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魯迅先生于我

魯迅先生于我(1)

　　一

　　我開始接觸新文學，是在一九一九年我到長沙周南女校以後。這以前我讀的是四書，古文，作文用文言。因為我不喜歡當時書肆上出售的那些作文垘本，不喜歡抄書，我的作文經常只能得八十分左右。即使老校長常在我的作文後邊寫很長的批語，為同學們所羡慕，但我對作文仍是沒有多大興趣。我在課外倒是讀了不少小說，是所謂「閒書」的。大人們自己也喜歡看，就是不准我們看。我母親則是不禁止，也不提倡，她只要我能把功課做好就成。自然，誰也沒有把這些「閒書」視為文學，誰也不認為它有一點什麼用處。

　　周南女校這時有些新風。我們班的教員陳啟明先生是比較進步的一個，他是新民學會的會員。他常常把報紙上的重要文章畫上紅圈，把《新青年》、《新潮》介紹給同學們看。他講新思想，講新文學。我為他所講的那些反封建、把現存的封建倫理道德翻個個兒的言論所鼓動。我喜歡尋找那些「造反有理」的言論。施存統先生的《非孝論》的觀點給我印象很深。我對我出生的那個大家庭深感厭惡，覺得他們虛偽，無恥，專橫，跋扈，腐朽，墮落，勢利。因此，我喜歡看一些帶政治性的，講問題的文藝作品。但因為我年齡小，學識有限，另一些比較淺顯的作品，詩、順口溜才容易為我喜歡。那時我曾當作兒歌背誦，至今還能記憶的有：

　　兩個黃蝴蝶，
　　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
　　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
　　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
　　天上太孤單。

　　俞平伯、康白情的詩也是我們喜歡背的。後來人一天天長大，接觸面多了，便又有了新的選擇。一九二一年，湖南有了文化書社。我從那裡買到一本郭沫若的詩集《女神》，讀後真是愛不釋手。我整天价背誦「一的一切，一切的一」，或者就是：

　　九嶷山上的白雲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們心中的愁雲呀，啊！
　　我們眼中的淚濤呀，啊！
　　永遠不能消！
　　永遠只是潮！

　　我，還有我中學的同學們，至少是我的好朋友，我們的幼小的心是飄浮的，是動盪的。我們什麼都接受，什麼都似懂非懂，什麼都使我們感動。我們一會兒放歌，一會兒低吟，一會兒興高采烈，慷慨激昂，一會兒愁深似海，仿佛自個兒身體載負不起自己的哀思。我那時讀過魯迅的短篇小說，可是並沒有引起我的注意。那時讀小說是消遣，我喜歡裡面有故事，有情節，有悲歡離合。古典的《紅樓夢》、《三國演義》、《西廂記》，甚至唱本《再生緣》、《再造天》，或還讀不太懂的駢體文鴛鴦蝴蝶派的《玉梨魂》都比《阿Q正傳》更能迷住我。因此那時我知道新派的浪漫主義的郭沫若，閨秀作家謝冰心，乃至包天笑，周瘦鵑。而林琴南給我印象更深，他介紹了那麼多的外國小說給我們，如《茶花女》、《曼郎攝氏戈》、《三劍客》、《鐘樓怪人》、《悲慘世界》，這些都是我喜歡的。我想在閱世不深、對社會缺乏深刻瞭解的時候，可能都會是這樣的。

　　一九二二、二三年我在上海時期，仍只對都德的《最後一課》有所感受，覺得這同一般小說不同，聯繫到自己的國家民族，促人猛省。我還讀到其他一些亡國之後的國家的一些作品，如波蘭顯克微支的《你往何處去》。我也讀了文學研究會耿濟之翻譯的一些俄國小說。我那時偏于喜歡厚重的作品，對托爾斯泰的《活屍》、《復活》等，都能有所領會。這些作品便日復一日地來在我眼下，塞滿我的腦子，使我原來追求革命應有所行動的熱情，慢慢轉到了對文學的欣賞。我開始覺得文學不只是消遣的，而是對人有啟發的。我好像悟到一些問題，但仍是理解不深，還是朦朦朧朧，好像一張吸墨紙，把各種顏色的墨水都留下一點淡淡的痕跡。

