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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遊雜記


  (一九二四年)

  此行為日雖止十三天,而接觸的舊交新知,約在四百人以上,或杯酒道故,或圍爐談天,或開會演說,或深室偶語,環境萬殊,意態隨變,悲歡離合,啼笑具有。茲由日記中摘錄十數條,公之於世。惟其中有刪節,有修改,識者諒之。

  一、紀程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夜,由上海乘滬甯車,翌晨到寧。渡江。江水陡落,岸斷百尺。朝燉東上,清霜襲人。回顧南京城東諸山,嵐光匝匼,宛若繡屏。田林間幾縷炊煙,嫋嫋而出。……轉津浦車,北駛,景色萬千,紀不勝紀矣。……過豐台,忽憶上年微服由此登車時情景,瑟縮若蝟,莫敢左右顧,不覺啞然失笑。……二十三日下午,到京。……

  二十五日上午乘京漢車赴保定。臨行時,有為我危者。我說:「這些惡狗都一心一意搶骨頭去了,還怕什麼?」過長辛店,往事兜在心頭,光景看在眼底,不禁愴然雪涕。……晚分,抵保定。翌晨,回京。……

  三十一日下午,乘京奉車赴天津。……

  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下午,乘津浦車赴濟南。……入夜,皆黑中見有山嶄然,天光映其巔,石如櫛比,如劍列,知道快要到黃河了。俄而渡黃河,車聲隆隆,水聲澌澌,合奏天成激壯之音。九時抵濟南。……

  二日夜,仍乘津浦車南行。昏黑中不見泰山。前次北上時原在早晨,熟睡未起失之。泰山是我遊蹤所至的老友,我現在還能想像日觀峰看日浴,鬥姥宮聽壑聲,極天下之至樂。此次北遊,竟不失此老友,真是「悵惘奚如」!……

  三日下午,到浦口。渡江。轉滬甯車,……夜十時抵上海。

  二、與醫生談Philosophy

  北上時,津浦車中和我同房的是一位黑胖胖的西醫。他把我望了又望,開言道:

  「先生!你不是一個Philosopher嗎?」

  我好生奇怪。我是一個主張哲學破產科學代興的人,他恰恰把這頂九旒王冠加在我的頭上,我真是「受寵若驚」了。笑問題:

  「何以見得」?

  他說:

  「先生不是滿頭長髮嗎?我在美國所看見的Philosopher全是這樣。」

  「呵!原來如此。……足下學過Philosophy嗎?」

  「未曾。不過略略知道一些兒。」

  「你最佩服的是那些哲學家?」

  「亞利士多德,康德。」

  「你知不知道哲學到現在是到了末日?」

  「什麼?哲學到了末日嗎?」他很詫異的問。

  「是的。法國有位孔德,把人類社會思想分為三時代:第一期是宗教迷信時代,第二期是玄學時代(即所謂形而上的哲學。)第三期是科學時代。現在我們中國雖尚是農業經濟的封建社會,雖宗教迷信和玄學尚是充塞于國中,可是在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裡,哲學(特別是玄學)卻是漸漸的衰落了,至少是科學化了。原來哲學這樣東西,因為當時的科學尚未發達,宇宙萬物有許許多多的事得不到解決,那時的思想家對於宗教迷信既不滿意,所以全憑個人的理想,構造成一個不可摸著的玄妙哲學。什麼直覺,什麼良心,什麼自由意志,什麼『我』『非我』,什麼先天的形式,……都是他們嘔盡心血弄玩的把戲。這一套把戲,算是至康德而集其大成。哥白尼的天文學和牛頓的萬有引力說出,宗教迷信為之推翻。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說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說出,玄妙哲學為之動搖。現在全世界著名的哲學家,門面雖則掛著哲學的招牌,實際卻是賣著科學的藥料。至於不根據科學的哲學,已是『日薄崦嵫』眼見得是『來日苦少,去日苦多』了。這不是哲學到了末日了嗎?」

  隨後我兩人差不多無事不談,也曾談到心理學。他說醫生要明白心理學,才算好醫生。並舉出了醫病利用心理的種種經驗。茲記其一例。他說:「天津有某官僚的大小姐,有骨在喉,不能咽食。經過許多醫生看,實際骨已不存了。這許多醫生告她說沒有骨了,她總是不信,咽食仍覺痛楚難當。後來請我看,實亦無骨,我便教她把眼睛遮被。用夾子向喉裡一夾,旋把假骨裝上夾裡,教她啟眼看,『你喉裡的骨夾出來了』。她信以為真。教她喝水,不痛了。教她食飯,也不痛了。這是我料定是她的心理作用,故能『勿藥有喜』哩!」

