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4)

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4)

　　謎似的一束信

　　新的生活總是可愛的。在北京除了舊友王佩瓊（女師大的學生）、周敦祜（北大旁聽生）外，我還認識了新友譚慕愚（現在叫譚惕吾，那時是北大三年級的學生）、曹孟君（我們同住在辟才胡同的一個補習學校裡）。我們相處得很投機，我成了友誼的驕子。有時我都不理解她們為什麼對我那末好。此外，我還有不少喜歡我或我喜歡的人，或者只是互相親近的一般朋友。那時，表面上，我是在補習數、理、化，實際我在滿飲友誼之酒。我常常同這個人在北大公主樓（在馬神廟）的庭院中的月下，一坐大半晚，暢談人生；有時又同那個人在朦朦朧朧的夜色中漫步陶然亭邊的墳地，從那些舊石碑文中尋找詩句．我徜徉于自由生活，只有不時收到的秋白來信才偶爾擾亂我的愉悅的時光。這中間我大約收到過十來封秋白的信。這些信像謎一樣，我一直不理解，或者是似懂非懂。

　　在這些信中，總是要提到劍虹，說對不起她。他什麼地方對不起她呢？他幾乎每封信都責駡自己，後來還說，什麼人都不配批評他，因為他們不瞭解他，只有天上的「夢可」才有資格批評他。那末，他是在挨批評了，是什麼人在批評他，批評他什麼呢？這些信從來沒有直爽地講出他心裡的話，他只把我當做可以瞭解他心曲的，可以原諒他的那樣一個對象而絮絮不已。我大約回過幾次信，淡淡地談一點有關劍虹的事，談劍虹的真摯的感情，談她的文學上的天賦，談她的可惜的早殤，談她給我的影響，談我對她的懷念。我恍惚地知道，此刻我所談的，並非他所想的，但他現在究竟在想什麼，為什麼所苦呢？他到底為什麼要那末深地嫌厭自己，責駡自己呢？我不理解，也不求深解，只是用帶點茫茫然的心情回了他幾封信。

　　是冬天了，一天傍晚，我走回學校，門房攔住我，遞給我一封信，說：「這人等了你半天，足有兩個鐘頭，坐在我這裡等你，說要你去看他，地址都寫在信上了吧！」我打開信，啊！原來是秋白。他帶來了一些歡喜和滿腔希望，這回他可以把劍虹的一切，死前的一切都告訴我了。我匆匆忙忙吃了晚飯，便坐車趕到前門的一家旅館。可是他不在，只有他弟弟雲白在屋裡，在翻閱他哥哥的一些什物，在有趣地尋找什麼，後來，他找到了，他高興地拿給我看。原來是一張女人的照片。這女人我認識，她是今年春天來上海大學，同張琴秋同時入學的。劍虹早就認識她，是在我到上海之前，她們一同參加婦女活動中認識的。她長得很美，與張琴秋同來過慕爾鳴路，在施存統家裡，在我們樓下見到過的。這就是楊之華同志，就是一直愛護著秋白的，他的愛人，他的同志，他的戰友，他的妻子。一見這張照片我便完全明白了，我沒有興趣打聽劍虹的情況了，不等秋白回來，我就同雲白告辭回學校了。

　　我的感情很激動，為了劍虹的愛情，為了劍虹的死，為了我失去了劍虹，為了我同劍虹的友誼，我對秋白不免有許多怨氣。我把我全部的感情告訴了譚惕吾，她用冷靜的態度回答我，告訴我這不值得難受，她要我把這一切都拋向東洋大海，拋向昆侖山的那邊。她講得很有道理，她對世情看得真透徹，我聽了她的，但我卻連她也一同疏遠了。我不喜歡這種透徹，我不喜歡過於理智。譚惕吾一直也不理解我對她友誼疏遠的原因。甚至幾十年後我也頑固地堅持這種態度，我個人常常被一種無法解釋的感情支配著，我再沒有去前門旅舍，秋白也沒有再來看我。我們同在北京城，反而好像不相識一樣。

　　又過了一個多月，我忽然收到一封從上海發來的楊之華給秋白的信，要我轉交。我本來可以不管這些事，但我一早仍去找到了夏之栩同志。夏之栩是黨員，也在我那個補習學校，她可能知道秋白的行蹤。她果然把我帶到當時蘇聯大使館的一幢宿舍裡。我們走進去時，裡邊正有二十多人在開會，秋白一見我就走了出來，我把信交給他，他一言不發。他陪我到他的住處，我們一同吃了飯，他問我的同學，問我的朋友們，問我對北京的感受，就是一句也不談到王劍虹，一句也不談楊之華。他告訴我他明早就返上海，雲白正為他準備行裝。我好像已經變成了一個老人，靜靜地觀察他。他對楊之華的來信一點也不表示驚慌，這是因為他一定有把握。他為什麼不談到劍虹呢？他大約認為談不談我都不相信他了。那末，那些信，他都忘記了嗎？他為什麼一句也不解釋呢？我不願同他再談劍虹了。劍虹在他已成為過去了！

