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年譜 1923年(2)

1923年(2)

　　3月初，黨中央調鄧中夏到上海大學工作，鄧中夏由北京遷到了上海，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也隨之遷到了上海。工作雖然是調離了，但是，書記部的書記職務還沒有解職，他仍然還在總結工人運動的工作經驗，並發表文章。

　　4月，中夏同志當選為少年中國學會評議部評議員。

　　4月23日，于右任到學校以後，改「東南高師」為「上海大學」，于右任為校長。特聘鄧安石君（鄧中夏因幕王安石發奮圖強的精神，故改此名）為總務長。

　　當時，「上海大學」設「文學」和「美術」兩科。「文科」分國學和英文兩組，「美術」科分圖音和圖工兩組，並設普通科。教職員大部分仍為「東南高師」原班人馬，另請葉楚傖為教務長，邵力子、陳德征、朱枕新等為教授。這時候的「上海大學」，仍屬初創，校務還遠沒有走上軌道。當時中國共產黨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培養革命幹部，決定參加接辦這所學校。黨中央認為，鄧中夏同志適合做這項工作。

　　為了使「上海大學」切實符合黨的要求，真正成為培養革命人才的最高學府，鄧中夏一到學校，就根據黨的指示，以他特有的魅力，立即開始了有組織、有計劃的巨大改革工作。在鄧中夏的參與下，明確規定了「上海大學」的宗旨上是「養成建國人才，促進文化事業」。在這一總的方針指導下，諸如策劃學校的擴充，改組學系，調整人事，策劃資金，建設校舍等工作，鄧中夏不僅是主要策劃人之一，而且是領導付諸實施的實際的負責人。在具體改革工作中，首先是改組學科，增加了社會學系，並由鄧中夏同志提議聘請瞿秋白為社會學系主任。而後又聘請惲代英、張太雷、蔡和森、蕭楚女、蔣光赤、任弼時等，擔任社會學系教授；聘請沈雁冰、鄭振鐸、田漢等人為中國文學系教授。瞿秋白當時剛從蘇聯考察回來不久，主張「上海大學」應該具有時代性和革命性，以擔負時代所賦予的使命和革命責任。瞿秋白在文章中擬定了教學計劃和課程項目。鄧中夏同志在改組學系中，所以首先增加社會學系，也正是為了「擔負時代所賦予的使命和革命責任」，他是立意把「上大」辦得在社會學系方面有特色的學校的。

　　4月23日，「上海大學」在四馬路同興樓開教員會議。決定：（一）由張溥泉、于右任籌辦于宗園建築新校舍事宜。（二）由鄧安石、陳得征、洪禹仇三先生，辦理擴充後章程事宜。（三）下學期起添設俄國文學系、社會科學系、史學系，以便分別造就國家應用人才。

　　4月27日，召開了追悼列寧大會，同時追悼黃花崗72烈士。到會共14個團體5萬餘人。主席侯紹裘報告宗旨。惲代英、沈選千、侯紹裘、陳念慈、張倉留、鄧安石演說。

　　4月30日，鄧中夏被聘為「上海大學」歷史學教授。因為他的行政工作忙，授課時間不多。自編講義。

　　5月4日上海大學創辦圖書室，請總務長鄧安石君講演《圖書館與自動教育》。

　　6月12日至20日，以仲海為名，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討論的中心，是和國民黨的合作問題。大會批評了黨內兩種主要錯誤傾向，一種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投降主義傾向，一種是以張國燾為代表的關門主義傾向。在代表大會上，鄧中夏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獨秀在大會作的報告中，講了這樣一段話：

　　他說：我現在想對個別中央委員提出批評意見。陳獨秀由於對時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動，犯了很多錯誤。張國燾同志無疑對党是忠誠的，但是他的思想是非常狹隘，所以犯了很多錯誤。鄧同志（指鄧中夏同志）在唐山和科烏礦工罷工時犯了嚴重錯誤，並且在廣州造成了很多困難。

　　陳獨秀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就把這場思想上、政治上的右傾，推升到了黨的路線鬥爭的層面上來了。