  三、荒山古寺的北京城

  我在北京下車的時候,最先使我深深地感覺的,便是沉寂,仿佛是到了什麼荒山古寺了。固然豬仔議員的墨盒飛舞,賣國閣員的算盤敲打,他們的周圍是熱鬧喧闐,可是市面上卻是寂靜得再沒有了。去年我在北京時,尚有什麼民權運動,非宗教運動,勞動立法運動,裁兵運動,援助罷工運動,女子參政運動,……整隊遊街,傳單四布,當時個個所最痛心疾首欲得而甘心的曹布販子,現在居然高拱三海,從前反對曹酋的叛民一變而為順民了。比方賄選案,銅元案,金佛郎案,是如何殃民禍國的事件,然而市民卻視若無睹,上焉者亦只有籲嗟慨歎了之。「五四運動」開中國未有之奇局最足為全國民讚歎欣羡的愛國學生,也若仗馬寒蟬,一聲兒不響了,這是何等寂寞呵!世界各國革命大概是首都發難,全國搔動。中國北京變相的君權政府至今未倒而且延綿下去,我們就肯定是北京的市民運動未起,亦為確論。北京城圈裡的青年們呵!你們不是口口聲聲嚷革命嗎?要知革命最切實而可靠的方法,便是首都的市民運動。北京的民氣真死嗎?你不見銅元票案起,使市民怒目而視。京城土著半是旗族同胞,他們的民氣真死嗎?你不見八族生計處十數月不關餉,使他們劍拔弩張。這些市民便是革命的真實勢力,你們何以不到他們隊伍中煽動呢,組織呢?北京城圈裡的青年們呵:這便是你們對於中國革命應盡的責任,唯一的使命呀!

  四、直系分裂的徵兆

  中國的亂源,軍閥是其一。中國軍閥的怙惡,直系居其首。所以我們打倒軍閥,最首先要開刀的便是直系。現在直系算是登峰造極了,但其中亦有分裂的徵兆。直系分三派:一、保派,以王毓芝高淩蔚為主幹;二、津派,以王承斌曹銳邊守靖為中堅;三、洛派,以吳佩孚為首領。現在壟斷政權是保派,津洛皆在擯斥之列。津派為謀獲政權最近雖極意聯洛以攻保。其實保派無大軍閥為後盾,終不能長存久安。暫時表面雖接近而內幕衝突最利害的確是津洛。津洛自奉直戰爭便結下了深仇死孽;有津無洛,有洛無津,是他們兩造鐵鑄的心理。現在兩方的政策絕對難容。津派主張朕奉,洛派主張聯段。津派朕奉,態在倒洛。洛派聯段,志在掃津。津派銳意進行「奉直和議」,洛派極力主張「尊崇合肥」,皆其兩方鉤心鬥角智的表證。不然,吳佩孚為倒段最力的分子,何以一次二次的電報要尊崇合肥?何以三批四批的代表晉謁段祺瑞?可知吳佩孚的槍法已亂,惟有聯段以自救而扼人。蘇齊為接近津派之一人,攻取浙江,為吳所不樂意。直系對浙江主戰主和尚動搖不定,當即因此。在吳佩孚之意,即令段氏複起,打破南京,率師北上,驅逐曹錕,而自己的勢力仍毫無所損,或因此愈見增大而鞏固亦未可料,甚或因津皖兩敗俱傷,坐收漁人之利亦未可知。至若奉張勢力雄厚,不若段派之柔痿易制,段張雖皆為吳之仇敵,此時權衡輕重,應以攻奉而朕段為得計也。總之:北京唯此事為有關政局之變動,餘如國會打架,高孫爭閣,不過雞蟲爭得失,餓狗搶骨頭罷了。

  不過,國民不可坐視其變化而自身卻不動呀!

  五、戀愛自由問題

  保定有幾個學生,問「《中國青年》何以對於這個問題一點意思不表示」?我說:「這並不是我們忽略了。若照我們的主張,恐怕是現實社會裡所不適用,而且人家怕會要大驚小怪罷。若照時下最流行的主張,用不著我們再多饒舌,人家所說的話,恐已是車載不了,鬥量不盡罷。

  原來男女問題亦受社會經濟制度的支配。比方中國現在社會裡大約有三派思想:第一派是封建宗法社會的倫理思想,他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其制度,是『一夫可以多妻』,惟女子只得『從一而終』;要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結合的』。其義務,只女子方面有,要『貞操』,『三從』,『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男子方面卻可不受此項縛束。其制裁,亦只限於女子方面,不管男子是何等樣人,女子是不得提起離婚的,男子卻可棄妻休妻,(孔二先生還定有『七出之例』。)社會亦不苛責。第二派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倫理思想,他是近數十年來從歐美輪舶上輸送過來的。其制度,是『一夫一婦』,是由雙方當事人自己訂婚的,不過結婚時要有證婚的人罷了。其義務,是兩方都要遵守的,愛情要專一,要永久;換句話說,就是你愛了我,或我愛了你,你我均不准再愛別的一個。其制裁,以法律為根據,離婚時,要雙方同意,然後由法官裁決;如一方不同意,離婚是不能的,惟一方如有遠遊在外數年不歸情事,他方卻可另覓愛人,法律不以為罪。第三派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倫理思想,其制度極其簡單而活動,為雙方愛戀,就手挽手跑到『註冊處』注上雙方的名字,便可以同居,或者連這種手續都省掉亦可。他們沒有夫婦的名色,不過是兩相情願最親愛的朋友罷了。其義務與制裁,可說統通沒有,愛情能永久,能專一,固然很好;否則,愛情移動了,就說一聲『Good Bye!You Go Your Way I Go mine』,固然沒有法律條文的限制,也沒有社會輿論的批評。

