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魯迅先生于我(2)

魯迅先生于我(2)

　　三

　　大革命失敗後，上海文壇反倒熱鬧起來了，魯迅從廣州來到上海，各種派別的文化人都聚集在這裡，我正開始發表文章，也搬到了上海，原來我對創造社的人也是十分崇敬的，一九二二年我初到上海，曾和幾個朋友以朝聖的心情找到民厚裡，拜見了郭沫若先生，鄧均吾先生，郁達夫先生出門去了，未能見到。一九二六年我回湖南，路過上海，又特意跑到北四川路購買了一張創造社發行的股票。雖然只花了五元，但對我來說已是相當可觀的數目了。可是在這時，我很不理解他們對魯迅先生的筆伐圍攻。以我當時的單純少知，也感到他們革命的甲胄太堅，刀斧太利，氣焰太盛，火氣太旺，而且是幾個人，一群人攻擊魯迅一個人。

　　正因我當時無黨無派，剛剛學寫文章，而又無能發言，便很自然地站到魯迅一邊。眼看著魯迅既要反對當權的國民黨的新貴，反對復古派，反對梁實秋新月派，還要不時回過頭來，招架從自己營壘裡橫來的刀斧和射來的暗箭，我心裡為之不平。我又為魯迅的戰鬥不已的革命鋒芒和韌性而心折。而他還在酣戰的空隙裡，大力介紹、傳播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我讀這些書時，感到受益很多，對魯迅在實踐和宣傳革命文藝理論上的貢獻，更是倍加崇敬。我注視他發表的各種長短文章，我絲毫沒有因為他不曾回我的信而受到的委屈影響我對他的崇拜。我把他指的方向當作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寫作的途程中，逐漸撥正自己的航向。

　　當我知道了魯迅參加並領導左翼作家聯盟工作時，我是如何的激動啊！我認為這個聯盟一定是最革命最正確的作家組織了。自然，我知道「左聯」是共產黨領導的，然而在我，在當時一般作家心目中，都很自然地要看看究竟是哪些人，哪些具體的人在「左聯」實現党的領導。一九三〇年五月，潘漢年同志等來找我和胡也頻談話時，我們都表示樂意即刻參加。當九月十七日晚「左聯」在荷蘭餐館花園裡為慶祝魯迅五十壽誕的聚餐後，也頻用一種多麼高興的心情向我描述他們與魯迅見面的情形時，我也分享了那份樂趣。儘管我知道，他並沒有、也不可能向魯迅陳述那件舊事，我心裡仍薄薄地拖上一層雲彩，但已經不是灰色的了！我覺得我同魯迅很相近，而且深信他會瞭解我的，我一定能取得他的瞭解的。

　　一九三一年五月間吧，我第一次參加「左聯」的會議，地點在北四川路一個小學校裡，與會的大多數人我都是新相識。我靜靜地坐在那裡，沒有發言。會開始不久，魯迅來了，他遲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長袍，著一雙黑色球鞋，短的黑髮和濃厚的胡髭中間閃爍的是一雙錚錚鋒利的眼睛，然而在這樣一張威嚴肅穆的臉上卻現出一副極為天真的神情，像一個小孩犯了小小錯誤，微微帶點抱歉的羞澀的表情。我不須問，好像他同我是很熟的人似的，我用親切的眼光隨著他的行動，送他坐在他的座位上。怎麼他這樣平易，就像是全體在座人的家裡人一樣。會上正有兩位女同志發言，振振有詞地批評「左聯」的工作，有一位還說什麼「老傢伙都不行，現在要靠年輕人」等等似乎很有革命性，又很有火氣的話。我看見魯迅仍然是那麼平靜地聽著。我雖然沒有跑上前去同他招呼，也沒有機會同他說一句話，也許他根本沒有看見我，但我總以為我看見過他了，他是理解我的。我甚至忘了他沒有回我信的那件事。