　　一九二四年我來到北京。我的最好的、思想一致的摯友王劍虹在上海病逝了。她的際遇刺痛了我。我雖然有了許多新朋友，但都不能代替她。我毫無興味地學著數理化，希望考上大學，回過頭來當一個正式的學生。我又寂寞地學習繪畫，希望美術能使我翻滾的心得到平靜。我常常感到這個世界是不好的，可是想退出去是不可能的，只有前進。可是向哪裡前進呢？上海，我不想回去了；北京，我還擠不進去；於是我又讀書，這時是一顆比較深沉的心了。我重新讀一些讀過的東西，感受也不同了，「魯迅」成了兩個特大的字，在我心頭閃爍。我尋找過去被我疏忽了的那些深刻的篇章，我從那裡認識真正的中國，多麼不幸，多麼痛苦，多麼黑暗！

　　啊，原來我身上壓得那樣沉重的就是整個多難的祖國，可悲的我的同胞呵！我讀這些書是得不到快樂的。我總感到呼吸迫促，心裡像堵著一堆什麼，然而卻又感到有所慰藉。魯迅，他怎能這麼體貼人情，細緻、尖銳、深刻地把中國社會，把中國人解剖得這樣清楚，令人淒涼，卻又使人罷手不得。難道我們中華兒女能無視這個有毒的社會來侵襲人，迫害人，吞吃人嗎？魯迅，真是一個非凡的人吧！我這樣想。我如饑似渴地尋找他的小說、雜文，翻舊雜誌，買剛出版的新書，一篇也不願漏掉在《京報副刊》、《語絲》上登載的他的文章，我總想多讀到一些，多知道一些，他成了惟一安慰我的人。

　　二

　　一九二五年三月間，我從香山搬到西城辟才胡同一間公寓裡。我投考美術學校沒有考上，便到一個畫家辦的私人畫室裡每天素描瓶瓶罐罐、維納斯的半身石膏像和老頭像。開始還有左恭同志，兩個人一道；幾次以後，他不去了，只我一個人。這個畫家姓甚名誰，我早忘了；只記得他家是北方普通的四合院，南屋三間打通成一大間，佈置成一個畫室，擺六七個畫架，陳設著大大小小不同形狀的瓶瓶罐罐，還有五六個半身或全身的石膏人像，還有瓶花，這都是為學生準備的。學生不多，在不同的時間來。我去過十幾次，只有三四次碰到有人。學生每月交兩元學費，自帶紙筆。他的學生最多不過十來個，大約每月可收入二十來元。我看得出他的情緒不高，他總是默默地看著我畫，有時連看也不看，隨便指點幾句，有時讚賞我幾句，以鼓勵我繼續學下去。我老是獨自對著冰冷的石膏像，我太寂寞了。我努力鍛煉意志，想像各種理由，說服自己，但我沒有能堅持下去。這成了我一生中有時要後悔的事，如果當初我真能成為一個畫家，我的生活也許是另一個樣子，比我後來幾十年的曲折坎坷可能要稍好一點；但這都是多餘的話了。

　　這時，有一個從法國勤工儉學回來的學生教我法文，勸我去法國。他叫我「伯弟」，大概是小的意思。他說只要籌劃二百元旅費，到巴黎以後，他能幫助我找到職業。我同意了，可是朋友們都不贊成，她們說這個人的歷史、人品，大家都不清楚，跟著他去，前途渺茫，萬一淪落異邦，不懂語言，又不認識別的人，實在危險。我母親一向都是贊助我的，這次也不同意。我是不願使母親憂鬱的，便放棄了遠行的幻想。為了尋找職業，我從報紙上的廣告欄內，看到一個在香港等地經商的人徵求秘書，工資雖然只有二十元，卻可以免費去上海、廣州、香港。我又心動了。可是朋友們更加反對，說這可能是一個騙子，甚至是一個人販子。我還不相信，世界就果真像朋友們說的那樣，什麼地方都滿生荊棘，遍設陷阱，我只能有在友情的懷抱中進大學這一條路嗎？不，我想去試一試。我自許是一個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怎麼會輕易為一個騙子，或者是一個人販子所出賣呢，可是母親來信了，不同意我去當這個秘書，認為這是無益的冒險，我自然又打消了這個念頭。可是，我怎麼辦呢？

