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艦壓迫粵海關事件|鄧中夏

外艦壓迫粵海關事件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虎視耽耽的所謂列強，十年以來，對於中國是竭誠盡力的扶植北洋軍閥派，同時又竭誠盡力的抑壓民主革命派，「譸張為幻」，無所不用其極。中國到現在，國家還不夠統一，政治還不能就軌，人民還不能安樂，這些都是我們中華民族拜食列強之所賜呀！

　　如果要問列強何以要扶植軍閥派抑壓民主派呢？這不難解答，就是列強對中國的唯一目的物，只是「圖利」兩個字，比方做生意顧客是願和「草包」的掌櫃交易呢？還是願意和精明的掌櫃交易呢？准情酌理，顧客自然是願意和「草包」的掌櫃交易了；因為和「草包」的掌櫃交易，可以於中占不少的意外便宜；若是和精明的掌櫃交易，不特一絲一忽的意外便宜占不到，或者倒吃虧甚至倒折本也未可知。列強願意扶植北洋軍閥的政府，就是因為他們「草包」，敢於賣國，他們是列強所樂意的；列強抑壓南方革命的政府，就是因為他們精明，而且忠心愛國，一旦這樣的愛國政府把中國統一了，勵精圖治，列強那裡去享受意外的便宜呢？這自然是列強所不樂意的了。

　　列強要吞滅中國，處心積慮，何止一日。「共管」的聲浪，這幾年是甚囂塵上。所以中國不論是財政，海關，鐵路，……甚至於政治，他們總是要干涉一下子。不過先前的干涉，猶是間接的，到去年，各國卻不客氣的大唱其直接干涉論調，至臨案發生後，尤其利害，什麼共同護路案呀，長江聯合艦隊案呀，……都是他們直接干涉中國的步調。但是從事實上具體表現的，乃是這次駭人聽聞的「外艦壓迫粵海關的事件」。

　　我們現在先把孫中山先生與外報記者的談話和伍梯雲外長致各國領事的牒文摘錄於下。便知此次收回粵海關在中國外交史上是一種什麼重大的意義。

　　字林西報載記者格廉氏四日訪問孫先生的談話，原電要點云：

　　「孫中山告格廉氏，謂廣東一省，獨負護法軍全部戰費，已越多年。而北京依列強承認之便利，得收廣東之關稅以打廣東，事之不平，無過於此。依彼計算，兩廣關稅收入，年約一千萬元，此本兩廣人民之鈔，故當然為兩廣所有，彼擬令飭關吏，繳出稅收。若關吏拒絕，則往撤換另委。至於外債部份，廣東應攤之數，仍當照繳，……格廉氏問此計劃擬何時實行，孫答數日後即將著手。且是事前不先通告列強。因稅款屬廣東，與列強無涉也。……格又問若外交團承允撥付廣東部份之關餘，如民八故事，則此事是否終止，孫答曰然。然亦必將歷年應撥未撥之數如數付彼而後可。但彼意外交團對於此層不能辦到。……格又問今外艦雲集于廣州。若各國武力干涉，則將與之戰乎抑否乎？孫答以廣東兵力，決難勝外艦聯隊。但彼若有與外艦接仗之機會而遭敗衂：則雖敗猶榮，將視為一種榮譽，且亦尚有第二步辦法（第二步辦法如何未明言）。格廉氏之意，以為指聯合蘇俄，因蘇俄代表婆羅廷氏近在廣州也。）……格又言干涉關稅，影響債票市面，若各省群起效尤，勢必破壞全國之關稅制度，國家將蒙不利。孫氏答言，國債擔保，除關余外，尚有鹽稅及交通收入。果切實整頓，何難彌補。若慮他省效尤，債基無著，搖動國信，則補救之法，亦甚易易，只須外國撤消對於北京政府之承認可也。」

