，徹底覺得在「魔鬼和大海之間」，也只有等死而已。書曰：「為政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所以今天能決定中國將來之運命者，必須會悟今天政治的嚴重性不在黨派，不在國際，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極了，而第一件便是請走宋子文，並且要徹底肅清孔宋二家侵蝕國家的勢力。否則政府必然垮臺，而希望政府不垮臺，以免於更大的混亂者，也要坐以待斃，所謂「火災昆崗，玉石俱焚」，今天良善的人誰無「人間何世」之感？

　　宋子文第一次總持財政經濟，本也看不出他有什麼政治家的風度，而為人所知的毛病實在不少。然而當時總還有人寄望於他。第一，他雖然也有錢的不得了，當時人的心中，還總以為他是用的政治地位，以「資本主義社會共同允許之方式」得來，仿佛像法國官僚，從窮小子到大富翁一樣，還不曾直接作了扒手。在他手中財政政策改變時，沒有先加上一陣混亂，如孔祥熙在改法幣時上海金融市場的怪像。弄得中外騰醜。第二，那時候國內企業在自然進步中，上海銀行業在發展中，他越借錢（就是公債票等）銀行越要借給他（這是資本主義走上坡路時必有之事），挾著政府力量擴大的憑藉，一切滿意稱心。第三，那時侯他雖然做到了財政經濟的獨裁者，如德國的沙赫特（這是說他的權力，不是說他的能耐），還並未作行政院長，「總率百揆」（孔祥熙作壽的話），他的深淺，世人未盡如。

　　接看，他走了，孔祥熙「十年生聚佐中興」（這是一個什麼人送孔的壽聯），幾乎把抗戰的事業弄垮，而財政界的惡風遂為幾百年來所未有（清末奕劻有貪污之名，然比起孔來，真正「寒素」得很，袁世凱時代所用的財政人員，如周自齊周學熙皆謹慎的官僚，並沒有大富），上行下效，誰為禍首罪魁？於是宋氏名聲頓起，「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與其說是宋的人望，毋寧說是對孔的憎恨。試想當時宋未上臺前兩年中重慶的街談巷議，真正有今昔之感。又看他初次出席參政會，會場中的人，擠得風雨不通，連窗子外門外都擠上千把人，都城人士的心理，對他是怎麼樣熱望的？稍有常議，稍知檢點，稍通人情，何至於弄到今天，弄到國人「欲得而食之不厭」，而國家受他這樣的摧殘，不自愛的人，實在沒有過於他的了。他在美國時，國人苦於孔祥熙，所以寄望於他，當時國內的一般人，總以為他對美國有辦法，對經濟有辦法，而當時自美回來的人，頗說他在美國弄得一團糟，對經濟不會有好辦法，當時的人因為希望太渴了，還多不信，現在久已百分之萬的證明了，還不止於此呢！

　　說他這幾年走下坡路的行事（以前也未必走上坡路，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國家人民也隨著他走下坡路的損失，真是寫不盡，我也不屑寫，只把他最荒謬之點分解一下：

　　一、看他的黃金政策。

　　他上臺最初一件事，是給以前買金子者一個六折，這中間，有小公務員，小資本家，也有大商人，官僚資本家。當時大公報還是有條件的贊成，我也一樣，寫了一文，載大公報，強調政府在戰時可以徵用私人的資本，但須用累進的辦法，尤其是再想法子找大戶。前者的原則是，國家為戰爭籌款，必須有錢者出錢，後者的原則是，擔負不能在窮人身上。現在想起來，真正做到「君子可欺以其方」了。累進辦法，在參政會並且屢次提出過，我們強調他更改，財政當局說，大戶買時化小戶，無法子分，爭執不得結果。假如照那時他的說話，已買者尚可收回，未買者如何可以不加管制？近來，有一天拋五噸，經常是每天幾千條或幾百條。真正做到他的「自由貿易」的原則。然而試問，如果今日如此「自由」，當年何必「充公」？金價的波動，尋常百姓是吃不消的，雖然各處集到上海的遊資許多不易查考，然而一買幾千條的大戶是誰？豈皆不能查出？報載最近風波之掀起是山西幫，傳說是孔宋鬥法，二公本無好感，何不可查查？自己的人是不是也在中間？是不是因為自己的人，一家同姓，一派下屬，一大組合（如美國報所說：「Song Combine」「Kung Comdine」）而無從下去？如其不然，中央銀行賣金子的鐵幕何不可以為立法院，監察院，參議會駐會委員會揭開？我們國家是不是一個金子國，取之不盡的？如其不然，是不是還有別的方法吸收遊資？是不是能和整個經濟政策配合？一旦用得差不多了之後，何以善其後？如果今日是「自由」是，則前年之「充公」非。如果前年之「充公」是，則今日之「自由」非。所以縱然「不是」黑暗重重，也是無辦法，無見識，無原則。子子孫孫要還的黃金債，他這樣子玩，玩得領導物價，不特不足平抑物價，反而刺激物價，紊亂物價，至少說來，他是澈底失敗了。

