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第十三章省港大罷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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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省港大罷工(3)

　　罷工的中心策略

　　罷工的頭兩個月，因封鎖香港，海外交通完全斷絕，任何國家輪船皆不准其出入廣州。這樣一來，這種封鎖不只封鎖了香港，而且封鎖了我們自己。

　　因為廣東米糧向來仰給海外，以香港為總轉運之門戶，如不溝通海外直接航運，勢必自困；再則廣東工業尚不發展，貨品無以自給，特別是燃料缺乏，如不溝通外埠直接運來，亦系自困。此外還有兩個問題須得解決：一個是商人營業問題，很顯明的，沙基慘案之後，愛國空氣高漲，一時商人停止貿易，尚可隱忍；時過境遷，熱潮低降，商人非要求貿易不可。再一個是帝國主義聯合問題，也是很顯明的，英、美、日帝國主義年來爭奪廣東市場，極為猛烈。據《中國海關貿易冊》的數字，英貨逐年遞減，日、美貨則逐年遞增。廣東排英，在日、美自然認為是取英而代的絕好機會，如廣東抵制一切外貨勢必逼成日、美與英協同對我。罷工委員會有鑒及此，於是決定一種「特許證」制度，訂定「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此特許證由罷工委員會、商務廳、公安局、外交部共同鑒字發出。這個特許證實行後，真的，上海、暹邏等處商船聞風而來，美國大來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國商船亦要求領證複業。於是上海廣州間之航線，暹邏與廣州間之航線，直接打通，廣州江面每日有四十餘隻船入口，為廣州有史以來所未有的現象。

　　這一個「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之原則，是省港罷工的中心策略，真的，在這個中心策略之下，解除廣東經濟的困難，保持廣東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最後還促進廣東經濟的獨立發展，使這個偉大的罷工，得以堅持如此長久的歲月，就是由於這個中心策略之正確。

　　工商聯合

　　這裡我們要說到當時廣東商業資產階級對於罷工的態度。當罷工開始時，特別因為發生沙基慘殺，商業資產階級為愛國空氣所降住，當然不敢公開反對罷工，同時也不贊助罷工，譬如罷工開始時，我們要廖仲愷（當時他身兼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和廣東省政府財政廳長）召集全市商人開會，商量捐助罷工經費，結果是商人只捐數千元敷衍面子。罷工委員會自動宣佈特許證制度後，商業資產階級才乘機向罷工委員會進攻，原因是此時正是胡許兩派陰謀政變，政局杌隉不定，我們內部裡極端困難的時候，他們看清了這一點，受胡許兩派的指使，於是挺身出來反對特許證制度。問其所持理由，則曰「手續麻煩，手續費太重」。罷工委員會認為這是枝節問題，手續可以力求簡單，手續費亦可准予減免，但不能取消特許證。商人仍堅持反對，主張根本取消。不久廖案發生，政府斷然處置，解散反動軍隊，通緝反動政客，驅逐胡許出境，政府轉危為安。罷工委員會又自動取消特許證，並提倡「工商聯合」，邀請四商會共同商議善後辦法。罷工委員會提出仍以「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為原則，訂立工商善後條例，共同蓋章，張貼佈告，以資遵守。以後只在罷工委員會領取輪船出入口證，不須經過商務廳公安局外交部等機關簽字，手續費一律減免。商業資產階級見我們鎮壓反動如此神速，政局突然安定，又見我們自動取消特許證，已無可藉口，對於「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這一原則，當然不便反對，如反對無異自承為英帝國主義走狗。因此商業資產階級完全接受罷工委員會的提議，罷工委員會與四商會聯名蓋章的皇皇佈告遂貼滿街上了。

　　的確，從此以後，商業資產階級對於罷工不僅不反對，而且相當贊助，這不是他們革命性的表現，而是有經濟的原因。原來廣州自與海外直接建立交通以後，商務突然興盛，不僅比罷工開始時興盛，而且比沒有罷工以前還要興盛。茲將粵海關一九二五年七月罷工以後各月份收入統計，與一九二四年同月份的作一比較：

　　

　　觀上表，可看出，七月罷工初起時，海關收入較一九二四年同月份少三分之二，此時商務可說極壞，但自十月與海外直接建立交通後，則不僅完全恢復原狀，而且逐月均有增加，一九二六年一月比一九二五年同月，超過五分之三。為什麼呢？第一，因為廣州與海外直接建立交通，第二，因為廣州與香港澳門交通斷絕，而且內地向來向港澳直接採辦貨物者，現在都改向廣州採辦，廣州之批發商業乃驟然興盛；所以當時資產階級的報紙也說：「此種情況，誠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也。」這樣，罷工不僅不妨害廣州商務，而且大有造于廣州商務。這就可以解釋當時廣州商業資產階級能夠接受罷工委員會「工商聯合」的口號，甚至於到一九二六年一月，香港政府不接受罷工條約時，廣東四商會開大會，義形於色的做決議說：「此次罷工為人民自動，出於愛國運動，爭回國體與人格，各工友如此犧牲熱烈，我等商人亦應聯合一致熱烈援助，務求達到香港完全承認復工條件為目的。」