　　路透社八日北京電，述伍外長牒文內容大要云：

　　「孫中山已由伍朝樞以牒文致領事團，複外交團之警告。內謂海關為中國機關，須受粵政府節制。粵政府擬命廣州稅務司勿再以稅款解交北京。留付粵政府以充政費，此純為內務。末謂粵政府之行動不能視為過早。粵政府擬再後兩星期，以待外交團之複文。」

　　由孫中山先生談話和伍外長牒文看來，最重要的一點，是力爭主權。至於主張，態度，措詞，程序，都極光明正大，不亢不卑，不失為代表一國在外交上立場的規矩，真是保存國體的尊嚴和國民的顏面不少。我們回頭來看一看，北庭歷年來的外交是什麼一回事呢？除掉「唯外人之命是聽」，「聽外人之命唯謹」兩句話外還有些什麼？東交民巷的外人鼻子裡哼了一聲，北庭的小鬼頭連屎尿都撒下來了。如最近的克門案，美國政府要怎樣，北庭不得不怎樣，臨城案及護路案，公使團要怎樣，北庭不得不怎樣。金佛郎案，法國政府要怎樣，北庭也不得不怎樣。……他們有道理不講，有約章不用，把中國國體的尊嚴和國民的顏面斷送殆盡了。將粵政府這次外交和北庭一經比較，何止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無外交數十年了，今日獨有這代表國民的革命政府，想到做到，勇於嘗試，真是大快人心的壯舉，在中國外交史上大書特書了一個光榮的新紀元。凡是有良心的國人，應該要如何熱烈的表示同情，如何熱烈的表示同情，如何真摯的表示贊助，才是呀！

　　誰料上海的總商會，銀行公會，鈔業公會，不明大義，反為列強張目，合辭致孫中山先生一電，從事阻止。其電文云：

　　「自民國九年整理內國公債案成立，指定關餘為基金公佈後；內債信用，漸見回復，流通各處，商民稱利。方幸社會金融，借之活動，國家元氣，賴以昭蘇；乃本年整理案內各債付息雖未失信，還本均已愆期，票價又跌，人心皇皇。說者謂因關稅短收，除洋賠各款外，有無餘款，或能余若干，尚難懸揣。日來報載我公計議，有將海口辟為自由貿易場之說。廣東關稅為收入大宗，此間商界宣傳，尤為驚恐。內債關係全國人民生計，金融命脈，即國家之安危與共。我公手創共和，功垂青史，愛國恤商，當必引為己任。況為整理案內之八釐軍需公債，尚系我公在南京臨時政府任內發行。想顧全關稅，不使基金動搖，相與維持，尤我公之所樂為。日前安總稅司過滬，敝會等曾以保管基金之事為請。渠謂對於整理原案，誓必堅持。客卿不忝厥職，至可感謝；我公素以恤商為宗旨，務懇保全關稅，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損失，則感荷仁施，實無既枉，剴切直陳，統希毫察。梯雲先生並此致意。」

　　按此電文中有兩個要點，其一為粵政府收回海關是開闢海口為自由貿易場，這是商人誤聽了安格聯反宣傳的話，無的而放矢。其二以為粵政府收回海關便是動搖內債基金，其實商人未免太不注意孫先生的話了。孫先生明明說：「國債擔保，除關余外，尚有鹽稅及交通收入，果切實安頓，何難彌補？」粵政府這種保存國體的尊嚴和國民的顏面，力爭主權，大快人心的壯舉，商人即或吃點幾虧，也應該贊助才是，況乎象孫先生那樣體恤周到，商人並沒有吃虧在哪裡呢？商人此電，未免太不知大義了。

　　善哉：中華新報之言曰：

　　「夫此事之意義無他，簡言之，等於否認中國有主權政府。其在粵示威固抹殺南政府之意旨，而北京地位，亦在抹殺之列。換言之，乃各國藉口實行條約，直接在中國各省行動之第一步也。」

