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何東提倡之聯席和平會議|鄧中夏

評何東提倡之聯席和平會議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除少數軍閥武人，官僚政客，利用戰亂以升官發財者外，誰不希望和平之神降臨？況民國成立十二年，幾乎無一年無戰亂。民國元年之革命餘波。民國二年之贛寧之役。民國三年之白狼之亂。民國四年之再造共和。民國五年之龍（濟光）李（烈鈞）之戰。四川劉（存厚）羅（佩金）之戰。民國六年之護法之戰。民國七年之熊（克武）劉（存厚）之戰，川滇之戰。民國八年之陳（樹藩）于（右任）之戰，雲南唐顧之戰，民國九年之直皖之戰，驅張之戰，驅莫（榮新）之戰。民國十年之湘鄂之戰，川鄂之戰，廣西驅陸之戰。民國十一年之奉直之戰，福建王李之戰，四川楊（森）劉（成勳）之戰，貴州劉袁之戰，江西驅陳之戰，廣東驅陳之戰。今年的粵，桂，湘，川，黔，閩各省之戰及河南，直隸，山東，湖北，湖南等省之兵變匪亂，日有所聞。以言內政，則官僚以文亂法，軍閥以武犯禁，拉夫籌款，肆無忌憚。以言外交，則借款賣款，層出不窮，森林路礦，盡為人有。以言經濟，則軍費浩繁，債臺高築，苛稅重捐，有加無已；以致金融紊亂，紙幣充斥，商賈裹足，物價騰貴，國際資本主義，又大事侵略，趁火打劫。以言社會，則秩序廢弛，教育停滯，君子犯義，小人犯刑，盜閥滿朝，荏苻遍野。推原其故，皆由國內軍閥與國外強盜互相勾結之所致。軍閥利用外債及輸入軍械以殘殺同胞，製造兵匪；列強利用擴張勢力範圍，換取森林路礦，擾亂中國金融，操縱中國市場，壓迫新興實業，攫取便宜原料，以維持他們自己的帝國主義，銷售過剩生產，使中國人民永陷於兩重壓迫之下，莫由自拔。國人渴望統一，和平，有如望歲。故何東九月中由港至滬，偶倡和平高調，國內輿論，即相對的表示同情，足見國人希望和平之切。但上述兩種亂源——軍閥及列強——不去，真正的和平，將如鏡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質言之，和平的正鵠，當以消滅戰亂之原因為第一義。而和平會議，不過為此種戰亂原因消滅後之結果，絕非制治正本必由之路。征諸往歲滬上之南北和平會議之毫無結果，即其明證。今軍閥之勢力，一如往昔，而其猖獗橫暴，較前更甚。謂能解甲釋兵，俯首就範，約束于所謂和平會議之成約，其誰能信？非別有作用，即自欺欺人耳。

　　況何東所提倡之和平會議，主張「南北重要當局」聚於一堂，而以外國公使陪席，尤為荒謬絕倫。茲先將其通啟錄下，並指出其根本錯誤之所在：

　　「東香江伏處，實業專研，本無問世之思，詎有希榮之舉。不意中外名公，謬采葑菲，下逮芻蕘，默維好義之心，秉於夙性；公益之事，知無不為；苟福利于人群，雖艱巨其奚恤。竊念中國今日，時艱孔亟，大局紛紜，烽燧連天，萑苻遍地，神洲有陸沉之懼，滄海見橫流之憂，推原始禍，咎厥佳兵，近則臨城事變發生，列強毖後懲前，鐵路群倡保護，外潮日急，疑難交乘；誠能回復和平，先除障礙，責言自息。救時急務，裁兵宜先。然或提倡者羌無實際，贊成者僅和虛聲，猜忌未忘，事實難現。鄙意以為銷除兵氣，解釋危機，莫如抒發悃誠。廣集眾會，合各省軍民之當局，公采眾長；聚中國匡濟之名流，博求善法，事既協定，期以必行。更延請列國公使，贊助良謨，陪席與議，庶群力集而不啟猜嫌，眾志成而互相諒解，和平可卜，治理斯臻。東雖年老體弱，事集病多，願請敬效涓埃，追隨盛會，拭目而觀至治，扶杖以賭太平，此深有望於今日者也。現本港中外各報，於鄙人建議，極表贊成，足征輿論之傾向；惟是管蠡之見，終未悉有當高深否？倘蒙贊同，尚求電示，幸甚幸甚。」

