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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詩人許拜維艾爾


  二十年前還是默默無聞的許拜維艾爾,現在已漸漸地超過了他的顯赫一時的同代人,升到巴爾拿斯的最高峰上了。和高克多(Cocteau),約可伯(Jacob),達達主義者們,超現實主義者們等相反,他的上升是舒徐的,不喧嘩的,無中止的,少波折的。他繼續地升上去,像一隻飛到青空中去的雲雀一樣,像一隻雲雀一樣地,他漸漸地使大地和太空都應響著他的聲音。

  現代的詩人多少是詩的理論家,而他們的詩呢,符合這些理論的例子。愛略特(T. S. Eliot)如是,耶芝(W. B. Yeats)如是,馬裡奈諦(Marinetti)如是,瑪牙可夫斯基(Mayakovsky)如是,瓦雷裡(Va'léry)亦未嘗不如是。他們並不把詩作為他們最後的目的,卻自己制就了樊籠,而把自己幽囚起來。許拜維艾爾是那能擺脫這種苦痛的勞役的少數人之一,他不倡理論,不樹派別,卻用那南美洲大草原的青色所賦予他,大西洋海底珊瑚所賦予他,喧囂的「沉默」,微語的星和馴熟的夜所賦予他的遼遠,沉著而熟稔的音調,向生者,死者,大地,宇宙,生物,無生物吟哦。如果我們相信詩人是天生的話,那麼他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三五年,當春天還沒有拋開了它的風,寒冷和雨的大氅的時候,我又回到了古舊的巴黎。一個機緣呈到了我面前,使我能在踏上歸途之前和這位給了我許多新的歡樂的詩人把晤了一次(我得感謝那位把自己一生獻給上帝以及詩的Abbé Duperray)。

  詩人是住在處於巴黎的邊緣的拉納大街(Boulevard Lannes)上,在蒲洛涅林(Bois de Boulogne)附近。在一個陰暗的傍晚,我到了那裡。在那清靜而少人跡的街道上行著找尋詩人之家的時候,我想起了他的詩句:

  有著歲月前來聞嗔的你的石建築物,
  拉納大街,你在天的中央幹什麼?
  你是那麼地遠離開巴黎的太陽和它的月亮,
  竟至街燈不知道它應該滅呢還應該明,
  竟至那送牛乳的女子自問,
  那是否真是屋子,凸出著真正的露臺,
  那在她手指邊叮噹響著的,是牛乳瓶呢還是世界。

  找到了拉納大街四十七號的時候,天已開始微雨了,我走到一所大廈的門邊,我按鈴。鈴聲清晰地在空敞的門軒中響了好一些時候。一個男子慢慢地走了出來。

  「詩人許拜維艾爾先生住在這裡嗎?」我問。

  「在二樓,要我領你去嗎?」

  「不必,我自己上去就是了。」

  我在一扇門前站住。第二次,鈴聲又響了。這次,來給我開門的是一個女僕,她用驚訝的眼睛望著我,好像這詩人之居的恬靜,是很少有異國的訪客來攪擾的。

  「許拜維艾爾在家嗎?」我問。

  「在家。您有名片嗎?」

  她接了我的名片,關了門,領我到一間客廳裡,然後去通報詩人。

  我在一張大圈椅上坐下來,開始對於這已經是詩人的一部分的客廳,投了短促的一瞥。古舊的家具,先人的肖像,紫檀的鏤花中國屏風,厚厚的地毯:這些都是一個普通的法國人家所應有盡有的,然而一想到這些都是興感詩人,走進他的生活中去,而做著他的詩的卑微然而重要的元行的時候,這些便都披上了一層異樣的光澤了。但是那女僕出來了,她對我說她的主人很願意見我,雖然他在患牙痛。接著,在開門的聲音中,許拜維艾爾已經在門框間現身出來了。

  這是一位高大的人,瘦瘦的身體,長長的臉兒,寬闊的前額,和眼睛很接近的濃眉毛,從鼻子的兩翼出發下垂到嘴角邊的深深的皺槽。雖則已到了五十以上的年齡,但是我們的詩人還顯得很年輕,特別是他的那雙奕奕有光的眼睛。有許多人是不大感到年歲的重負的,詩人也就是這一類人之一,雖然他不得不在心頭時時重整精力,去用他的鮮血給「時間的群馬」解渴。

  「歡迎你!」這是詩人的第一聲,「我們昨天剛聽到念你的詩,想不到今天就看到了你。」

  當我開始對他說我對於他的景仰,向他道歉我打攪他等等的時候,「不要說這些,」他說,「請到我書房裡去坐吧,那裡人們感到更不生疏一點。」於是他便開大了門,讓我走到隔壁他的書房裡去。

  任何都不能使許拜維艾爾驚奇,我的訪問也不。他和一切東西默契著:和星,和樹,和海,和石,和海底的魚,和墓裡的死者。就在相遇的一瞬間,許拜維艾爾已和我成為很熟稔的了,好像我們曾在什麼地方相識過一樣,好像有什麼東西曾把我們系在一起過一樣。