　　第一次我和魯迅見面是在北四川路他家裡。他住在樓上，樓下是一家西餐館，馮雪峰曾經在這樓下一間黑屋子裡住過。這時我剛剛負責《北斗》的編輯工作，希望《北斗》能登載幾張像《小說月報》有過的那種插圖，我自己沒有，問過雪峰，雪峰告訴我，魯迅那裡有版畫，可以問他要。過幾天雪峰說，魯迅讓我自己去他家挑選。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我和雪峰一道去了。那天我興致非常好，穿上我最喜歡的連衣裙。那時上海正時興穿旗袍，我不喜歡又窄又小又長的緊身衣，所以我通常是穿裙子的。我在魯迅面前感到很自由，一點也不拘束。他拿出許多版畫，並且逐幅向我解釋。我是第一次看到珂勒惠支的版畫，對這種風格不大理會，說不出好壞。魯迅著重介紹了幾張，特別拿出《犧牲》那幅畫給我，還答應為這畫寫說明。這就是《北斗》創刊號上發表的那一張。

　　去年我看到一些考證資料，記載著這件事，有的說是我去要的，有的說是魯迅給我的。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是我去要的，也是魯迅給的。我還向魯迅要文章，還說我喜歡他的文章。原以為去見魯迅這樣的大人物，我一定會很拘謹，因為我向來在生人面前是比較沉默，不愛說話的。可是這次卻很自然。後來雪峰告訴我，魯迅說「丁玲還像一個小孩子」。今天看來，這本是一句沒有什麼特殊涵義的普通話，但我當時不能理解，「咳，還像個小孩子！我的心情已經為經受太多的波折而變得蒼老了，還像個小孩子！」我又想：「難道是因為我幼稚得像個小孩子嗎？或者他腦子裡一向以為我可能是一個被風雨打蔫了的衰弱的女人，而一見面卻相反有了小孩子的感覺？」我好像不很高興我留給他的印象，因此這句話便牢牢地留在我的記憶裡。

　　從一九三一年到三三年春天，我記不得去過他家幾次。或者和他一道參加過幾次會議，我只記得有這樣一些印象。魯迅先生曾向我要《水》的單行本，不止一本，而是要了十幾本。他也送過我幾本他自己的書。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給我的書都包得整整齊齊，比中藥鋪的藥包還四四方方，有棱有角。有一次談話，我說我有脾氣，不好。魯迅說：「有脾氣有什麼不好？人嘛，總應該有點脾氣的。我也是有脾氣的。有時候，我還覺得有脾氣也很好。」我一點也沒有感到他是為寬我的心而說這話的，我認為他說的是真話。我儘管說自己有脾氣，不好，實際我壓根兒也沒有改正過，我還是很任性的。

　　有一次晚上，魯迅與我、雪峰坐在桌子周圍談天。他的孩子海嬰在另一間屋裡睡覺。他便不開電燈，把一盞煤油燈撚得小小的，小聲地和我們說話。他解釋說，孩子要睡覺，燈亮了孩子睡不著。說話時原有的天真表情，濃濃的綻在他的臉上，這副神情一直留在我的記憶裡。我覺得他始終是一個毫不裝點自己，非常平易近人的人。

　　一九三三年我被國民黨綁架，幽禁在南京。魯迅先生和宋慶齡女士，還有民權保障同盟其他知名人士楊杏佛、蔡元培諸先生在党和左翼文人的協同下，大力營救，向國民黨政府發出強烈抗議。國際名人古久烈、巴比塞等也相繼發表聲明。國內外的強烈的輿論，制止了敵人對我的進一步迫害。國民黨不敢承認他們是在租界上把我綁架走的，也不敢殺我滅口。國民黨被迫採取了不殺不放，把我「養起來」的政策。魯迅又轉告趙家璧先生早日出版我的《母親》，又告知我母親在老家的地址，仔細叮嚀趙先生把這筆稿費確實寄到我母親的手中。

　　一九三六年夏天，我終於能和黨取得聯繫，逃出南京，也是由於曹靖華受託把我的消息和要求及時報告給魯迅，由魯迅通知了剛從陝北抵達上海的中央特派員馮雪峰同志。是馮雪峰同志派張天翼同志到南京和我聯繫並幫助我逃出來的。遺憾的是我到上海時，魯迅正病重，又困於當時的環境，我不能去看他，只在七月中旬給他寫了一封致敬和慰問的信。哪裡知道就在我停留西安，待機進入陝北的途中，傳來了魯迅逝世的噩耗。我壓著悲痛以「耀高丘」的署名給許廣平同志去了一封唁函，這便是我一生中給魯迅先生三封信中惟一留存著的一封。現摘錄於下：