  現在我們中國,可說是第一派思想失勢,第二派思想當權,第三派思想潛流。但是第一派思想雖在這五六年來大受第二派思想之打擊,因為中國究竟還是封建宗法社會的底子,所以內地還是通用而且奉行第一派之思想,牢不可破,且具莫大的威權。就是在通都大邑有許多頭腦清晰的批評家對於眼前發生的男女問題的批評,其持論也往往無形中受其暗示與支配而不自知,可見一個人的意識觀念,是很不容易跳出現實經濟社會的一圈子。第二派思想經這幾年出版物之宣傳與鼓吹,威權為之一起,可是也只限于工商業發達的地方和智識階級的隊伍裡頗為流行,這是在現在經濟狀況的必然結果。至於第三派思想只一般『衡抉綱羅』的青年暗中實行,卻不敢明目張膽,因為現在社會的經濟制度尚未達到那一個階段,這派思想所形成的行為,尚不為現在社會的普遍倫理觀念容許呢。

  平情而論,戀愛自由,在封建宗法社會裡是絕對沒有的事,固不待言。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也只行得一半。未結婚之前,或許有相對的戀愛自由,既結婚之後,恐怕十之七八就要『嗚呼哀哉』了。所以有許多人說『結婚是愛情的葬禮』,實有見而雲然。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乃有真正戀愛自由之可言。因為此時財產公有,無分男女皆能得到經濟享用的平等機會,自然一方不能把經濟關係而強迫他方的愛情屈服了。所以現在說的戀愛自由,與真正的戀愛自由,尚不知相去何止一萬八千里呢。

  不過,我們生今之世,應付環境,似亦應以暫時屈從第二派思想為得計,因為我們尚負有一種革命的使命,似乎不應太著重這一個問題,遭社會的盲目反對,為我們社會運動的前途建築一個萬里長城般的障礙。諸位以為如何?」……

  六、新興的實力派

  北京有一個姓吳的老友,問了我上海的許多情形,他們問及黃炎培一派。我告訴他說:「這一派是新興的實力派」,他們的中堅人物,大概是前清末年江蘇諮議局的議員,所以亦有稱之為「諮議派的」。他們在民國初元程德全為江蘇都督的時候,是很得勢的。那時黃炎培為教育司長,沈信卿為內務司長,史量才為滬海關官產清理處處長。他們的眼光頗不低,野心頗不小。他們知道要造成實力,非拉攏有勢力的人不可。於是大官僚如張謇,大資本家如聶雲台穆藕初。美國派教育家如郭秉文陶行知都給他們聯成一氣。他們有報紙,便是《申報》;有銀行,便是中南銀行(其餘投資的銀行還不少。)有教育機關,便是江蘇省教育會東南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其餘職業及中小學校還不少。)和全國的中華教育改進社。上海商會銀行公會,亦幾乎完全在他們支配之中。他們有三條秘訣:(一)「是實力,即承認」;(二)「棄虛名,居實權」;(三)「對各方,不開罪」。所以軍閥有勢力,他們便向軍閥獻殷勤,如史量才和齊燮無換帖,黃炎培拍唐繼堯的馬屁。都是證據。所以名流有聲望,他們便和名流吊膀子,如一切會社的什麼長都推到蔡元培等的身上去,他們自己只做有實權的什麼幹事,即是證據。他們處世極其奸滑,對於政局態度,有時亦隨社會趨向附合贊成,但決「不為物先」;而且一待情勢變遷,他們便托故改變面目。如曹錕賄選之前,他們亦曾通電否認曹錕有候補總統資格,及既成功,他們卻託辭各地小商會主張不必過問政治,而且拍電時,居然乾脆的稱呼曹大總統了。他們現在是眼光四射的利用各方勢力以自培植長成,一俟羽毛豐滿,他們不僅止稱霸江蘇為己足,還要問鼎北京呢。他們三年前曾在「北大」「北高」小試其技,可惜失敗了。但是他們終久是會再來的呵!這一派對於革命總隱約的表示反對的態度,將來怕還是革命黨的一個勁敵呢!

  署名:中夏

  (原載《中國青年》第14、15、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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