　　各國此種干涉之方法，能施行至何種範圍，吾不知之。然可斷言者，今後各國對於各省之特種緊要問題，在其力量所及之範圍以內，其認為必要時必繼續行之是也。將來最易受干涉者，必為長江警備問題，尤以下游為甚。其次則各鐵路之保護。且中國自動的護路失敗，則各國之共同護路案，必仍復活無疑。此外若內外債之管理問題，苟長此以往，各國亦必有直接幹與之日也。是以簡言之，所謂共管之說，各國乃採用不言而行之政策，蓋並不提案交涉，為一般之求，乃隨時遇其認為必要時，而局部實行之。其於中國之號稱政府者，苟能周旋條約，履行義務，則政府之；其不能時，則抹殺之。其於各省也，不問其屬南屬北，要之同等應付之。苟有人可以指揮其省，則問其人：否則直接問其省。而中國之統系如何，法理如何，不願問也。國民輿論如何，亦不求知也。而其所行之事，不出於要求權利之形式，乃逕自造例而逕自是認之。今日之事，其發端也。」

　　善哉！商報之言曰：

　　「常人理解，易為當前之事實所做，而忽視真正是非之所在。譬如中國關稅。因有擔保外債之關係。故各省軍閥，對於他種國家收入，任意截用，不留餘瀝，而於關稅，獨不染指，即西南各省。明揭反對北京之旗幟者。亦複讓出此物，避而不提。此種事態，冠冕言之，為尊崇國信，露骨言之，為畏懼外力。今日以前，孫氏之不敢干涉關稅者，為欲在國際感情上預留地步，以博取異日之承認也。今則列強政策，左袒北京，日明日著，無論罪人鄙夫，只要一入北京，外國使臣，便認為中國主權所寄，而曉然號於眾曰，吾為進行交涉之便利，故認為事實上之政府，若合法非法，自中國內部之事，外國人不暇問也。然實際上外國人何嘗能絕對中立，何嘗能超於利害觀念以外而有所抉擇，何嘗憑是非為指針以決定對華政策。蓋今日之中國，實軍閥與一部分之有身家的軍閥順民，以及外國人間交相利用以構成之一種變態而已。故撤去物蔽，裸露言之，孫中山之控制廣東稅關，實毫不足以勞外國軍艦之光顧，亦毫不足以引起商家的抗議。何者，內外債基，不止海關一種，鹽稅截留，何省蔑有。外國人除斯斯文文提幾個警告以外，有其他辦法乎？交通收入，亦為整債基金之一種。然如京漢收入，曹吳平分。一提數十萬，盡入軍人囊袋。體面商人與執有債票者，亦嘗有一聲呼籲，發一聲抗議乎？故外國人之不肯放過關稅，以海關在外人掌握中，不獨外債賴此擔保，而此後稅權隸屬，亦有關係，所以派出炮艦，以英國為獨多。嚴厲請問，不勝憤激乃利害關係是非關係也，商家倚客卿菅財為護符，以放心投資于內債，初不料尚有嶺表棲遲之一垂暮老翁，目中不知外國人之尊嚴，而斷然截關稅為己用。於是呼籲之書，不能不向『畏如蛇蠍』者遞送，是商界之可憐，而非商界之可鄙也。是故孫中山自命為護法興師，是否得國民多數之同意，與其在粵所遺之禍患如何，其政策之錯誤如何，姑置勿論，但此干涉關稅一舉，則至多亦不過與截留鹽稅，提用路款，為一種便宜之措置而並非特別可惡之罪案，則吾儕所願提醒于一般外人與商界者。且彌覺此老之想到便做，勇於嘗試，為有一種浪漫可愛之意味也。至於外艦集中廣州後，是否將開炮攻擊孫中山之大本營，猶為饒有興味之問題。蓋北京外交團，為絕對不欲與孫中山直接交涉，而竭力避去以任何形式與之接觸者故稅關問題之抗議，既議定而未發，僅訓令廣州領事交涉之，然至於最後，則其莊嚴的炮艦，不能不降尊紆貴。向『叛逆的』廣東而開駛，以行直接的談判。為問明達之外交團，外人目中既然只認有一個中國，只認北京配與外國交接，則無論客氣的交涉，非客氣的交涉，奈何不向北京提出之？又奈何不責令北京制止孫中山之行動，或彌補此項關稅之短收，而必自動的向廣州說話乎？國際爭執至不能解決時，戎衣相見，本為恒見之事，不足為異。若一方認其國家尚有事實的政府，交誼並未中斷，而一方則派出兵艦，預備與其國中之部分的勢力決勝負，較雌雄。此乃國際史上罕有之怪例也。孫中山之言曰，『予之兵力決不敵四國聯合艦隊，但因此而得與外國接戰之機會，雖敗也，猶認為一種之光榮，』嗚呼，是何其言之雋永而有味歟。」