　　讀何東此函，實有兩種根本錯誤之點。第一為「合各省軍民之當局，共采眾長」。而不知今日兵匪橫行的根本原因，即在軍閥肆虐。而軍閥所以肆虐，並非有何堅固的基礎，不過利用失業的貧民，生活的落伍者為工具，與夫政客策士之慫恿挑撥，列強奸人之資助接濟，故敢割據一方，為所欲為。而彼此系統不同，派別各異，或以鄉土所關。或以歷史所系，利害衝突，極不一致。升官發財，誰則讓人；地盤餉源，惟恐不足；既無統一之機關，又乏駕馭之實力。希望此輩薈萃一堂，推誠互讓，作和平之討論，無異與虎謀皮其無效果，不待蓍龜。除非雙方精疲力盡，勢窮形蹙，方肯稍就範圍，不然亦須兩造中之一造，喪失其戰鬥力，而後可以言和。歐洲凡爾賽和會之成功以此。而論者尚謂戰爭之原因，未曾同時消滅，不久即有第二次大戰爆發之虞。況我國軍閥之趨勢，顯分兩種：一則集中的發展，結果造成極大的軍閥。如曹錕吳佩孚等，由直魯數省，擴充至十五省區之多。一則地方的分割，如川湘閩桂等省新興之變相軍閥，以分防地域之關係，割據一府道或數縣，霸佔兵馬財賦，土地人民，成彼此對抗不下之勢。利害關係，更形複雜，沖蕩之烈，質劑之猛，殊未易言。欲舉一國一情感，百方之利益，統籌兼顧，勢有所不能。況軍閥至始即無與會之誠心，終亦不能守政治之道德。緣此以求和平，無異緣木求魚也。第二：即「延請各國公使，贊助良謨，陪席與議」。尤為荒謬之極。緣何東為英國爵士，半中半西，律以愛國之義，本不相伴；語以民族獨立之旨，尤難深喻。揭其內幕，實不無受香港總督英國領使之授意，以為實行共管之初步；證諸外報之鼓吹，英國堅持護路之提案，尤不能不令人懷疑。不然，果何東氏而愛中國者，何為出此亡國之言？中國勢雖不振，然尚為一獨立國家，何至甘儕於被保護國之列？查內政請外國參與，除保護國外，國際法實無此種先例。今一旦自撤藩離，引狼入室，浸假將成為政治共管之局。德意志為戰敗國，關於賠款之徵收問題，尚不欲列強干涉；墨西哥頻年擾攘，美國百計運動為彼調人，尚被拒絕。我既非被保護國，又非戰敗國，何至如此無聊！是不獨暴露中國人無統治能力，實即國際共管之先河也，和平雲乎哉？

　　自華盛頓會議，由所謂五大國宰割各弱小民族國家以還，列強共管中國之野心，實未嘗一日稍息。我國所受華盛頓會議之賜者，表面上為取消客郵，增加關稅，收回青島，允諾撤銷領事裁判權諸端。除收回青島有名無實取消客郵，為數無幾外，其餘皆口惠而實不至。實際上則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云云，實不啻一共管分贓之代名詞。最近之臨城案，金佛郎案，十六國協以謀我，即其明證。倘此次和平會議，更請外人參與，則喪權辱國，當有加無已，蓋中國軍閥之所以行橫行以吾民之潛勢力尚未發洩故；今若使外人參與內政，浸假釀成共管，則此潛勢力，將被遏制無餘，而我國民將陷於萬劫之淵，而無絲毫發展自立之機會也。稍有識者，當能見之。不料在言論界中素負重譽之章行嚴氏，竟發如下列之謬論：（見上海新聞報）。

