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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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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中革軍委湘鄂西分會為減輕根據地困難和打破敵人圍困,以紅九師主力向襄北出擊,開闢潛江、京山、天門等地區工作。同時考慮到紅九師向北行動,可能與紅三軍主力取得聯繫,又確定由湘鄂西中央分局軍委委員萬濤隨九師一同行動,倘與紅三軍取得聯繫,即由萬濤接替鄧中夏任紅三軍政委。 9月上旬,之前在尋找好的根據地的鬥爭中,他努力說服著每一個前委委員,但是已經感到越來越吃力了。在青峰鎮,9月聽說九師要來了。賀龍同志回憶說:「我們到了鄂北,知道九師(要)來了,我們就召集了會議,研究紅三軍如何行動。我主張南下接新六軍,鄧中夏說:『一條,接新六軍(即九師),接不到怎麼辦?二條,蘇區進來了敵人怎麼辦?』會上大家都不發言,最後表決。到會十人,除鄧中夏外,其餘九票都贊成我的意見。會後,我們解圍南漳,就往劉候集走,與九師會合,(在那裡)開(了)個會,批評鄧中夏右傾機會主義。萬濤兼政委。」(注:見《訪賀副總理記錄》,1961年5月13日) 9月上旬,得悉紅九師已沿襄河北上,賀龍和鄧中夏等即在房縣青峰鎮召開會議,會議決定,紅三軍主力南下與紅九師會合,開回洪湖蘇區,留分散各地領導工作的政工人員堅持地方工作;以教導團為基礎及地方遊擊隊組成九軍二十五師,以湯慕禹為師長,朱勉之為政委,轄七十三、七十四兩團,共千餘人。並確定柳克明留房縣統一領導鄂西北根據地的鬥爭。 9月中旬,率紅三軍主力自青峰鎮出發,在保康附近擊潰川軍兩個團的阻擊,準備經南漳、荊門等地向洪湖轉移。 9月下旬,從5月以來的四個月中,鄧中夏帶領紅三軍,開創了鄂西北的武當山革命根據地。成立了黨的地方組織,以教導團為基礎及地方遊擊隊,組成九軍二十五師,湯慕禹為師長,朱勉之為政委,下轄千餘人。加上在鬥爭中成長壯大起來的洪湖根據地和紅三軍的新六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面對和敵人的武裝周旋和來自黨的壓力,鄧中夏帶領紅三軍和根據地的人民一起努力,鞏固、擴大了蘇區並開闢了新的根據地。 9月28日,萬濤、德昌、×五、×允等來到吳家集,與紅三軍負責同志會晤。 9月28日,賀龍率紅三軍七、八兩師在荊門縣劉猴集(現屬宜城縣)與紅九師勝利會師。晚,在劉猴集出席萬濤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團長以上參加)。會議傳達了中共中央和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聽取了萬濤的報告。 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關於反對鄧中夏同志錯誤領導的決議草案》,做出給予鄧中夏處分的決議。自此,改組了的紅三軍前委,由萬濤代鄧中夏任前委書記及紅三軍政委,賀龍任前委委員,並決定紅三軍開回洪湖蘇區。 6月29日《中央關於軍事路線問題給二軍團全體同志的信》和3月21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二軍團全體同志的信》終於艱難地一起傳達到了紅三軍,不給鄧中夏同志下層的工作,反給他以這種重要的責任,使他繼續反國際路線的錯誤。」中央當即給鄧中夏定下了八大罪狀,於是鄧中夏離開了紅三軍。四中全會的路線開始在紅三軍全面貫徹執行。自此,他沒有任何領導權。 中央要鄧中夏寫檢查,鄧中夏認為,這同時也是在寫總結報告,對的,要肯定,要堅持;錯的,要承認,要主動承擔責任;要分析,要總結,要汲取教訓以利今後。對自己的未來,不敢設想,不利的成分極大。最不放心的是黨的非馬列主義的思想、非唯物辯證的思維,跟著共產國際的主觀主義的思維是在危害著黨。鄧中夏是和党的成長一起走過來的,黨的前期歷史,許多人都是不知道。他越感到,此時要把黨的歷史告訴大家,否則可能就沒有機會了,於是,在給中央寫總結報告、寫檢查的空隙中,擠出所有的時間,不分白天和黑夜地急筆直書《中國共產黨史》。即便有什麼突變,他不在了,「書」可以傳送出他的心願! 9月29日,萬濤與賀龍率紅三軍從豐樂河渡襄河,經洋梓鎮南下。鄧中夏隨軍隊南下。 10月2日,紅三軍攻克鐘祥,殲守敵一部,留槍150支組成鐘祥遊擊大隊,開展本地區鬥爭。 10月5日,由於上級對紅三軍前委給鄧中夏處分不滿意,沒有達到中央的口徑。經過再次修改,在前委擴大會議上通過了《關於反對鄧中夏同志錯誤領導的決議》。 10月8日,紅三軍到達洪湖。鄧中夏隨軍到達洪湖。 10月8日,夏曦以湘鄂西軍委主席團名義發出訓令,批評紅三軍。