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近直接革命行動時之組織問題|鄧中夏

迫近直接革命行動時之組織問題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右傾機會主義者往往喜歡以黨與工會組織是否強大為出發點來估計革命高潮是否到來，他們說：「黨的組織如何剝弱，党與工人群眾之組織連系如此削弱，那裡有革命高潮？」自然這種觀點與列寧主義無絲毫相同之處。

　　列寧估計革命形勢從來就不以組織問題當做出發點，請看列寧所說的話：

　　「革命的根本規律，經過一切革命證實的，尤其經過二十世紀俄國三次革命證實的，就在於：只有被剝削的和被壓迫的覺悟群眾不願照舊生活下去並要求改革，這對於革命還是不夠的；對於革命，必須剝削者自己也不能生活下去並管理下去。只有此時，即『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然後革命能夠勝利。換一句說：沒有全國的（同時影響被剝削者和剝削者的）恐慌，革命是不可能的。這是說，對於革命，第一必須是大多數工人（至少大多數覺悟的有思想的能政治活動的工人）完全瞭解革命的必要並準備好好為革命犧牲生命；第二必須是統治階級發生政治的恐慌，這恐慌牽引最落後的群眾也參加政治，削弱政府勢力，並促成革命者去迅速推翻政府」。（見《左派幼稚病》）

　　從革命經驗上，我們也曾看見革命政黨的組織力量儘管脆弱，然而革命高潮仍然到來，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便是顯明的一個證據。當時俄國布爾塞維克黨在大戰期內所受壓迫，一切公開的組織完全被取消，一切公開的報紙全行被封。此外因布爾塞維克堅持敗北的態度，通緝尤烈。黨的組織，大受損害。黨的組織在其發展的過程中，總未能與革命事變的發展同一步驟。因此，在沙皇制度崩潰的時候，布爾塞維克的組織非常渙散。各地的組織與中央的領導機關，甚至毫無聯絡。黨的組織如此，黨對於群眾的組織聯繫其薄弱則是達於極點，誰都知道二月革命爆發的時候，布爾塞維克對於群眾的影響較之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不知要弱得若干倍。然而俄國革命高潮並不因革命政黨組織力量之脆弱而不來。在中國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爆發的前夜，大家不會忘記我們的党全國黨員不到五百人，然而五卅革命高潮也不曾因此而不來。右傾機會主義者以組織是否強大來估計革命高潮是否到來，無疑的只是遮蓋他們懼怕革命拒絕革命的鬼臉而已。

　　當然我們不能從此走到另一極端的傾向，以為革命高潮反正不因革命組織力量之脆弱而不來，於是說：「我們爭取黨對群眾的政治影響就夠了」，因而輕視組織問題。無疑的這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我們深深相信革命高潮雖然不因組織脆弱而不來，然而共產黨的鞏固，赤色工會及一切革命組織的壯大，黨與群眾組織聯繫的堅強，是促進革命高潮加快到來的重要動力之必要條件，是革命高潮到來時党的領導保證之必要條件，亦是革命勝利保證之必要條件。我們固然看見俄國二月革命布爾塞維克黨組織的脆弱，我們也不要故意看不見二月革命後布爾塞維克黨組織突飛猛進的進步。

　　四月布爾塞維克的臨時大會，有一百三十三個代表，代表七萬六千有組織的工人出席，雖然還趕不上一九〇七年五月倫敦代表大會（那時在秘密環境之下，其所代表的工人卻有十五萬之多）但無論如何四月的臨時大會比二月革命時要算是廣大的發展。二月革命後兩個月以來，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與工人群眾的連系密切得多了，其影響傳佈亦甚為廣遠。特別到八月所舉行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有一百八十七個有表決權的代表，一百零七個有發言權的代表出席，顯然的比臨時大會又有驚人的發展。八月以後群眾也完全脫離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影響轉到布爾塞維克之下來，工農兵蘇維埃也是布爾塞維克占絕大多數，從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手中轉移到布爾塞維克的手中。也就因此很迅速的促進十月革命的到來，很順利的推翻資產階級政府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所以組織問題的確是迫近直接革命行動時萬分迫切的問題，我們須得堅決的耐心的敏捷的為加強組織力量而鬥爭。如果忽視此種鬥爭，無疑的也是革命不可饒恕的錯誤。

　　不錯，現時的中國的確不能與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的俄國比擬，俄國二月革命後有一個各國所無的自由時期，因為當時資產階級雖然取得政權，但未臻鞏固，還沒有力量來得及壓迫群眾，所以當時那裡有兩重的政權公開的同時並存：一個是資產階級專政（臨時政府），另一個是工農專政（蘇維埃）。實際上當時京城中的主人翁，不是資產階級，已經是街上暴動勝利的軍士和工人。布爾塞維克在此時完全公開活動，完全有組織的自由。這種狀況一直繼續到七月事變才改變。我們相信中國決不會有這樣一個自由時期。在中國喋血的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之下，我們知道很難有組織最大多數群眾的可能。雖然如此，但我們決不能因此而絲毫忽視組織而應更要努力加強組織。老實說，暴動的工人，如果缺乏強有力的組織，即使政府的政權崩壞，也不會促使自己掌握一切政權；譬如俄國二月革命，推翻沙皇雖是軍士與工人，然而因自己沒有強有力的組織，於是政權被有產階級的代表民主立憲党與十月党所利用而抓去了。這不是我們很好的教訓嗎？

　　中國的黨固然決不如右傾機會主義者所想像，以為黨削弱了，黨與群眾聯繫也削弱了。的確黨在這兩年中在正確的中央指導之下，穩定了黨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動搖狀態，而且有很大的發展。然而我們要承認黨的組織力量還是不夠，特別在此逼近直接革命行動的時候更感覺不夠，因為在其發展過程中還不能與革命發展同一步驟，這須要全體同志用盡一切力量為加強組織而鬥爭，為爭取大多數群眾而鬥爭，不論如何艱難我們都得堅決的敏捷的去建立強有力的組織，以便有組織的調動廣大群眾，進行迫在眉睫的武裝暴動，以爭取階級決戰的最後勝利。為了完成加強組織的鬥爭，主要的固然是與以組織為出發點而否認革命高潮的右傾觀點作殘酷的鬥爭，但同時我們也不能放鬆與輕視組織的左傾觀點作無情的鬥爭，因為左傾實際上是幫助右傾的發展，反對左傾同時就是給右傾以致命的打擊。

　　署名：中夏

　　（原載《紅旗日報》第12號193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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