　　無限的難過洶湧在我的心頭……我兩次到上海，均萬分想同他見一次，但因為環境的不許可，只能讓我懸想他的病軀，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現在卻傳來如此的噩耗，我簡直不能述說我的無救的缺憾了！……這哀慟是屬我們大眾的，我們只有拚命努力來紀念世界上這一顆隕落了的巨星，是中國最光榮的一顆巨星！……

　　而魯迅先生留給我的文字則是一首永遠印在心頭，永遠鞭策我前進的一首絕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悼丁君》：

　　如磐夜氣壓重樓，
　　剪柳春風導九秋。
　　瑤瑟凝塵清怨絕，
　　可憐無女耀高丘。

　　前年我回到北京以後，從斯諾的遺作裡看到，魯迅同他談到中國的文學時也曾獎譽過我。去年到中國訪問的美國友人伊羅生先生給了我一本在美國出版的英譯中國短篇小說集《草鞋腳》，這是一九三四年魯迅與茅盾同志一同編選交他出版的，裡面選擇了我的《莎非女士的日記》和《水》兩篇小說。魯迅在《〈草鞋腳〉小引》中寫道：「……這一本書，便是十五年來的，『文學革命』以後的短篇小說的選集。……它恰如壓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雖然並不繁榮，它卻在曲曲折折地生長。……」（《且介亭雜文》）魯迅先生給過我的種種鼓勵和關心，我只願深深地珍藏在自己心裡。經常用來鼓勵自己而不願宣揚，我崇敬他，愛他。我常用他的一句話告誡自己「文人的遭殃，不在身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我不願講死無對證的話，更不願借魯迅以抬高自己，因此我一直沉默著，拒絕過許多編輯同志的約稿。

　　四

　　我被捕以後，魯迅在著作中和與人書信來往中幾次提到過我，感謝一位熱心同志替我搜錄，現摘抄幾則在這裡：

　　《偽自由書》後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午後一時，還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蹤的事。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致王志之信：丁事的抗議，是不中用的，當局哪裡會分心於抗議。現在她的生死還不詳。其實，在上海，失蹤的人是常有的，只因為無名，所以無人提起。楊杏佛也是熱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殺，……（書信集三八四頁）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我的種痘》：……整整的五十年，從地球年齡來計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從人類歷史上說，卻已經是半世紀，柔石丁玲他們，就活不到這麼久。（《集外集拾遺補編》）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致科學新聞社信：至於丁玲，毫無消息，據我看來，是已經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還造許多關於她的謠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書信集一〇五七頁）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致曹聚仁信：舊詩一首，不知可登《濤聲》否？（書信集第四〇八頁）（詩即《悼丁君》，載同年九月三十日《濤聲》二卷三十八期）

　　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致王志之信：丁君確健在，但此後大約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樣的文章，因為這是健在的代價。（書信集第六二二頁）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蕭軍蕭紅信：蓬子轉向；丁玲還活著，政府在養她。（書信集第六六〇頁）

　　我被捕以後，社會上有各種傳言，也有許多謠言，國民黨御用造謠專門反共的報紙《社會新聞》以及《商報》，還有許多我不可能看到的報刊雜誌都刊載了很多。我真感謝魯迅並沒有因為這一些謠言或傳說而對我有所譴責。但到後來，一九五七年以後，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的最初年代，還有個別同志對於前面摘錄的魯迅的文字，作些不符合事實的注釋，或說我曾在南京自首，或說我變節等等。這種言論在書籍報刊上發表，有些至今仍在流傳，引起了很多讀者的關心和詢問，現在我毋須逐條更正或向他們作什麼解釋。我能夠理解這些同志為什麼這樣貶責我，他們不瞭解情況。他們不是造謠者，也不是存心打擊我，他們在那樣寫的時候，心裡也未必就那樣相信。這樣的事，經歷了幾十年的鬥爭的人，特別是在十年動亂中橫遭誣陷迫害的廣大幹部、群眾，完全會一清二楚的。