　　二、看他的工業政策。

　　抗戰勝利，他宣言曰，後方工業，無法保持，這是事實，但總要仔細檢點一下，那些確有設備，那些只是玩槍花，分別情形，檢好的收買其設備，所以答其贊助抗戰自滬川之熱誠，這也不是太難的事，正所謂「裁者培之，傾者覆之」。然而他一筆抹殺，不問青紅皂白，於是***大得意，高喊民族資本家。所有收復區敵偽的工業，全部眼光看在變錢上，有利可圖者收歸「國有」，無利可圖者「拍賣」，於是工廠一片停止聲。去年一年，上海小工業，停頓者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今年上半年恐怕要全部解決，他為政府籌款，辦中紡公司之類，只要辦得好，是可以的，那些鬧的，也是要分贓的，不出代價，又借流動金。然而一般工業在水準上者總須加以維持，不好，改良他，不能坐視其死，更不好，不管他，不能連好帶壞一律不問，政府是有責任的。這是失業的問題，即最嚴重的政治問題。他毫無根本辦法，聽說新任經濟部長，本有一個「收購成品」的計劃，如生產局。他置之不理，僅僅貸小款，這是把錢投入大海的；比投大海還糟，他們拿去；好的屯積，壞的又是黃金美鈔，搗政府的亂。省小錢於前，花大錢於後，忽開頭於前，無所措手於後，治病的辦法不做，添紊亂的辦法做去。年前年後，一切一躍一倍，最近一躍幾倍，還不是更要多發鈔票，聽說他在做了行政院長後，第一次出席院會，說，計劃不必行者，即不付錢，減了還是費錢；計劃可行者，不必減他錢，這是神智開朗的話，何以行起來並不如此？為少用法幣，抓得緊，是對的，然而要有經濟政策，使人不失業，無經濟政策之財政政策，是玩不轉的，發大票子，專選年關，出口加補助，不看英美法律。前者毫無常識，後者毫無知識，再由他這樣下去，三個月後，景象可想，也不忍想，今天連資本家也有許多同情***，開萬國未有之奇，他把他的政府伺候得這樣子的，人民不必說了，他心中反正沒有人民的。

　　三、看他的對外信用。

　　美國人有許多話也是亂說的，但嚴重的話，出於有地位之人，不能不弄個明白，為國家留體面，麥帥的經濟顧問，說他如何如何，他憤然「更正」，那個人又說，宋如不承認，我舉出事實來，所謂（Song Combine）如何如何。他便不響了。又如美國紐約「下午報」說他把聯總送中國醫院約調節溫度器幾架搬到自己家裡，這幾件東西究竟在那裡，他也不弄明白。諸如此類，我實在不忍多說下去。大凡一個上軌道的國家，原來經商的人一經從政，須擺脫商業，英國制度，不特閣員如此，即一個下院議員（上院是無作用的「辯論會」，故無此限）如其公司與政府簽買賣合同，其議員資格自然無效。偏偏孔宋二公行為如此，公私難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而「以直道使人，雖勞不怨」。國家困難，上海經濟難維持，假如自己有清風，仍舊可以有辦法的，辦人也可以取諒於人的，自己無Vested interest可以制人的，如自己（包括其一群人）又是當局，又是「人民」，他人不得到意外便宜的，皆要反抗的。我向社會廣泛提議，如立法院，如參政會，以及一切人民，都該徹底調查，上海及他地以及國外，所有豪門權族之「企業」是些什麼內幕。他們的營業範圍如何？他們的外匯得自何處。

　　四、看看他的辦事。

　　他在行政院，把各部長都變成奴隸，或路人。一個主管部的事，他辦了，部長不知，若報方知之，真正偏勞得很，各部長建議，置之不理是最客氣，碰釘子更尋常。這是他有興趣的部。如無興趣的部，則路人相待，反正要錢無錢，說話不理。他可以說，行政院不是由他組織的，這也是事實，然而如由他組織，不知是那些小鬼呢。他平常辦事，總是三幾個秘書，在上海，總是三幾個親信，還有他的三幾個「智囊團」，行政大事盡於其中矣，國家命運如此決定矣。我看，他心中是把天下人分做兩類；其一類為敵人，即現行的敵人和潛伏的敵人（Potential Enemies），其一類為奴隸，中間並無其他，所以他管到那個機關，那個機關的長官便是他的奴隸，至於一列其他人，他都不願見，見亦無可談，開會不到，立法院參政會請他不來，至於人民請願，更不待說，見人傲慢而無話，似乎奴隸之外全是他的敵人。這樣行政，豈特民國「民主」不容有此，即帝國專制又何嘗可以，只有中國是他的私產，他才可以如此做的。

　　五、當政的人，總要有三分文化，他的中國文化，請化學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見蹤影的，至於他的外國文化，儘管英國話流暢，交些個美國人（有美國人說，看他交接的是些什麼美國人，便如道他是什麼人）是決不登大雅之堂的。至於他的態度，舉兩件一輕一重的事為例：他大可不請客，既請客，偏無話可說，最客氣的待遇，是向你面前夾菜，此之謂喂客，非請客也。勝利後第一次到北平，時常在某家，一日，大宴會，演戲，文武百僚地方紳士畢集，他遲遲而來，來的帶著某家之某人，全座駭然，此為勝利後北平人士輕視中央之始，因為當時接收笑話，尚未傳遍，這事我只可說到此為止。在高位者，這些是要檢點的。

　　說他不聰明罷，他洋話說得不錯，還寫一筆不壞的中國字（我只看到報載他的簽名），說他聰明罷，他做這些事；難道說神經有毛病嗎？

　　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

　　各報載，今日之黃金潮是孔幫與他搗亂，他如退休在上海的「林泉」，焉知他的幫不與後任搗亂？後任未必行，即行，四行在幾種勢力下如何辦事，何況另有他法搗亂？所以孔幫宋幫走得遠，也許還有辦法，因為假如整頓財政經濟，必須向這幾個最大的「既得利益」進攻的，如其不然，不堪再摘，「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是最客氣的辦法，「摒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才是最小可能有效的辦法。我虔誠希望有此事，不然，一切完了！***最歡喜孔宋當國，因為可以迅速的「一切完了。」然後他們就到南京了，蒙古「混同」時代的版圖就要如樣出現了。國人不忍見此罷？便要不再見宋氏盤踞著！

　　（原載1947年2月15日《世紀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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