　　我的人生道路，我這一生總得做一番事業嘛！我的生活道路，我將何以為生呢？難道我能靠母親微薄的薪水，在外面流浪一生嗎？我實在苦悶極了！在苦悶中，我忽然見到了一線光明，我應該朝著這惟一可以援助我的一盞飄忽的小燈走過去，我應該有勇氣邁出這一步。我想來想去，只有求助於我深信指引著我的魯迅先生，我相信他會向我伸出手的。於是我帶著無邊的勇氣和希望，給魯迅先生寫了一封信，把我的境遇和我的困惑都仔仔細細坦白詳盡地陳述了一番。這就是《魯迅日記》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記的「得丁玲信」。信發出之後，我日夜盼望著，每天早晚都向公寓的那位看門老人問：「有我的信嗎？」但如石沉大海，一直沒有得到回信。兩個星期之後，我焦急不堪，以致絕望了。這時王劍虹的父親王勃山老先生邀我和他一路回湖南。他是參加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會來到北京的，現在準備回去。他說東北軍正在進關，如不快走，怕以後不好走，南北是否會打仗也說不定。在北京我本來無事可做，沒有入學，那個私人畫室也不去了。

　　惟一能系留我的只是魯迅先生的一封回信，然而這只給我失望和苦惱。我還住在北京幹什麼呢？歸去來兮，胡不歸？母親已經快一年沒有見到我了，正為我一會兒要去法國，一會兒要當秘書而很不放心呢。那麼，我隨他歸去吧，他是王劍虹的父親，也等於是我的父親，就隨他歸去吧。這樣我離開了春天的北京，正是繁花似錦的時候。我跟隨王勃山老人搭上南下的軍車，是吳佩孚的軍隊南撤，火車站不賣客車票，許多人，包括我們都搶上車，擠得坐無坐處，站無站處。我一直懊惱地想：「幹嗎我要湊這個熱鬧？幹嗎我要找這個苦吃？我有什麼急事要回湖南？對於北京，住了快一年的北京，是不是就這樣告別了？我前進的道路就是這樣地被趕著，被擠在這悶塞的車廂裡嗎？我不等魯迅的回信，那麼我還有什麼指望得到一個光明的前途呢？」

　　魯迅就是沒有給我回信。這件事一直壓在我的心頭。我更真切地感到我是被這世界遺棄了的。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渺小的人，魯迅原可以不理我；也許我的信寫得不好，令人討厭，他可以回別人的信，就是不理睬我。他對別人都是熱情的，伸出援助之手的，就認為我是一個討厭的人，對我就要無情。我的心受傷了，但這不怪魯迅，很可能只怪我自己。後來，胡也頻告訴我，我離北京後不久，他去看過魯迅。原來他和荊有麟、項拙三個人在《京報》編輯《民眾文藝週刊》，曾去過魯迅家，見過兩三次面。這一天，他又去看魯迅，遞進去一張「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門口等候。只聽魯迅在室內對拿名片進去的傭工大聲說道：「說我不在家！」他只得沒趣地離開，以後就沒有去他家了。我聽了很生氣，認為他和我相識才一個星期，怎麼能冒用我弟弟的名義，天真的幼稚的在魯迅先生面前開這種玩笑。但責備他也無用了。何況他這次去已是我發信的三個星期以後了，對魯迅的回信與否，沒有影響。不過我心裡總是不好受的。

　　後來，我實在忘記是什麼時候的後來了，我聽人說，從哪裡聽說也忘記了，總之，我聽人說，魯迅收到我信的時候，荊有麟正在他的身邊。荊有麟說，這信是沈從文化名寫的，他一眼就認得出這是沈從文的筆跡，沈從文的稿子都是用細鋼筆尖在布紋紙上寫的這種蠅頭小楷。天哪，這叫我怎麼說呢？我寫這封信時，還不認識胡也頻，更不認識沈從文。我的「蠅頭小楷」比沈先生寫的差遠了。沈先生是當過文書，專練過字的嘛。真不知這個荊有麟根據什麼作出這樣的斷言。而我聽到這話時已是沒有什麼好說了的時候。去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專門研究魯迅著作的朱正同志告訴我說，確是有這一誤會。他抄了一段魯迅先生給錢玄同的信作證明，現轉錄如下：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魯迅致錢玄同信云：

　　且夫「孥孥阿文」（指沈從文——朱正注），確尚無偷文如歐陽公（指歐陽蘭）之惡德，而文章亦較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惡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細如蚊蟲之字，寫信給我，被我察出為阿文手筆，則又有一人扮作該女人之弟來訪（指胡也頻），以證明實有其扮……（《魯迅書信集》上卷第七十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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