　　確實，鄧中夏在批評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的觀點時說過：對於陳獨秀要利用軍閥的「保護勞工」的欺騙手段，鄧中夏曾經批評說：「叛徒陳獨秀在京漢罷工失敗以後，他在上海用共產黨的名義發表宣言，說什麼『不反對那些開明一點進步一點的較開明較進步的黨派和勢力』採用假仁假義的『保護勞工政策』『有時必須幫助這支勢力』……這只是陳獨秀把自己機會主義的觀點全盤托出罷了，」企圖繼續延續他的右傾路線。（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5頁）

　　鄧中夏總結說：「『二七』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內發生右傾的取消主義，代表人物就是現今共產主義的叛徒陳獨秀，陳獨秀從『二七』失敗所得的結論是工人階級沒有力量，於是他的整個機會主義的理論就在此時完全形成了。我們這裡不能詳細說到整個陳獨秀主義，而只就其與職工運動有關者略略提及。陳獨秀說：『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間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又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又說：中國工人階級『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裡……不感政治的需要，並不脫離神權帝王之迷信。』所以他斷定：『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的政治鬥爭之需要與可能。』這樣，陳獨秀把資產階級恭維得很高，把工人階級看得一文不值，不用說應用到實際工作上便是取消職工運動。不僅取消職工運動，他當時還主張取消共產黨呢！他當時公開的說：『混蛋的中國，便有混蛋的無產階級。混蛋的無產階級便有混蛋的共產黨，共產黨不該早成了幾年，所以弄成一個三不像的共產黨』真的，陳獨秀此種觀點是得到一部分中央委員的擁護，於是另一中央委員就說：『勞動運動嗎？這一名詞根本不能成立，現時只有一個國民運動，即是要勞動運動也只能與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量齊觀，而共同的隸屬于國民運動之下，做國民運動之一部分。』在這種取消主義的觀點之下，無疑的中國職工運動要遭到巨大的不幸。真的，『二七』失敗後差不多有一年，陳獨秀的中央，實際上對於職工運動不聞不問，或者怠工。」（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7頁）

　　鄧中夏對此進行了嚴厲地回擊。說：陳獨秀這種叛賣階級的取消主義的觀點，曾受著抵抗的。比如鄧中夏當時在《中國工人》、《中國青年》以及黨報上，就曾經作文章批評過這種觀點，在黨報上面而且是指出這位「家長」陳獨秀的名字公開批評的。（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7—518頁）

　　鄧中夏回擊的炮火越來越猛烈，到1923年12月15日，鄧中夏在我黨的《中國青年》上發表了《論工人運動》，批評陳獨秀說：「不幸京漢路失敗以後，許多社會活動家不免動搖減少了他們向來重視工人運動的觀念與熱心，這未免太沒有信心與毅力了。」並且嚴厲地批評說：「這不只是保守，乃是鎖滅。」文章「指名」陳獨秀說：「我所敬佩負中國革命唯一的使命的社會運動家啊！……如此基礎已立，功虧一簣的工人運動，你們因稍稍受了一點波折，便認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你們再革命一萬年，也不能成功呢。」

　　陳獨秀在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對他自己和張國燾的批評確也說到了根上，但不痛不癢沒有涉及到實質。在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對鄧中夏進行了批評，鄧中夏卻對於自己在中國共產黨初期，共產黨人所走過來的道路的事實、唐山罷工失敗的經驗教訓和「二七」罷工失敗的經驗教訓，從理論上、思想上，做了認真的總結。

　　鄧中夏總結說：「陳獨秀的中央，對於職工運動的取消主義的傾向，一直到1924年5月，共產黨的擴大會議上，才糾正過來，也就是從此以後，共產黨對於職工運動才重新又做起來。」（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8頁）

　　中國共產黨的開創和初建時期，黨的中心工作就是組織工人階級隊伍和發動工人階級起來鬥爭。鄧中夏承擔了這個重擔。他的理論聯繫實際的作風，衝鋒在前寧死不屈的精神和取得的巨大成績說明，這個時期，他在思想上、理論和實踐上，無愧是我黨的開路先鋒。

　　6月24日，和「上海大學」同事及一位工程師，到宋教仁公園測量地形，準備在這裡建築新校舍。

　　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決定建立全國總工會籌備委員會，任命鄧中夏為主任（至1925年1月）。並由他負責組織並籌備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工作。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