  我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舒適地,像在我自己家中一樣。而他,在橫身在一張長榻上之後,便用他的好像是記憶中的聲音開始說話了:

  「是的,我昨晚才聽到念你的詩。它們帶來了一個新的愉快給我,我向你懺白,我不能有像你的《答客問》那樣澄明靜止的心。我閉在我的世界中,我不能忘情於它的一切。」

  的確,這「無罪的囚徒」並不是一位出世主義者,雖然他竭力擺脫自己,擺脫自己的心。他所需要的是一個更廣大深厚得多的世界,包涵日,月,星辰,太空的無空間限制的世界,混合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無時間限制的世界;在那裡,沒有死者和生者的區別,一切東西都是有生命有靈魂的生物。

  「我相信能夠瞭解你,」我說,「如果你能夠恕我的僭越的話,我可以向你提起你的那首《一頭灰色的中國牛》嗎?遙遠地處於東西兩個極端的生物,是有著它們不同的性格,那是當然的,正如烏拉圭的牛沉醉於Pampa的太陽和青空,而中國的牛行於青青的稻田中一樣,但是卻有一種就是心靈也難以把握得住的東西,使它們默契,把它們聯在一起,這東西,我想就是『詩』。」

  「這倒是真的,」詩人微笑著說,眼睛發著光,「我們總好像覺得自己是孤獨地生活著,被關在一個窄狹到有時幾乎不能喘息的範圍裡,因而我們便不得不常常想到這湫隘的囚牢以外的世界,以及這世界以外的宇宙……」詩人似乎在沉思了;接著,他突然說:「想不到你對於我的詩那麼熟悉。你覺得它怎樣,這首《一頭灰色的中國牛》?這是我比較滿意的詩中的一首。」

  「它啟發了我對於你的認識,並使我去更清楚地瞭解你。」

  因為說到中國,許拜維艾爾便和我談起中國來了。他說他曾經歷過許多國土,不過他至今引以為遺憾的,便是他尚未到過中國。他說他的友人昂利·米書(Henry Michaux)曾到過中國,寫過一本關於中國的書,對他盛稱中國之美,說那自認為最文明的歐洲人,在亞洲只是一個野蠻人而已。我沒有讀過米書的作品,所以也沒有和許拜維艾爾多說下去。可是他卻興奮了起來,好像立時要補償他的憾恨似地,向我詢問起旅行中國的問題來,如旅程要多少日子,旅費大概要多少,入境要經過什麼手續,生活程度如何,語言的隔膜如何打破等等。而在從我這裡得到一個相當的解決之後,他下著這樣的結論:

  「我總得到中國去一次。」於是他好像又沉思起來了。

  我趁空把這書室打量了一下。那是一間長方形的房間,書架上排列著詩人所愛讀的書,書案是在近窗的地方,而在案頭,我看見一本新出的Mesures。窗扉都關閉了,不能望見窗外的遠景,而在電燈光下,壁上的名畫便格外烘托出來了;在這裡面,我辨出了馬諦思(Matisse),塞公沙克(D. de Segonzac),比加索(Picasso)等法國當代畫伯的作品。我們是在房間的後部,在那裡,散放著幾張沙發,一兩張小幾和一張長榻,而我們的詩人便倚在這靠壁的長榻上;榻旁的小幾上放著幾張白紙,大概是記錄詩人的靈感的。

  詩人站了起來,在房裡走了幾步,於是:

  「你最愛哪幾位法國詩人?」他這樣問我。

  「這很難說,」我回答,「或許是韓波(Rimbaud)和羅特亥阿蒙(Lautréamont);在當代人之間呢,我從前喜歡過耶麥(Jammes),福爾(Paul Fort),高克多(Cocteau),雷佛爾第(Reverdy),現在呢,我已把我的偏好移到你和愛呂阿爾(Eluard)身上了。你瞧,這樣的駁雜!」

  聽我數說完了這些名字的時候,許拜維艾爾認真地說:

  「這也很自然的。除了少數一二人以外,我的趣味也差不多和你相同的。福爾先生是我尤其感激的,我最初的詩集還是他給我寫的序文呢。而羅特亥阿蒙!想不到羅特亥阿蒙也是你所愛好的詩人!那麼拉福爾格(Laforguo)呢?」

  我們要曉得,拉福爾格和羅特亥阿蒙都是頗有影響于許拜維艾爾的,像他們一樣,他是出生于烏拉圭國的蒙德維艾陀(Monteviedo)的,像他們一樣,他的祖先是比雷奈山鄉人,像他們一樣,他是法國詩人。在《引力集》中,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詩句:

  不論在什麼地方我都掘著地,希望你會從地下出來,
  我用肘子推開房屋和森林,去看你在不在後面,
  我會整夜地大開著門窗等著你,
  面前放著兩杯酒,而不願去沾一沾口。
  但是,羅特亥阿蒙,
  你卻不來。

  「拉福爾格嗎?」我說,「可惜我沒有多讀他的作品,還在我記憶中保存著的,只《來臨的冬天》(L'hiver qui vient)等數首而已。」接著,我便對他說起他新近出版的詩集《不相識的朋友們》(Les Amis Inconnus):