　　最近翻閱《我心中的魯迅》一書，在第二二三頁上有一段一九七九年六月蕭軍對魯迅給他一信的解釋：

　　關於丁玲，魯迅先生信中只是說：「丁玲還活著，政府在養她。」並沒有片言隻字有責於她的「不死」，或責成她應該去「坐牢」。因為魯迅先生明白這是國民黨一種更陰險的手法。因為國民黨如果當時殺了丁玲或送進監牢，這會造成全國以至世界人民普遍的輿論責難，甚至引起不利於他們的後果，因此才採取了這不殺、不關、不放……險惡的所謂「綿中裹鐵」的卑鄙辦法，以期引起人民對丁玲的疑心，對國民黨「寬宏大量」寄以幻想！但有些頭腦糊塗的人，或別有用心的人……竟說「政府在養她」這句話，是魯迅先生對於丁玲的一種「責備」！這純屬是一種無知或惡意的誣枉之辭！

　　一九七九年北京圖書館得到美國圖書協會訪華參觀團贈予的一些珍貴文物史料的複印件，其中有《草鞋腳》編選過程中，魯迅與伊羅生來往通訊的原始手跡，有魯迅、茅盾寫的《中國左翼文藝定期刊編目》等等。這七件來往書信中最晚的一封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七日魯迅寫給伊羅生的。從第一信到最後的這一封信裡，全都沒有說過因為有了關於丁玲的種種傳言而要改動原編書目的話，而是按照原定計劃，照舊選入了我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和《水》兩篇。與此同時，魯迅、茅盾在《中國左翼文藝定期刊編目》中對我主編的《北斗》雜誌，也仍舊作了正面的論述，沒有絲毫的貶義。這七封信的原文，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光明日報·文學專刊》第一五六期已經刊載；魯迅、茅盾合寫的《中國左翼文藝定期刊編目》也將會在《魯迅研究資料》刊出。

　　一九三四年九月魯迅給王志之信中說：「此後大約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樣的文章，因為這是健在的代價。」我認為這話的確是一句有閱歷、有見識、有經驗，而且是非常有分寸的話。本來嘛，革命者如果被敵人逮捕關押，自然是無法寫文章、演戲或從事其他活動的；倘如在敵人面前屈從了，即「轉向」了，自然不可能再寫出「先前那樣的文章」。讀到這樣的話，我是感激魯迅先生的。他是多麼擔心我不能寫文章和不能「再有先前那樣的文章」。我也感到多麼遺憾，魯迅先生終究沒有能看到後來以至今天我寫的文章。這些文章數量不多，質量也不理想，但我想這還正是魯迅先生希望我能寫出的。在魯迅臨終時，我已到了西安，而且很快就要進入魯迅生前繫念的陝北蘇區、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現在紀念魯迅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我想我還是魯迅先生的忠實的學生。他對於我永遠是指引我道路的人，我是站在他這一面的。

　　一九八一年一月於廈門補記：

　　一九八三年第三期《新文學史料》發表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魯迅致申彥俊的一封佚信。申彥俊是三十年代初朝鮮《東亞日報》駐中國特派記者，是一位進步人士。他曾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應約赴內山書店拜訪魯迅先生，並寫了訪問記，刊載於朝鮮《新東亞》一九三四年第四期，其中記錄了會見時的談話。申彥俊問：「在中國現代文壇上，您認為誰是無產階級代表作家？」魯迅先生答道：「丁玲女士才是惟一的無產階級作家。」這很使我感動，更使我慚愧。那年，我才二十九歲。那以前發表過一些作品，就傾向說，雖然我自己也以為是革命的，但實際只能算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作品吧。魯迅先生為什麼對一個外國的訪問者作這樣溢美的評價呢？我想，這恐怕是因為，我正是在他們這次會見的八天之前被國民黨秘密綁架的，存亡未卜。出於對一個革命青年的愛惜，才使魯迅先生這樣說的吧。因為我是一個左翼作家，是一個共產黨員，是因為從事革命活動而陷入險境，魯迅先生才對我關切備至，才作了過分的揄揚。

　　寫於一九八一年一月，載《新文學史料》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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