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第八章職工運動消沉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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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職工運動消沉期(3)

　　流氓工會的招搖

　　消沉期中，還有一特殊現象，就是流氓工會的興起，「二七」失敗後，有幾個曾與武漢工會發生過關係的知識分子的共產黨員，潛逃上海，閒居無聊，由動搖以至於叛變，於是遂與湖南勞工會殘餘分子及上海招牌工會分子，聯合起來，形成流氓工會的大聯合，發起成立「上海工團聯合會」，時在一九二四年春。起首他們還標榜無政府主義，提出「只問麵包，不問政治」，「工會自治，不許政黨過問」，「穿長衫的，快滾出去」等口號。他們反對的對象，不用說是共產黨，所提口號即是針對共產黨而言（其實他們自己就是穿長衫的，呵！是穿西裝吧）。這些口號，很明顯的是帝國主義軍閥資本家所需要的，那時帝國主義在租界極端嚴禁共產黨活動，吳佩孚正在告誡鐵路工人：「不要為學生政黨利用」；蕭耀南正在通令各工廠，勒令工人具結「永不加入政黨」，這些流氓得帝國主義的諒解與保護，在上海公開活動，不用說他們當時是共產黨的一個敵人，我們卻和他們作過堅決的鬥爭。

　　國民黨改組後，革命勢力逐漸團結與開展，國民黨內立即起了分化，代表買辦階級的分子首先起來反對改組，形成第一批右派，與共產黨和當時的國民黨左派處於敵對地位。流氓工會於是又與國民黨右派相結合，實行反動。

　　這些流氓工會，當時在上海專做破壞工人事業的勾當，如勾結絲廠廠主破壞絲廠女工罷工，勾結南洋煙廠廠主破壞工人複業運動，甚至毆打國民黨中央工人部代表等。

　　這種流氓工會，曾經有過企圖，要組織全國工團聯合總會，他們曾派人到北方一帶活動，但是他們這種企圖，卻被一九二五年「五卅」的反帝高潮所淹沒了，他們在上海的組織也從此就煙消雲散了。

　　困苦艱難中的工會工作

　　消沉期中，我們的工會工作，確實困難萬分，從上面敘述中，已可看到我們在當時的工作範圍是如何狹隘，完善的僅安源礦工工會。鐵路工會又稍起即僕。在上海方面，我們只有一個印刷工會，一個機器工人俱樂部和一個金銀業工人俱樂部，後來成立一個店員工會，人數卻是很少。武漢方面，只有人力車夫工會、花廠工會等。此時給予我們最苦惱的問題，就是在困苦艱難中如何組織的問題。赤色職工國際恰于此時派代表到中國，我們與他討論的結果，於是決定以「工廠小組」為此時組織的中心工作，就是在每個工廠的工作處，成立若干個十人以下的秘密小組，這些小組，視環境而決定相互關係，如環境好的地方，各小組組長可以發生關係或開聯席會議，否則，各小組彼此不發生關係，其組長與工會的組織員接頭。這個新組織路線，的確在當時收到部分的成效。

　　此時國民黨已經改組，當時國民黨左派領袖確有意思改造成為一個有組織的黨，一個接近民眾的黨，但這種事他們卻不在行，不得不依靠加入國民黨的共產分子，共產分子當時在國民黨各級黨部工作的不少，特別是工農兩部大半為共產分子主持。國民黨自改組後，經共產黨的宣傳與提攜，此時聲譽日起，共產黨當時的職工運動，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也用國民黨的旗幟去做，如在上海，我們曾用國民黨的名義，在楊樹浦、小沙渡、吳淞、浦東等處開辦工人補習學校，這種工人教育運動，的確給了我們公開工作的可能，找出不少線索，於是不久就成立工人團體，如楊樹浦，我們成立了「工人進德會」，小沙渡，我們成立「滬西工人俱樂部」等。

　　職工運動之轉機沙面罷工

　　自「二七」失敗後，消沉狀態直到一九二四年上半年還未改變，七月廣州沙面發生大罷工，才表示著這種消沉狀態應該中止了。

　　在沙面沒有罷工以前，中國工人遭受三大慘劇：第一是上海祥經絲廠燒死女工一百余人；第二是山東坊子煤礦，淹死工人七十五名；第三是唐山煤礦壓死工人五十三名。這些慘案，應該激起工人的奮起，但當時工人竟無絲毫表示，這可見當時消沉到如何程度了。此外有幾個罷工影響亦不大，如五月間湖南湘潭的錳礦罷工，九江的日清碼頭工人罷工和六月的上海絲廠女工罷工，均不得結果。

　　沙面為帝國主義在廣州的租借地，此時頒佈一新警律，自八月一日起，沙面華僕出入租界，概須攜帶執照，照上須貼主人相片，每晚九時以後，華人非帶執照不能入境兩次，但西人、日本人、印度人、安南人卻均可自由，這分明是對中國民族的侮辱！於是引起沙面華人憤怒，于七月十五日宣佈罷工，後來華捕亦加入罷崗，一直相持至八月十七日方解決，取消新警律。

　　沙面罷工卻給了帝國主義相當打擊，不消說給了中國人以勞動運動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重要意義，而為後來省港罷工有力的啟示了。此次罷工確哄動了廣州與香港，並且影響還及於中部與北方。

　　此時廣州確有一新的革命氣象，工人運動固然勃興，就是農民運動也發展起來，海陸豐一九二三年便有過農民減租鬥爭，此時廣寧又發生抗租鬥爭，以至與地主武裝衝突，農民協會已在好幾縣成立起來，廣州工人代表會在國民黨中央工人部直屬之下成立起來，此時工人還成立了工團軍，農民成立了農民自衛軍。正在此時孫中山因廣東商人反對他，感到地位困難，見此新生的工農勢力擁護他，一時頗為左傾，十月十五日孫中山堅決的舉兵削平商團，即受工農運動的影響。「商團之變」是廣東當時一件大事。商團為香港滙豐銀行買辦陳廉伯與佛山大地主陳恭受所組織，受香港帝國主義指示，陰謀推翻孫中山，自建所謂商人政府。在國外私購大批軍火，被孫中山發覺扣留，商人兩次罷市要挾發還，並開槍射擊十月國慶日之遊行群眾，孫中山十月十五日舉兵將商團擊潰，是為「商團之變」。

　　此時廣州還開一個太平洋運輸工人會議，有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出席，到中國、爪哇、菲律賓、日本、新加坡等處運輸工人代表，這是太平洋運輸工人的第一次聯合，當然給予中國職工運動之轉機以很大的影響。

　　廣州以外，九月八日上海有南洋煙廠工人罷工，參加者七千餘人，因反對廠方反悔舊有條約另定苛刻條約而起，結果失敗，失業者一千七百多人，這次罷工失業，引起廣州工人之不平，相率抵制南洋煙草入粵，相持數月。我們在上海差不多兩年沒有領導過大的罷工了，這算是第一次「複業開張」。在這次罷工中，為援助罷工問題，我們與國民黨右派發生激烈的鬥爭。

　　此外漢口發生八千多人的人力車夫罷工，蘇州發生一萬多人的機織工人罷工，浙江余姚發生一萬多戶的鹽民罷工，廣州有報館排字工人罷工，這些都表示中國職工運動復興的朕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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