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生活、思想與人物(4)

生活、思想與人物(4)

　　我的作品中的人物，也是漸漸在改變的。象莎菲這樣的人物，看得出慢慢在被淘汰。因為社會在改變，我的思想有改變，我漸漸看到比較更可愛的人了。因此我筆下的人物也就慢慢改變了性格。我說這些話，就是說明生活對於一個作家特別是世界觀對於一個作家是多麼的重要。我雖說變了，但這種類型的人物，從我後來的作品中，還是找得到他們的痕跡。象《我在霞村的時候》裡的女主角，她是農民的女孩子，不是知識分子，她的成分變了，她比莎菲樂觀，光明，但是精神裡的東西，還是有和莎菲相同的地方。我很明白這種人物已經過時了。社會制度根本改變了性質，人物的精神世界也根本改變了內容，我極力探求新的人，新人的內心生活。我要去寫完全是新的人，象《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裡面完全是新的人，這是指從我的作品來說，這些人物在我過去的書裡是少有的。但是還是寫進了一個黑妮。雖然這個人物在作品中不占重要地位，可是讀者很喜歡她，因為這裡面有東西。我收到讀者的信，最多的是詢問黑妮。儘管作者不注意她，沒有發展她，但因為是作者曾經熟悉過的人物，喜歡過的感情，所以一下就被讀者所注意了。

　　我在土改的時候，有一天我看到從地去家的門裡走出一個女孩子來，長得很漂亮，她是地主的親戚，她回頭看了我一眼，我覺得那眼光表現出很複雜的感情。只這麼一閃，我腦子忽然就有了一個人物。後來我在另一個地方和一個同志聊天，談到對地主家子女如何處理，一談到這馬上我就想起我看到的那個女孩子。我想這個女孩子在地主家裡，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她受的折磨別人是無法知道的。馬上我的情感就賦與了這個人物，覺得這個人物是應當有別于地主的。但是在寫的時候，我又想這樣的人物是不容易處理的。於是把為她想好了的好多場面去掉了。這是說明一個人物在作家腦子裡形成後，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不容易改變。從這裡我們可以明白一件事，就是我們腦子裡一定要有許多新人物，而且把他們在腦子裡穩定起來經常去注意他，培養他。人物都不是現趕出來的。你說我到一個村子裡看到一個人，回來就寫他，那是不行的。你要寫的這個人物，應該是老早在腦子裡面就有了的。

　　我剛才舉的例子只說了一種人物，但也還有另一種人物。在《夢珂》裡有的人物，後來出現在《入伍》裡，而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中就又有了文采。只要是你腦子裡的人物，只要有機會，你就會寫上他幾句。所以說人物都是很多年在作家的思想上，作家的性格上，作家的感情中，作家的社會經歷中慢慢積累和形成的。當你到生活中去，看到一個人，得到了啟發，就把你舊有的人物部勾引出來了。很自然的就把舊有的人物和新認識的人物溶化在一起了。當然，在你今天寫他的時候，你會用今天的思想來校正他一下的。我在寫文采時，我曾努力克制自己，把他壓縮，總想筆下留情。我不願讓他的形象壓倒其他的人，我不喜歡他成為一個主角。

　　寫《糧秣主任》也是這樣的。我參加了桑乾河的土改鬥爭，敵人到了那裡以後，我對那裡人的感情更深了。我想到他們經過那樣殘酷的鬥爭，死了好些人，我想到這許多人，這許多人的影子在我腦子裡早就有了。而這些人又是新的戰鬥者，這些新的戰鬥者也同我腦子裡那些舊的戰鬥者結合起來了。我對這些人的同情更多。因此近年來我的小說裡，就不能不寫這些人。為什麼我到官廳水庫去，別的人我都沒有寫，就寫了個《糧秣主任》呢？這是因為我同這樣的人原來就很熟，就有感情，我一下去就注意他。對那些才成長起來的新人，我喜歡他們，卻不象同糧秣主任這樣的人容易熟悉。

　　現在我自己正在努力，要在舊朋友之外，多結交些新朋友。所以我很想到新的地方去，結交新的朋友。注意那些情緒飽滿、思想比較單純一些的、新起的人物。《糧秣主任》發表以後，我聽到有人說：生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生活，丁玲到官廳水庫也只去了幾天，就寫出了《糧秣主任》，而有人下去一兩年，還是寫不出東西來。我聽了以後，當然很感激他對我的鼓勵，但是並不同意。我並不是不要生活就可以寫文章，也並不是我比別人聰明，比別人了不起，下去兩天就能寫出文章來。那是因為官廳水庫那裡有我的熟人，有老朋友，問題是在這個地方，在於我過去有點桑乾河的生活，過去有糧秣主任那樣一個人物。我寫的並不真正就是水文站的那個人，他沒有那麼「文」，那些話也不是他講的，也不是我講的，是我腦子裡的那些老朋友講的話。所以我們不要以為不深入到生活中去，就可以寫出作品來。理解生活當然是很重要，但沒有生活，沒有深入的生活，怎麼理解呢？只瞭解生活的一般規律，不熟悉具體生活，還是無法創作的。

　　我們不要孤立的去看生活，也不要以為只要有分析生活的能力就可以了，我認為深入生活和分析生活是一件事，在生活裡面隨時都在觀察，都有批判，都有分析，才能更懂得生活。不是說我先下去生活，然後再去分析生活。

