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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賞中山先生之工農政策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中山先生在逝世前幾年才決定農工政策。這樣不是中山先生以前沒有想到,以中山先生超越古今的智慧聰明,那有想不到的事。只以前中國的農工階級尚沒有表他們的力量與革命性,中山先生是一個實際的革命家,自然不像一般書生那樣去作無謂的空想。

  在歐洲帝國主義大戰的幾年中及戰後的前幾年中,中國工業化的速度進展得十分迅速,在外國資本的工業之旁,在買辦式資產階級之旁,發現了新的中國工業資產階級。上海、天津、漢口、長沙、青島等處工業區域很快的都產生新興的工人階級的廣大的群眾,於是這一個工人階級立刻就在各處開始罷工與組織工會的活動了。俄羅斯十月革命的成功,及西方各國工潮的高漲,都給予中國工人階級巨大的影響,他們的戰鬥形勢,益發洶湧澎湃而不可遏抑。

  這些事實都引起中山先生的興趣與注意,特別是一九二二年與帝國主義血肉相博之香港海員罷工(中山先生親自幫助過),和一九二三年與軍閥短兵相接之京漢鐵路罷工(失敗後中山先生扼腕不置),更使中山先生受一深刻的印象及感觸。立刻就注意這一新興的勢力,於是農工政策從此就在中山先生的談話與演說中一一披露出來了。等到國民黨改組,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山先生廢除困難,堅決的要將農工政策加以確定,在宣言上特別說明工農在國民革命之意義,其文曰:

  「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為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為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要必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助其發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又當時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為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之進行,蓋國民黨現在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制于農夫工人的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的解放,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為自己而奮鬥。」

  在上述一段文中,對於農民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與國民黨對農民應採取之政策,說得非常明澈。原來中山先生是一個實際的革命家,一切政策都須問一個客觀條件是否有可能。開始組織興中會時,曾采暗殺政策,因為當時只此有可能。同盟會成立以至辛亥革命,曾採用聯絡土匪煽動新軍政策,因為當時只有此可能。癸醜失敗之後,曾採用專門軍事救策,人民當時只此有可能。逝世時前幾年採用農工政策了,也是因為此時已有可能。

  不幸中山先生確定農工政策不久須逝世了,如果天假之年,則工農政策之意義當更為豐富而正確。

  列寧相信無產階級能領導革命到底,達到被壓迫者完全解放,就因列寧在一九零五年者見俄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力量與其在革命中進行中的地位,即使中山先生不死,能見劉楊之戰東江南路之役,以及這次五卅運動的上海大罷工與省港大罷工,工農階級對反帝國主義及肅清反革命派運動中表現,偉大力量,可決其必與列寧的思想與策略當更為極近而符合。可惜中山先生不在了!

  我們後死的同志應繼承先生之遺志,使農工政策繼續發展,以達到國民革命的完成,我們應有一個堅固不拔的信念就是工農階級必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資產階級之買辦、銀行家、大地主固然是反革命就是新興工業家雖因外資外貨之壓迫而有革命之情緒,然而亦不能革命到底。小資產階級中之小商人、知識者、自耕農有革命的需要,亦因組織渙散,力量孱弱,又有顧慮,只能做革命的助手,使革命增加勢力。只有無產階級之工農人數最多,組織最固,革命性亦最強,在任何形式的革命中,只有他們能衝鋒陷陣,楨厲無前,革命到底。假使工農不能參加國民革命,則革命進行必定不能猛烈邁進,革命政府亦必定不能鞏固政權,鎮壓軍閥的反革命。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此點已開始認識而承應了,我們所有同志應堅固之,篤行之,不要因何種關係而自起動搖以損害國民革命之進行。

  農工政策施行不到兩年,國民黨得以擴大,革命勢力更以發展,其效如響斯應,有目共睹,但是,可惜中山先生不在了!

  署名:中夏

  (原載《人民週刊》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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