並委任了紅三軍新的前委,以彭之玉為書記,唐赤英、賀龍為委員,同時命令紅三軍立即返回洪湖蘇區。此後紅三軍的最高領導人實際上是夏曦。 10月10日,根據分局指示,賀龍與萬濤率紅三軍回到洪湖蘇區潛江縣,鄧中夏隨軍到達。 10月15日,夏曦赴前方接任萬濤的紅三軍政委職,並以紅三軍實力不足為由,把各師部撤消,部隊改編為五大團,由湘鄂西省軍委直接指揮,把軍部機關調回監利縣的周老咀後方。鄧中夏被安置的周老咀寫檢查。 10月16日,中夏在洪湖給中央寫了一份簡短的報告: 「1. 2.除得萬濤同志的同意和賀龍談過一次話,沒有和任何人談話。 3.現在正在作一年來的報告,大概在半個月做成。」 10月,鄧中夏開始寫給中央的長達八萬多字的總結報告。仍有一些時間,他撰寫了《中共共產黨史》一書。鄭紹文同志有一段回憶: 「同志們曾經用長鬍子的文章,短鬍子的嘴來稱道中夏的寫作才能和賀老總的講話才能。(那段時間)我知道他常常寫作到深夜時,曾向他(中夏)建議,要注意適當的休息,不要過分勞累,把身體搞壞了。他說:『應該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學做一點文字上的工作才是』」。(注:見鄭紹文:《回憶鄧中夏同志記事》,1959年7月3日) 這個期間,鄧中夏同志幾乎是足不出戶,埋頭於寫作。一直到他離開洪湖赤區前幾天,他寫了一份好幾萬字的工作報告,總結了他在洪湖赤區的全部工作,同時還寫了一本《中國共產黨史》。這是兩三大本舊式賬本作稿紙寫的,不用說,在當時沒有任何參考資料的情況,要寫這樣一本書,的確是很困難的。可是鄧中夏同志依靠他極強的記憶力,和平日在工作中對客觀事物的觀察、分析、批判竟順利地完成了他的寫作。鄧中夏同志曾這樣說過:「整理黨史資料,編寫黨史,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老一點的同志,不是犧牲了就是工作很忙,抽不出時間來寫這方面的東西,新一點的同志又不完全知道黨的鬥爭和發展過程。他(我)現在既然有了這個機會,就應該把他(我)所知道的東西寫出來,作為以後編寫黨史的參考資料。」行前(離開洪湖前),他把這部稿子托我保存,希望將來能有轉交中央或者是出版的機會。可是,遺憾的很,1933年8月,國民黨軍隊進攻周老咀的戰鬥中,我失損了連同這部稿子在內的全部行李。(注:見鄭紹文《回憶鄧中夏同志記事》,1959年7月3日) 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江西蘇區瑞金召開,正式宣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 12月8日,鄧中夏完成了給中央的檢查和總結報告,把它交給黨組織。這個八萬多字的報告,對這段歷史做了認真的總結和分析,以一個徹底唯物主義者的氣概承認自己的錯誤,總結出正確的經驗和應得的教訓。請求黨組織對自己的錯誤進行處分。 同日,在檢查報告中表態說:「對於湘鄂西蘇區,特別是對於二軍團(現稱第三軍)政治領導的錯誤,無疑應由我負主要責任。雖然我在第二軍團沒有最後決定權,然而不論任何同志的意見,經過前委的決議,我就應該完全負責。」 12月9日,根據鄧中夏的「檢查和總結報告」,湘鄂西省委作出了「湘鄂西省委對鄧中夏同志的決議」。 12月11日至13日,湘鄂西蘇區在監利縣周老咀召開湘鄂西省工農兵第三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湘鄂西省蘇維埃政府。 12月22日左右,工作性質隨中央交通一起離開洪湖蘇區。這天早晨,在周老咀當年鄧中夏故居前,南邊的小河邊,鄭紹文同志送他上了一支小船,由一位姓餘的交通陪他前往上海。 12月24日,到達上海。 12月25日,鄧中夏給中央的「檢查和總結報告」,帶到了中央。 到9月28日,鄧中夏向萬濤完成交接班時,鄧中夏、紅二軍團和後來的紅三軍,和湘鄂西大蘇區廣大人民一起,把一個鄂西特區擴大成立湘鄂西大蘇區,蘇區建設和紅軍建設發展到了鼎盛時期。蘇區從原先的鄂西七八個縣的蘇區,擴大為湘鄂西蘇區,包括洪湖蘇區、洞庭特區、湘鄂邊蘇區。新增加了歸、興、巴蘇區,新開闢了鄂西北蘇區、鄂北蘇區和廣闊的遊擊區。蘇區管轄著三十餘個縣。 12月24日,鄧中夏同志按照組織的安排,從湘鄂西蘇區回到上海。王明所控制的中央,要對他在湘鄂西所執行的「錯誤路線」進行審查,並等待中央重新分配工作。在這長達一年九個月的時間裡,不給工作也不給一文生活費,生活都無法維持,臨時在上海的公平路的小弄堂的肚皮間(加的小隔樓間)的出租房住了下來。 12月下旬,消息傳到了在上海中央某情報機關工作的妻子李小妹(當時化名李英)那裡。經李小妹同志的再三要求,把他們調到一起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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