  「我最近讀了你的詩集《不相識的朋友們》。」

  「是嗎?你已經買了嗎?我應該送你一冊的,可惜我現在手頭只剩一本了。你讀了嗎,你的感想怎樣?」

  我沒有直接回答他,卻向他念了一節《不相識的朋友們》中的詩句:

  我將來的弟兄們,你們有一天會說,
  一位詩人取了我們日常的言語,
  用一種無限地更悲哀而稍不殘忍一點的
  新的悲哀去,驅逐他的悲哀……

  在他的瘦長的臉上,又浮上了一片微笑,一片會心的微笑,一邊出神地凝視著我。沉默降了下來。

  在沉默中,我聽到了六下鐘聲。我來了已有一個多鐘頭了,我應該走了。我站了起來:

  「對不起,我忘記了你牙痛了,我不該再攪擾你,我應該走了。」

  「啊!連我自己也忘了牙痛,我還忘了我已約定牙醫的時間了,我們都覺得互相有許多話要說。你住在巴黎嗎?我們可以約一個時間再談,你什麼時候有空嗎?」

  「我明天就要離開巴黎,」我說,「而且不久就要離開法國了。」

  「是嗎?」他驚愕地說,「那麼我們這次最初的見面也許就是最後一次了。」

  「我希望我能夠再到法國來,或你能夠實現你的中國旅行。」

  「希望如此吧。不錯,我不能這樣就讓你走的,請你等一等。」他說著就走到後面的房間中去。一會兒,他帶了一本書出來:

  「這是我的第三本詩集《碼頭》(Débarcadères),現在已經絕版,在市上找不到的了,請你收了做個紀念吧!」接著他便取出筆來,在題頁上寫了這幾個字:給詩人戴望舒作為我們初次把晤的紀念。茹勒·許拜維艾爾謹贈。

  當我一邊稱謝一邊向他告別的時候,他說:

  「等一等,我們一道出去吧。我得去找牙醫。我們還可以在路上談一會兒。」

  他進去了,我隱隱聽見他和家人談話的聲音,接著他便帶了大氅雨傘出來,因為外面在下雨。向這詩人的書齋投射了最後一眼,我便走出了。詩人給我開了門,讓我走在前面,他在後面跟著。

  「你沒有帶傘嗎?」在樓梯上他對我說,「天在下雨。不要緊,你乘地道車回去嗎?我也乘地道車,我可以送你到那裡。你不會淋濕的。」

  到了大門口,他把傘張開了。天在下著密密的細雨,而且斜風吹著。於是,在這斜風細雨中,在淋濕的鋪道上,在他的傘下面,我們開始彳亍著了。

  「你近來有新作嗎?」我問。

  「我在寫一部戲曲,寫成了大約交給茹佛(Louis Jouvet)去演。說起,你看過我的《林中美人》(La Belle au Bois)嗎?」

  「那簡直可以說是一首絕好的詩。而比多艾夫夫婦(Ludmilla et Georges Pitoëff)的演技,那真是一個奇跡!可惜我沒有機會再看一遍了。」

  我想起了他的詩作的西班牙文選譯集:

  「我在西班牙的時候讀到你的詩的西班牙譯本。如果沒有讀過你的詩的話,人們一定會當你做一個當代西班牙大詩人呢。的確,在有些地方,你是和西班牙現代詩人有著共同之點的,是嗎?」

  「約翰·加梭(Jean Cassou)也這樣說過。這也是可能的事,有許多關係把我和西班牙連聯在一起。那些西班牙現代的新詩人們,加爾西亞·洛爾迦(Garcia Lorca),阿爾倍諦(Alberti),沙裡納思(Salinas),季蘭(Guillen),阿爾陀拉季雷(Alto'aguirre),都是我的很好的朋友。說起,你也常讀這些西班牙詩人的詩嗎?」

  「我所愛的西班牙現代詩人是洛爾迦和沙裡納思。」

  我們轉了一個彎,經過了一個小方場,夾著雨的風打到我們的臉上來。許拜維艾爾把傘放低了一些。

  「我很想選你一些詩譯成中國文,」沉默了一些時候之後我對他說,「你可以告訴我你自己愛好的是哪幾首嗎?」

  「唔,讓我想想看。」他接著就沉浸在思索中了。

  地道車站到了。當我們默不作聲地走下地道去的時候,許拜維艾爾對我說:

  「你身邊有紙嗎?」

  我從衣袋裡取出一張紙給他。他接了紙,取出自來水筆。於是,靠著一個冷清清的報攤,他便把他自己所選的幾首詩的詩題寫了給我。而當我向他稱謝的時候:

  「總之,你自己看吧。」他說。

  我們走進站去,車立刻就到了。上了擁擠的地道車後,我們都好像被一種窒息的空氣以外的東西所封鎖住喉嚨。我們都緘默著。

  Etoile站快到了,我不得不換車回我的居所去。我向詩人握手告別。

  「希望我們能夠再見吧!」許拜維艾爾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

  我匆匆地下了車,茫然在月臺上站立著。

  車隆隆地響著,又開了,載著那還在向我招手的詩人許拜維艾爾,穿到暗黑的隧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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