　　商報又曰：

　　「就最近所得消息，知所謂廣州外艦武裝登陸佔領海關云云，實系傳訛。外艦在粵似尚未有何舉動，而尚在相持中，若孫中山蔑視外人之抗議，則所謂斷然處置，又將隨之而起。中國在一年以來所處地位之險惡，幾難以言語形容，而身當其境者，又往往熟視無睹。人類通性。在事前常擔過量之恐慌，而臨事又易為可怪之忽視。二十年以前，瓜分之說滿國中，皇皇焉不可終日。今則括糠及米，不獨主權日耗曰亡，即國家形式，亦且漸歸烏有。十年以前唯恐因亡路以亡國，而今則居然亡路。十年以前唯恐為埃及之續，而今則已淪為埃及。從前唯恐釀成共管，而今則漸已實現共管。然而國民之酣嬉如故，不關心如故。」

　　「勘亂之始，必有二義，武力討伐，則必需款。否則亦必剝奪被勘討者所處之便利，使愈少愈弱，而後可期勘亂之業之成功。今若討亂之師，欲控制就地收入，則外兵臨城，而叛國之徒，則享有國際的借債之權，與國家的收入，吳佩孚盡可截留鹽稅提用路款以練兵，而雲南等省之關稅，則必須資寇以糧。優絀顯分，亂何能討，國何能安？即謂解決糾紛，別有其道，不必專賴武力；然北方武人方憑其外國承認之一點聲威，居高臨下，自命中國之主權者。則情感如何能平？差別如何能泯？驕盈乖戾如何而戰。一切方案又如何能進行有效乎？吾非謂救國之業，須請求外人干涉，討賊勘亂須假借外人助力也。但外國人之烏煙瘴氣的頭腦，不可不警覺之。至少亦須使外國人明白目前所處之困難地位，乃自食其向來『唯北京』政策之賜。而中國現狀之必須徹底革命一番，乃中外共同之利也。」

　　「最後愚尚欲有所言，以告於貌為中庸之中立的國人者，孫中山之成敗功罪姑勿論，然其目中固一日不忘國家。譬如西南關餘問題，抗議至今者數載，然艱危搘拄，終不忍控制關稅以釀國際之責言至仿國家之體面，必不得已而出此，猶且留一星期之猶豫，而複聲明外債擔保部分仍照繳出，僅截用其餘額。彼固與自命中國主權者處敵對之地位，而尚珍護中國之國際地位如此。而今之高踞北京城者乃提用津浦路款以為嘗齎廝養之資。彼路款者，獨非有關外債擔保而可引起外國干涉者乎？彼自命見彼過人，謂北京南方於吾民無所擇者，曷亦平思之矣。」

　　眼光如豆的國人，讀了這兩家報紙的正論尚亦爽然自秋矣。

　　總而言之：粵政府收回海關之舉，關係中國的主權問題。如列強稍存一點道義，稍講一點文明，不取過分的手段，使粵政府成功，固是中國自主之福；設不幸列強不顧法理，不顧輿論，斷然而有野蠻的舉動，使粵政府失改，卻是中國滅亡之禍。此事之勝敗，關係於中國主權之存亡。所以凡為國民的對於此事應一致起來為粵政府援助。設若不然，或是漠不關心，或是認賊作父，恐怕這種直接干涉內政的端一開，國人從此以後都沒有葬身之地呢。

　　署名：中夏

　　（原載《新建設》第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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