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年譜 1923年

1923年(1)

　　1月，就在北方鐵路總工會成立的緊張忙碌中，中央決議調鄧中夏入教育界，（注：見1961年5月《羅章龍談話記錄》及1961年12月《回憶鄧中夏同志之二》，未刊稿），同時，調張國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參加北方鐵路總工會成立的領導工作。

　　2月7日，鄧中夏代表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表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二七」慘案告全國工人書》，鄧中夏明確地提出，政權就是軍閥手裡的軍隊、警察、兵工廠、監獄…要聯合農民來打倒軍閥奪取政權，並建設自己的政權才有可能。文章說：「我們何以受這等的壓迫，受人不能受的壓迫？乃是因為國家的政權掌握在軍閥手裡，他們有的是軍隊、警察、兵工廠、監獄，所以能夠橫行霸道，為所欲為。我們工人們除了兩隻手兩條腿能夠做苦工以外，什麼也沒有，所以才受他們這樣的任意蹂躪，任意壓迫。這就是因為國家的政權為軍閥們獨佔了，我們沒有一點政權的緣故。」現在我們「都要起來打到軍閥……把工人階級組成一個極強的團體，再聯合農民商界學界，同心努力，打倒大家的共同敵人軍閥，建設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來代替軍閥政治。那時候軍閥倒了，人民有政權，真正共和國的軍隊是保護人民的。」「全國工友們聯合起來呵，打倒軍閥。」

　　2月，鄧中夏終於從對統治階級假民主的依賴中解脫出來了。

　　鬥爭中需要借用統治階級的假民主，通過集會、演說、記者招待會、議員招待會、請願和遊行示威等，來啟發、教育來組織、鍛煉工人階級的隊伍。鄧中夏承認，這種「依賴」是「共產黨政治領導的錯誤，……就是勞動立法運動中，已經顯露這種弱點」。（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3頁）但，「二七」慘案的事實教育了鄧中夏。5月，在第一次勞動大會上，他高高的舉起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和「中國共產黨萬歲！」的旗幟；7月，他發起了勞動立法運動，「請願書」的聲勢和規模相當的大。8月，長辛店工人罷工取得了勝利。9月在《勞動界招待議員會的講話》他再次高呼「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和「勞動萬歲！」的口號。10月末，唐山五礦鬥爭的慘敗。尤其是1923年2月「二七」罷工的慘敗，「二七」慘案的發生……事實慘痛的教育了鄧中夏，他逐漸地從對統治階級的假民主的依賴中解脫出來，這個逐漸而堅定地轉變，體現在他1922年10月10日發表的《我的一個提議要求廢除「治安警察法」》及1922年12月發表的《我們反對勞工司》。面對反動的北京政府，他高呼「該殺的奴才！我們須要反對你們到底！」；1923年的1月31日，他發表了《我對於此次運動的全部意見》。面對北京學生界，轟轟烈烈的反對彭允彝和保留蔡元培的鬥爭，他點出了運動的實質：在現在的政府下，打到了一個彭允彝，還會出來張允彝或者王允彝。最根本的辦法是「否認國會！」三篇文章體現了鄧中夏從對統治階級假民主的依賴中解脫出來了。從此，議員招待會、群眾的請願運動就再也沒有組織過。新的鬥爭方式將在鄧中夏對「二七」慘敗的經驗總結過程中呼之欲出！（注：見1923年3月出版的《京漢工人流血記》）

　　2月，在黨內，在如何組織工人運動的原則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也日漸明顯化。在組織工人運動的道路問題上，北京的共產主義組織，和上海的共產主義組織走的是兩條道路。北京的共產主義組織，走的雖然是實幹中摸著石頭過河，還不夠成熟，不夠完整，還需要不斷地摸索前進、總結提高，再總結再提高。但另一條卻是完全錯誤的路。

　　鄧中夏在總結最初在搞工人運動時，就尖銳地指出：「這裡必須指出，當時中國共產黨確有一種機會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以現今共產主義叛徒陳獨秀做代表，他當時對於吳佩孚確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謂『孫吳聯合』的這張。」（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5頁）

　　在工人運動道路的問題上，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工人運動，在鄧中夏的領導下，指導思想和所走的道路是：