　　附帶答覆一點有關主題的話。對這個問題也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我寫什麼我並不曉得，我要到生活中去看了，才曉得寫什麼；另一種說法是：我有了主題了，才下去，下去了再按我這個主題的框子去找材料，找完了材料再來寫。對這個問題我是這樣看。要寫一個什麼，開始要有一個主題思想，要沒有一個主題作為創作的指導和範圍的話，那麼寬廣的生活，你到底要寫什麼呢？什麼都可以寫。所以要先有一個題目，不管這個題目是別人給你出的，或是作家自己腦子裡所產生的都行。一個作家腦子裡要經常有很多題目。要經常的看到一件事發生了，就很敏感的接觸你自己的題目，使你覺得這件事情非常好，引起你非要寫他不可。主題是可以由別人出，可是文章得由作家自己原來就有才行，不是拿別人的題目，按概念去找生活找人物。

　　再說我寫《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是不是先有了一個思想，才下去的呢？有的。前面我講過我到了張家口後，就願回到農村去，我覺得我跟陝北的農民發生了感情。同時我想寫一部關於中國變化的小說，要寫中國的變化，寫農民的變化與農村的變化，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當時我就有這樣一個明確的思想：如果很好的反映了農村的變化、農民的變化，那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我有這樣一個主觀意圖。當時如果沒有這個主觀意圖，就下去生活，那是沒有目的的。有了這個思想我就下去了，下去先到幾個村子裡，浮面的跑一跑，然後又比較深入的搞了一個村子，雖然只十幾天，但是是比較深入的捲進了鬥爭裡去了。當時是在那樣的情況下，戰爭馬上要來到這個地區的情況下，全國解放戰爭馬上就要燃燒起來的時候，如何使農民站起來跟我們走，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在寫作的時候，圍繞著一個中心思想——那就是農民的變天思想。就是由這一個思想，才決定了材料，才決定了人物的。

　　顧湧的問題也是這樣。當時任弼時同志的關於農村劃成分的報告還沒有出來。我們開始搞土改時根本沒什麼富裕中農這一說。就是雇農、貧農、富農、地主。我們的確是把顧湧這一類人劃成富農，甚至劃成地主的。拿地的時候也竟是拿他的好地，有些作法也很「左」，表面上說是獻地，實際上就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壞地不足以維持那一大家子人的吃用，但是還是拿了，並且認為這就是階級立場穩。在這樣做的當中，我開始懷疑。有一天，我到一個村子去，我看見他們把一個實際上是富裕中農（兼做點商業）的地拿出來了，還讓他上臺講話（當時有些工作也是一會兒「左」，一會兒右，拿了他的地又要讓他在群眾中說話，要群眾感謝他，真又是很右的作法），那富裕中農沒講什麼話，他一上臺就把一條腰帶解下來，這那裡還是什麼帶子，只是一些爛布條結成的，腳上穿著兩隻兩樣的鞋。他勞動了一輩子，腰已經直不起來了。他往臺上這一站，不必講什麼話，很多農民都會同情他，嫌我們做的太過了。

　　我感覺出我們的工作有問題，不過當時不敢確定，一直悶在腦子裡很苦悶。所以當我提起筆來寫的時候，很自然的就先從顧湧寫起了，而且寫他的歷史比誰都清楚。我沒敢給他訂成分，只寫他十四歲就給人家放羊，全家勞動，寫出他對土地的渴望。寫出來讓讀者去評論，我們對這種人應當怎麼辦？

　　書沒寫完，在一次會議上，聽到了批評：說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農民家裡怎麼髒，地主家裡女孩子很漂亮，就會同情一些地主、富農。雖然這話是對一般作家講的，但是我覺得每句話都沖著我。我想：是呀！我寫的農民家裡是很髒，地主家裡的女孩子象黑妮就很漂亮，而顧湧又是個「富農」，我寫他還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惱。於是，不寫了，放下筆再去土改。

　　那麼顧湧這個人物怎麼來的呢？也許是從那個人站在講臺上，拿出那麼一條破腰帶，這樣一個形象一閃而產生吧！但是根本上從哪兒來的呢？還是從我工作中來的。在工作中因為這一個問題我不能解決而來的。從富裕中農這個問題中，就設計了顧湧這一個人物。他是從思想上來的。可是在收集材料之前，還是先有個意圖，然後把意圖結合了生活素材後，才產生了人物。

　　在選擇地主形象上，同樣我也費了很多考慮。有各種各樣的地主：一種是惡霸地主象陳武一樣強姦婦女，殺人；一種象錢文貴這樣的地主。究竟要什麼樣的地主呢？那時候我手頭有好多材料，從這些材料上來看，惡霸地主最多。寫一個惡霸地主吧！我考慮來考慮去，我想，地土裡有很多惡霸，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即使他不是惡霸，只那種封建勢力，他做的事就不是好事，他就會把農民壓下去，叫人抬不起頭來。儘管不是一個很突出的地主，一跳腳幾條河幾座山都發抖的人，就能鎮壓住一個村子。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他比惡霸地主還更能突出的表現了封建制度下地主階級的罪惡。所以說這個形象（指錢文貴）還是從我思想中來的。思想先決定了，然後才選擇了他。我常常選擇人物都是從思想裡來的。

　　因此，端正我們自己的思想，理解馬化思列寧主義，掌握唯物辯證法的觀點是我們創作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問題。時間關係不能再詳談了，道理很明白，作家要真真的解決問題，需要從理論到實踐，更需要長期的刻苦努力。我祝同志們學習勝利，並給我的意見以指正。

　　（《人民文學》一九五五年三月號，署名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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