　　去年這時，他是一種怎樣的情景，如今，過眼雲煙，他到底有沒有感觸，有什麼感觸。我很想瞭解，想從他的行動中來瞭解，但很失望。晚上，他約我一同去看戲，說是梅蘭芳的老師陳德霖的戲。我從來沒有進過戲院，那時戲院是男女分坐，我坐在這邊的包廂，他們兄弟坐在對面包廂，但我們都沒有看戲。我實在忍耐不住這種悶葫蘆，我不瞭解他，我討厭戲院的嘈雜，我寫了一個字條托茶房遞過去，站起身就獨自回學校了。從此我們沒有聯繫，但這一束信我一直保存著作為我研究一個人的材料。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時，我曾把這些信同其他的許多東西放在我的朋友王會悟那裡。同年我被捕後，雪峰、適夷把這些東西轉存在他們的朋友謝澹如家。全國解放以後，謝先生把這些東西歸還了我。我真是感謝他，但這一束信，卻沒有了。這些信的署名是秋白，而在那時，如果在誰那裡發現「瞿秋白」這幾個字是可以被殺頭的。我懂得這種情況，就沒有問。這一束用五色布紋紙寫的工工整整秀秀氣氣的書信，是一束非常有價值的材料。裡邊也許沒有宏言讜論，但可以看出一個偉大人物性格上的、心理上的矛盾狀態。這束信沒有了，多麼可惜的一束信啊！

　　韋護

　　我寫的中篇小說《韋護》是一九二九年末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韋護是秋白的一個別名，他是不是用這個名字發表過文章我不知道。他曾用過「屈維陀」的筆名，他用這個名字時曾對我說，韋護是韋陀菩薩的名字，他最是疾惡如仇，他看見人間的許多不平就要生氣，就要下凡去懲罰壞人，所以韋陀菩薩的神像歷來不朝外，而是面朝著如來佛，只讓他看佛面。

　　我想寫秋白、寫劍虹，已有許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裡，我模模糊糊地感覺一些。但我卻只寫了他的革命工作與戀愛的矛盾。當時，我並不認為秋白就是這樣，但要寫得更深刻一些卻是我力量所達不到的。我要寫劍虹，寫劍虹對他的摯愛。但怎樣結局呢？真的事實是無法寫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結局時，我寫她振作起來，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氣戰鬥下去。因為她沒有失戀，秋白是在她死後才同楊之華同志戀愛的，這是無可非議的。自然，我並不滿意這本書，但也不願捨棄這本書。韋護雖不能栩栩如生，但總有一些影子可供我自己回憶，可以作為後人研究的參考資料。

　　一九三零年，胡也頻參加黨在上海召開的一個會議，在會上碰到了秋白。秋白托他帶一封信給我。字仍是寫得那樣工工整整秀秀氣氣，對我關切很深。信末署名赫然兩個字「韋護」。可惜他一句也沒有談到對書的意見。他很可能不滿意《韋護》，不認為《韋護》寫得好，但他卻用了「韋護」這個名字。難道他對這本書還寄有深情嗎？儘管書中人物寫得不好、不像，但卻留有他同劍虹一段生活的遺跡。儘管他們的這段生活是短暫的，但過去這一段火一樣的熱情，海一樣的深情，光輝、溫柔、詩意濃厚的戀愛，卻是他畢生也難忘的。他在他們兩個最醉心的文學之中的酬唱，怎麼能從他腦子中劃出去？他是酷愛文學的，在這裡他曾經任情滋長，盡興發揮，只要他仍眷戀文學，他就會想起劍虹，劍虹在他的心中是天上的人兒，是仙女（都是他信中的話）；而他對他後來畢生從事的政治生活，卻認為是凡間人生，是見義勇為，是犧牲自己為人民，因為他是韋護，是韋陀菩薩。

　　這次我沒有回他的信，也無法回他的信，他在政治鬥爭中的處境，我更無從知道。但在陽曆年前的某一個夜晚，秋白和他的弟弟雲白到呂班路我家裡來了。來得很突然，不是事先約好的。他們怎麼知道我家地址的，至今我也記不起來。這突然的來訪使我們非常興奮，也使我們狼狽。那時我們窮得想泡一杯茶招待他們也不可能，家裡沒有茶葉，臨時去買又來不及了。他總帶點抑鬱，笑著對我說：「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你現在是一個有名的作家了。」他說這些話，我沒有感到一絲嘲笑，或是假意的恭維。他看了我的孩子，問有沒有名字。我說，我母親替他取了一個名字，叫祖林。他便笑著說：「應該叫韋護，這是你又一偉大作品。」

　　我心裡正有點懷疑，他果真喜歡《韋護》嗎？而秋白卻感慨萬分地朗誦道：「田園將蕪胡不歸！」我一聽，我的心情也沉落下來了。我理解他的心境，他不是愛《韋護》，而是愛文學。他想到他最心愛的東西，他想到多年來對於文學的荒疏。那末，他是不是對他的政治生活有些厭倦了呢？後來，許久了，當我知道一點他那時的困難處境時，我就更為他難過。我想，一個複雜的人，總會有所偏，也總會有所失。在我們這樣變化激劇的時代裡，個人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的。那時我沒有說什麼，他則仍然帶點憂鬱的神情，悄然離開了我們這個雖窮卻是充滿了幸福的家。他走後，留下一縷惆悵在我心頭。我想，他也許會想到王劍虹吧，他若有所懷念，卻也只能埋在心頭，同他熱愛的文學一樣，成為他相思的東西了吧。

　　一九八〇年元月二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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