　　「……是國事也者，勢不能枝枝節節而為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將不至頭腳未廖，而全身潰爛不止。計推舉眼前政象，暫置不問，謀集國中各派勢力，以才望學識俱有可稱之人物為之代表，擇適宜之地，相與聚議，舉國家根本大計，澈頭澈尾而討論之，議案既立，則以全國公意為之後盾，萬眾一心，期於必行，有抗之者，以叛國論，然後國是可定，而機勢可得而轉也。此種理想，自民國八九年間南北和平會議失敗以還，國人畏其難而未發，偶一發之，如張敬輿謀設廬山會議，亦若石光一見而不可複也久矣。乃近數日間有何東氏遽集於此，挾爵士之名號，倚外人之同情，輒提本議，貢之本邦，於是會議之聲倏爾喧噪一時，誠不得謂非亦且快意之事。」

　　「是會能否即成？成也，其組織之方法如何？愚俱不欲論斷。外賓陪席一節之與否，亦複無關宏旨。」

　　章君為有名政客，主張「集國中各派勢力，以才望學識俱有可稱之人為代表……而討論之」，一種崇拜實力之心，躍然紙上，誠不足怪。惟不解關於國家榮辱之「外賓陪席一層，行之與否，亦無關宏旨，」究何所取義？將謂以和平為目的，不惜以亡國為手段耶？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將謂和平會議，以裁兵為必要條件，而裁兵需款，非外債莫辦。則外人組織銀行團之作用，即為借款，司馬之心，路人皆見。即征外人陪席，亦將歡迎不暇。將謂由外人列席，可以保與會者之安全；由外人監督，可以促議決案之執行，則直甘為亡國之民，無恥已極，章氏賢者，豈忍出此？夫章氏固曾參與南北和會者，結果何如，詎不自知？不知從政治上根本解決，而複贊成何東和平會議外人陪席之主張，吾人之愚，誠百思不得其解。

　　為何東氏所鼓惑者。除一部分別有野心之政客及記者外，京滬輿論，多持反對態度。惟上海商會張維鏞馬炎文等附和其說。謂「外人陪席與和議並無妨害，且有先例可援，如辛亥滬上議事廳之和會，即有外人贊助。……且此議案本諸華盛頓會議『力助中國統一』之精神」雲（見上海各報何東與張馬之談話內）以商人之領袖，而有此種不長進之言，吾人實為張馬二氏一哭。無怪外人動輒宣傳中國商人歡迎共管之論調，是直以猶太富翁目我商人也。商界領袖，正宜力矯從前媚外拜金之惡習，一雪此恥。蓋為商人發展之障礙者無他，即國內軍閥與外人而已。引虎自衛，賢者不為，而謂我商界同胞為之乎？況華盛頓會議之結果，極不利於中國，己如上述。而最恥辱者，即為「力助中國統一」一條，蓋其動機起於各國對中國現狀之不耐，其作用為設定一種成文的根據。以備中國不能自己解決時，即可進而處分其紛爭，或強止其戰亂。在此議決之下，中國實有被人處分之屈辱。而為列強共管中國之埋伏線。倘稍有血氣，均不甘忍受，而張馬二氏尚複引以為據，此種軟弱懶惰苟安的心理，吾願全國商人一洗之。

　　在一般商民被何氏鼓惑之際，出而大聲疾呼指導國人者雖多，而言論之透闢，首推商報。其言多為吾人所欲言者，茲照錄如左，以見商民中尚大有人在，不能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也：

　　畏壘君評何東氏和平會議之主張中說：「何東提議中，其最為吾人所不解者，莫如令外國公使參加會議之一事。此種奇異主張，出之外人之口，否人雖哀其無知，未始不諒其隔膜。今何東氏以中國公民之資格，起為純潔的和平運動，豈宜昧於國情，隨人俯仰？何東函中原文雖僅曰：『延請列國公使，贊助良謨，陪席與議；』但所謂『陪席』，所謂『贊助』，不過措辭上較為斟酌。而其實仍為『請外國公使列席，』與英美人所論『仿照華會中日談判，由英美居間仲裁』之全國會議，如出一轍也，吾人以為和平會議中請外人列席，既非必要，亦不可行，請申論之：

　　（一）請外人列席何以必要在提議者之意，豈不曰各方首領，利害衝突太甚，交惡之歷史太深，若無第三者為之平情調劑，隨時疏解，則會議將不能開，即開亦不能順利終會？然何東之不憚僕僕向各方請願者，固假定激越者能放低條件，而作惡者能回心向善耳！若各國終無覺悟，則會議雖開何益？若各方已有誠意，則調人將何所用之。