　　1.中國的工人階級，人數雖然沒有西方工業國家那麼多，但是他們所遭受國內外壓迫卻更加慘重。他們的反抗力已經體現出來了。組織起來戰鬥力就強。他們缺少的是，還沒有建立組織和進行鬥爭的覺悟。

　　2.先進的愛國知識分子要去幫助提高工人階級覺悟。這種幫助的進行過程是：

　　⑴忠實於工人運動的人（革命的愛國的知識分子）（要）與工人之間建立了親密的關係。

　　⑵不斷地宣傳、教育、組織工人。

　　⑶革命的知識分子要不斷地「提醒他們不要忘記我們組織的目的」「並利用自己的工會，同雇主進行鬥爭，從而使階級仇恨激化」。

　　⑷「我們（包括革命的愛國的知識分子）和組織起來的工人，利用每一個機會，推動群眾舉行遊行示威和罷工」，逐漸地共同組織成革命的主力軍。（注：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1921—1925，第10頁鄧中夏寫的給中共一大的《北京共產主義組織報告》）

　　3.他們的經驗證明，培養、教育、鍛煉並在鬥爭中選擇工人自己的領袖人物非常重要而且艱難。工作也在進行中。

　　4.在理論上，他們認准了，工人階級是革命的主力軍。在實踐上，他們在北京逐漸地組織起來了，並且不斷地壯大著工人階級組織隊伍。這個隊伍是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們共同組織成的革命主力軍，能夠熔在一起，這是革命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一個飛躍；並已經在和反動勢力進行著鬥爭。只有這樣的主力軍，才能和雇主們進行戰鬥，以致最後戰勝敵人。這些共同地組成了新的革命的理論。

　　這個組織工人階級的隊伍理論的中心是：

　　⑴真心的相信，工人是革命的主力軍；
　　⑵工人階級的覺悟，需要先進的知識分子去忠實地去啟發、教育、組織；
　　⑶覺悟的工人和先進的知識分子一起組織成革命的主力軍。
　　⑷理論的核心是：必須理論聯繫實際，要說，要宣傳，但也必須去做，去實行。紙上談兵是幹不出革命的。

　　在鄧中夏的直接領導下，中國北方工人階級的隊伍，在不斷地組織、成長起來了，並且越來越壯大，党領導下的工人運動轟轟烈烈地發展起來了。

　　上海的共產主義組織，在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的陳獨秀的領導下，走的是另外一條路。

　　1.他們沒有深入地參加「誰是革命的主力軍的辯論」。他們不相信中國的工人階級有力量。尤其是擁有牢固這種思想的領導人陳獨秀。

　　2.他們只相信知識分子的力量。要組織工人階級的隊伍，只能靠革命的知識分子。他們是坐在辦公室裡，靠寫文章去宣傳、去鼓動工人，不深入到工人當中去。他們也不知道工人在想什麼、做什麼。他們沒有和工人們建立親密的關係的要求和行動。他們不是真的「忠實于工人運動的知識分子」。

　　3.只憑一個中學還沒有畢業的熱血愛國青年李啟漢，在來上海後，近半年的時間裡，利用鄧中夏傳授給李啟漢的革命思想、理論和接觸工人的體會，模仿著體驗著，深入到工人當中去做工人運動。最初，上海的工人運動還有些起色。但是，由於上海共產黨的領導人沒有這種思想的基礎，當1922年，李啟漢一被捕，上海的工人運動就幾乎完全癱瘓了。

　　4.從建黨開始到1923年，上海共產主義組織沒有組織起由覺悟了的工人和先進知識分子組成的工人階級隊伍。因此上海共產主義組織沒有實際的戰鬥力。

　　當時的上海共產主義組織，它的領導人就是黨中央的書記陳獨秀。思想上不相信工人階級，理論上不聯繫實際。這就埋下了我們黨的第一次右傾路線鬥爭的隱患。

　　為了保證陳獨秀的路線，到「二七」大屠殺之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宣言中，居然說：「所以中國共產黨前此無須戳穿吳佩孚『保護勞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漢各鐵路工人，極力進行工會的組織，一步一步成就勞工階級的勢力與使命……」這真正是可恥到極點的機會主義。（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3頁）

