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年譜 1921年

1921年(1)

　　這場大辯論延續到1921年，辯論的主題有：

　　1.如何組織工人階級的隊伍

　　鄧中夏回憶說：「值得我們注意的，當時職工運動卻有另一種特殊的現象，不是什麼社會主義，而是市儈的或流氓的工會主義。這種現象在上海特別明顯。……他們假借工會招牌，在勞資鬥爭起來的時候，招搖撞騙，從中搗鬼。這種市儈的或流氓的招牌工會，的確是當時工人組織自己階級工會的極大障礙物，也即是中國共產黨的當前大敵。所以在中國職工運動的初期中，共產黨會有一次反對招牌工會的劇烈鬥爭，這種鬥爭是經過很大努力才著成效的。」（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0頁）

　　這個鬥爭當時首先是在北京開始的，高一涵回憶說：我們幾個（北大教授）則主張以行會做工人基礎，將來再發展，我們提出這個主張，是看到當時英國鼓吹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主張行會的社會主義，我們認為工人階級在產業工人力量不大時，可以採用這個方法。那時，杜威來中國講學，他反對馬克思主義，說馬克思主義在19世紀末還是有用的，到20世紀就沒有用了，過時了。他說「你們不要講什麼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你們中國可以區域或行業來團結，頂好拿『會館』或『幫』做基礎，如上海幫、江西幫。」我們當時覺得以「幫」做基礎比產業工人好。鄧中夏對這個也不同意。當時，鄧中夏正在創建中國工會的初期，為了這場辯論曾經一直追到高一涵的編輯部，仍然不肯退讓。（注：見《高一涵談話記錄》，1961年5月24日，未刊稿）。

　　2.組織起來的工人隊伍，第一步應當如何走

　　作為組織起來的工人組織，應當如何組織鬥爭，誰也沒有經驗，開始並沒有任何目標。反而認為，只要打亂了反動政府壓迫工人的意圖就行，以致「讓敵人越亂越好」。一段時間他們成了點火隊，抓住機會有理由就上。什麼罷課、請願、成立大會、遊行、示威，包括反基督教鬥爭等等，既保持群眾的熱情，也不讓敵人閑著。

　　北大教授高一涵回憶說：「十月革命後，馬克思著作傳到中國……大家通過英文本來學習，但是在理論上也有分歧。我們在日本（學習馬克思著作）看得是河上肇翻譯的，他雖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不講革命，他是講進化論，講慢慢地變革，講改良主義。我當時也如此主張，認為不革命也可以實行社會主義……，但中夏等青年學生非要鬧革命不可。他們認為，不革命慢慢地變革是搞不起來的。（時間是在1920—1921年暑假）那時爭論經常在我的編譯委員會，有時也在李大釗的圖書館會客室裡。『五四』時，杜威從美國來。他們反對罷課；大釗、鄧康是主張把運動向深入推進。罷課運動鬧得越大越好，為此與胡適大爭起來……」（注：見《高一涵談話記錄》，1961年5月24日，未刊稿）

　　在深入工人之後他們發現，沒有工人同意的目標，工人們沒有積極性。他們發現，談生活、談工資、談不平等不自由他們最關心。也最容易點起火來。並且沒有鬥爭的勝利，工人們也看不到團結的工人有多大的力量。深入工人的革命知識分子明白了，鬥爭的第一步，要從工人的「經濟鬥爭」和鬥爭的勝利開始。他們抓住了這一點，中國革命道路的門就打開了。這就是「革命的運動是分段落的，要分段走」的思想萌芽。

　　3.和無政府主義的鬥爭

　　鄧中夏回憶說：「無政府主義在中國有最老的資格和相當的深厚的基礎，特別是在廣東，於是就在廣東方面發生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之爭。結果，也算馬克思主義派取得了勝利。」（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0頁）

　　無政府主義思潮也是當時社會主義思潮的一種，在社會主義諸多思潮中，無政府主義思潮對中國的影響最重，除了在廣東有激烈的鬥爭外，在天津在湖南都有較大範圍的影響。當時的一個青年說：「當時有許多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流行，有許多青年受害，他（鄧中夏）便向青年（大部分是湖南青年）們指出，這不是中國革命的道路，並介紹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的文章讓他們看。」

　　羅章龍回憶說：「在北京，中夏還組織過關於無政府主義的辯論。當時口頭上辯覺得還不夠，就寫文章反映在《先驅》上。激烈到甚至要動手的程度。」（注：見《羅章龍談話記錄》，1961 年5月，未刊稿）

　　直到1921年10月18日，鄧中夏應毛澤東同志的約請，在結束了四川重慶夏令營講學會後，返回北京前，特地前往長沙，為長沙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青年講解了什麼是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為湖南革命青年與無政府主義的鬥爭助了一臂之力。（注：見《謝覺哉日記》）

　　4.籌備中共一大

　　這場持久的大辯論，大大地提高了革命青年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水平和理論水平，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最初的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年初（至1922年）任中共北京東城（北京大學）支部書記。（注：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中國共產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中的「鄧中夏」）

　　1月，他親自籌備，和工人們一起創辦的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在長辛店開學。

　　1月16日，少年中國學會開常會。鄧仲澥擔任主任後，執行部各部不再設立，只需要推會計主任一人，由鄧推薦劉仁靜擔任。全體贊成。

　　1月27日，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室召集臨時會議，由於鄧仲澥將赴粵任教職，（提出要辭去主任職務）決定由陳仲瑜代理主任。當天由於鄧仲澥有事，臨時赴西山，未能出席。

　　當時鄧中夏看出，劉仁靜是個有志氣的青年，但又覺得他只讀書本不行，應當多參加社會活動。推薦劉仁靜擔任新的少年中國學會的會計。

　　2月15日，由於新任會計主任上任，鄧仲澥向新任劉會計結算財務帳目，並公佈於眾。

　　2月19日，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室開常會，由鄧仲澥提出費用問題及刊行會務報告問題，討論了自由儲金及主義問題。

　　關於主義問題討論決定，先用一兩個月研究，過兩三月後開會討論，並在南京大會提出之。刊出會員消息，說，鄧仲澥因事一時不能出京，仍任原職。

　　3月13日，應保定高等師範再三的邀請，「脫朋友的情（三回五次請我）面不脫」，鄧中夏以中國新文學教授的名義來保定任教。

　　3月21日，來到學校，他一邊教授「新文學」，一邊又把課堂變成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講堂。

　　當講到反抗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時，一個學生提問：「如果反動當局對付革命群眾用『辣手段，那怎麼辦！』」鄧中夏回答說：「我們也當用辣手段回擊他！」這反映了鄧中夏心中的「面對武裝的敵人對我們用辣手段，我們也要用武裝的辣手段反抗」思想的最初萌生。（注：見王森然：《關於鄧中夏先生的一段史料》，1956年12月21日，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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