　　（二）若中國各方之所爭真為分區域公共利害或階級之爭持，各方皆有旗鼓相當之主張，背後各有地方民意為後援，如美國南北之爭，愛爾蘭統一與自治之爭，恐其兩不相下，即邀入公正無偏之調人，容或可謂必要；然美國與愛爾蘭未聞有此也。況乃中國問題，乃私人割據與民治鬥爭相錯雜的問題。對峙者既不止兩種勢力，而爭奪相殺，亦多非人民之公意，只須迷途知返，眼前便是坦道，外國公使非全知全能，甯謂中國人所見不到者，外國公使便見得到，中國人民所辦不動者，一加入外國公使，便能辦到乎？

　　（三）若以為有外國公使列席，則可保證會議中人之安全與會議條件之必行也；則吾儕尤以為非必要。由第一義言，恐發生昔年海珠會議之故事，則必如字林報某外人之滑稽的投函，謂『會議當在威海衛，赴會者由外國兵船迎送，會議紀錄由海關書記速寫』而後可；如是則赴會者之人格剝奪已盡。既蔑視其人格，複何為向之呼籲，此不可通一也。由第二義言，議決項當然期其可行，若慮其議而不行，而必要之以外國之保證；則如今之國際法庭，裁決爭議，尚不能必當事者之遵守何者？國際法庭無軍隊以裁制不聽議決之國家也。提議者若自始慮到各方皆議而不守，本不必有會議，反之，若欲別造一種勢力以強迫其實行，則外國公使之與議，豈曰『陪席，』直須盛飾武裝，率兵隊以臨其後，如此尚複成何事體乎？

　　（四）若以為中國內爭損害及於外國經濟的利益，因而外國使團應取得列席陪議之權；此則純然外人聲口，胡乃將和平二字看得太大，而將國家二字，看得太小？吾人只聞美國人百計營求，自認為墨西哥爭鬥之調人，未聞墨西哥人困于暴亂，向美國人遞下請柬而邀其來解決國是！」

　　（五）唐少川之意見（申報所發表，）以為外人列席無防，盡可請其旁聽，有時亦可征其意見以為參考，但不必延請公使，各省均雇有顧問，可請列席。唐氏居外交樞要有年，對於外國顧問，或親識其人，或深悉其行，其所知自較吾人為廣。若以吾人之所見者論之，則中國大患，即在各方帳幕中各有三數卑陋無行之洋顧問，掀風作浪者此輩，獻媚工諛者此輩，賣軍械則作掮客，抖借款則充蟻媒，臨戰陣則作保鑣，而平時則揚長大埠之間，遊說方鎮之際，而又互結聲援，通為呼應，憑藉外報，恣其簧鼓，語其勾結為祟，不亞於前代之紹興幕友，論其學問品行，恐一履本國，即將為「無以自存」之浪子，本非此邦族類，豈能忠為我謀？設若招邀此輩，令持會議之柄，其為弊害，更難預想，古德諾有賀長雄何如人，利祿關頭，尚不免作揚雄蔡邕之續，何況今之所謂顧問，其人又出古德諾與有賀之下乎？

　　總之：各省軍閥不去，外債來源不絕，軍械輸入不停，則中國之兵匪，有加無已。兵匪愈多，失業愈眾，而軍閥這工具乃不可勝用。苟欲求真正之和平，當謀徹底之破壞。從根本上摧陷廓清，使致亂之原因根本消滅，而後可以言和平。質言之，即惟有糾合全國民眾，——工商學生農民——在民主革命旗幟之下，為有組織的大規模的運動。由上海總商會等有力團體，召集國民會議，組織革命機關，起而打倒軍閥，削除外人在中國之勢力，然後永久和平，方有實現之一日。近聞何東有十一月北上晉謁曹吳之說，是直不啻為曹吳較奔走，為外人當偵探，其假面具實有揭露之必要，故不憚辭費而作茲篇。

　　署名：重遠

　　（原載《新民國》第1卷第1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