　　國民黨與這次罷工

　　這次罷工是由共產黨發起而成的。究竟國民黨對這次罷工取如何態度呢？這裡須得加以敘述。在罷工發動的開始數日，共產黨中有一部分同志，有這樣一種機械論的見解，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罷工是無產階級的事情，所以省港罷工應完全由共產黨獨立領導，不要國民黨來過問；國民黨來過問便會奪去領導權。」其實領導權共產黨是不是會失掉，那要看共產黨在罷工工人群眾中的工作是不是努力才能決定，拒絕國民黨過問是不能保證共產黨對罷工領導權的鞏固的，並且這種拒絕國民黨過問，實際竟拒絕國民黨幫助，假若當時不取得國民黨幫助，的確罷工不到一個星期便要倒臺。試問十幾萬人的伙食經費從何取得？無疑的這種機械論的幼稚見解是不對的，當即被黨否決。不僅要國民黨過問，而且要拉國民黨來過問，這樣才能取得國民黨目前迫切的物質幫助，這與領導權問題全是兩件事。的確當時國民黨因劉楊戰爭剛畢，新勝之餘，對於民眾運動極為援助，特別是劉楊戰爭之中，鐵路工人與海員工人罷工給予他們軍事上很大的便利（請參看下一章[20]），所以使得他們懷好感，省港罷工起，共產黨要求國民黨經濟援助，他們很慷慨的承認而且實行了。

　　後來才接各方面的捐款。從罷工開始直到一九二六年六月，罷工委員會收入是這樣：國內捐二十五萬元，海外華僑捐一百十三萬元，租捐及政府收到各方捐款二百八十萬元，殷實紳富捐二萬元，拍賣英貨四十萬元，罰款二十萬元，其他二十萬元，共四百九十萬元。

　　的確，國民政府財政部，自始至終是每月送給罷工委員會一萬元。

　　當然國民黨內部對於罷工的態度是不一致的：右派是始終反對，左派在罷工的頭半年的確是熱誠擁護的。左派擁護罷工的原因，在政治方面，我們在上面已經說了許多，很明顯的他們那時完全要依靠工人幫助才能把握政權，故不能不擁護罷工。在經濟方面，我們來多說幾句話。

　　自罷工以後，國民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一九二二年，廣東全省收入為一千萬元，平均每月為八十三萬三千元。一九二四年收入僅七百九十八萬六千元，平均每月為六十六萬五千元。一九二五年罷工以後，八月收入為一百五十萬元，已比前兩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數增加不少。到十月，收入達到三百六十一萬六千元。十一月收入為三百八十萬元，則較前兩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數多至六七倍了。

　　為什麼呢？因為一方面是由於廣東統一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則因為省港罷工，斷絕與香港交通，把大門關住，好讓政府來從容的有計劃的從事財政的整理。原來廣東經濟向來是受香港所操縱和支配。比方廣東政府所設立之中央銀行，孫中山在時，舌敝唇焦要求人民信任他們紙幣，但結果經不起香港紙幣之操縱，使得中央銀行紙幣價格起落不常，信任動搖。直到罷工以前，中央紙幣一元還只當三四角用。罷工以後，加以沙基慘殺，於是廣東人民抵制香港紙幣，又兼封鎖，故香港紙幣當時幾乎絕跡於市面，而中央銀行乘此加以整理，再不受香港紙幣的操縱，因此信用恢復，營業擴張，紙幣變為十足十用。舉銀行就可以概其餘。

　　從上面的事實，就可以解釋當時左派政府為什麼熱誠擁護罷工；又何況政府每月送給罷工委員會的一萬元，事實上是政府從各方面收得的罷工捐款，慷他人之慨於己毫無所損，又何樂而不為。

　　但是這些左派，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以後，對於罷工就有些冷淡了，當然廣東統一了，不再需要罷工工人了，又加上右派借罷工如何「不法」的誣衊事實，專門與左派為難，小資產階級動搖的根性發作了，遂日益與罷工工人離開。

　　三月二十日政變，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新右派掌握政權以後，無疑的是反對省港罷工，其所以不敢斷然解散罷工者，因他們自己力量還感覺不足，一時還不能脫離無產階級，因為省港罷工到此時確已形成一個堅固的力量，而且是正在與帝國主義鬥爭著，無端解散罷工，於力固所不能，於理亦所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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