　　說到我們黨的第一次右傾路線思潮，鄧中夏還總結說：「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確是同意此種主張的。吳佩孚四大政策之『保護勞工』一項，確是李守常同志通過他的老友白堅武（吳佩孚幕下的政治處長）建議于吳佩孚的。」（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5頁）鄧中夏並不認為李守常同志和陳獨秀犯了同樣的思想和行動上的錯誤，因為正是李守常同志最先認識到，革命的知識分子必然要走向與庶民的結合，成為庶民的一員。正是在他的倡導下，越來越多的革命知識分子（包括鄧中夏）才走向了工農。李守常同志是想更加充分地利用統治階級假民主，來啟發、教育，來組織、鍛煉工人階級。後來黨的歷史也說明了這一點。

　　3月及之後的一段時間，鄧中夏認真地總結了「二七」罷工失敗的經驗和教訓，做出了許多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是：

　　1.鄧中夏在總結歷史的基礎上，指出了加強党的建設重要性，對建黨思想和建黨路線提出了新的認識，並努力實行著。

　　鄧中夏沉痛地說：「這裡我們提出一個嚴重問題，就是我們在當時確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當時做職工運動的同志，未曾在工會中發展黨的組織。最大錯誤是黨的關門主義，大家有這樣的觀念，以為工人覺悟程度還不夠進入共產黨，把許多鬥爭中表現很好的積極分子，都推到黨的門外。介紹個工會會員入黨常鄭重要經過數月的考察。還有這樣的可笑事，介紹工人入黨必須介紹入書記部，書記部成了工人入黨的經過機關。這樣一來，工會與党的發展成了非常奇怪的形式，極不相應。自然當時工會中的黨的組織普遍是沒有，只有共產黨員個人，也就因為如此對於工會的領導，只是個人式的英雄領導，而不是党的組織領導。」（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459頁）

　　「後來，『二七』失敗後，工會被封，我們党在工人群眾中除政治影響外，什麼也沒有了，」「這個錯誤明顯的是十足機會主義的錯誤。」「這個遺毒一直到一九二三年」（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9頁）

　　「京漢鐵路總罷工無疑是共產黨所領導，然而亦只有高高在上的領導，而下層群眾中很少共產黨的作用。總計當時鐵路工人的共產黨員不到五十人，這樣一個渺小的數目，如何能夠指揮那樣廣大的群眾！」（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1—512頁）

　　說到「二七」大罷工的教訓，他說：「最重要的還是當時沒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總參謀部，如果工人階級沒有它自己階級的政黨共產黨，那麼工人階級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當時做職工運動的同志有一個極大錯誤，便是沒有在工會中發展黨的組織。」（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1頁）

　　2.由此而大大地擴大了中國革命的主力軍，確定革命的對策、方針、路線和道路，探尋和繼續實踐著中國革命的基礎理論。

　　他深刻地研究了中國的工人階級，發表了《論工人運動》、《中國工人狀況及我們運動方針》；

　　他特別堅定特別慎重地研究了中國的農民，他于1923年10 月31日發表了《本團應注意農民運動》、《論農民運動》、《中國農民狀況及我們運動的方針》和《論農民運動的政略與方法》；

　　他興致勃勃地深刻地研究了中國各種軍隊中的士兵，發表了《論兵士運動》、《中國兵士狀況及我們運動的方針》、《中國海軍狀況及我們運動的方針》。

　　為了比較系統的研究各個階級之間的關係，它們和革命的關係。他還發表了《革命動力的三個群眾工人、農民、兵士》、《論勞動運動》、《我們的力量》。

　　3.在經過上面的論述，他得出了工人階級要抓革命領導權的結論，這在中國革命的理論上，做出了新的突破，他說：

　　⑴工人階級要取得革命的勝利，要靠取得革命的領導權，要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⑵農民階級要取得革命的勝利，要靠和工人階級的團結，得到工人階級的領導；
　　⑶士兵要取得革命的勝利，要靠和工人階級的團結，得到工人階級的領導；
　　⑷在對資產階級的研究和分析中，指出，資產階級是有兩面性的。資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要取得革命的勝利，要依靠和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力量。要得到工人階級的領導才能成功。因為資產階級存在有兩面性，工人階級必須時刻警惕資產階級，當它感到革命不利於它本階級的時候，它會叛變革命的。這個結論，在中國革命的理論上，再次做出了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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