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方法論》序|蔡元培

《社會學方法論》序

　　我們中國，地大物博，民族很複雜，歷史很悠久，佔有無量數的材料，可以貢獻於科學界。獨惜古代學者于純粹客觀的方法，發現頗少；所以他們雖未嘗不盡力於觀察、記錄的工作，而總不能把此等無量數的材料，化為有條理、有系統的知識，就不能產生科學。

　　我們現在既窺見歐洲科學的美備，自然不能不竭力介紹。但是介紹他們科學的結論，決不如介紹科學的方法為重要：因為得了結論，不過趁他人的現成；得了方法，才可以引起研究的興趣。從前有個小說家，說仙人呂洞賓，遇一貧士，就用點一石成金，要贈給他；貧士不要這塊金，而要他點石成金的手指。科學結論，是點成的金，量終有限；科學方法，是點石的指，可以產生無窮的金。這可以看出方法論的重要了。

　　但是各種方法論，在自然科學上，都早經論定，就是有點出入，也不很多。在社會科學上，因為對象較為變動，科學的成立也較晚，所以研究的方法，也還多爭論。這裡邊最新成立的社會學，爭論尤多。這一種科學，是法國近代實證哲學家孔德氏所創立的，但孔德氏雖提倡實證主義，而他的社會學，卻用他的「人類在時間裡進步」的理想作前提，並不完全靠實驗的結果，作為證據，而始成結論；所以後繼者塗爾幹氏雖紹述他的實證主義，而對於他的社會學方法，卻不能表示滿意。塗爾幹氏不但不滿意于孔德的方法，就是英國斯賓塞氏以社會為源於消費協合的結論，在他看起來也還是成見。並且他對於買石亞非的自然說，與盧梭、霍布士的強制說，道德學上的義務、善行、正義等標準，經濟學上的供求律，都認為未經實驗以前的理想。

　　對於加答非洛的犯罪學，與意大利派把「非物質」的現象附隸於社會現象，認為不合於社會現象的界說。對於穆勒「實驗方法不合於社會學之用」的判斷，尤認為不合論理。總說一句，他是認定社會現象是超乎生物學、心理學的種種現象而自成系統，且非完全用客觀的實驗方法不可。所以他提出社會學三種特性：第一，離哲學而獨立；第二，完全用客觀的方法而認社會現象是件事，要研究他，就要把他當作是件事；第三，不當是通常的事，而特別的當他是社會的事。他要很嚴格的表現這些特性，所以不能滿意于前時或同時的各家所用的方法。

　　但是社會現象，照他所定的界說上看起來，也是複雜得了不得。所以他曾說：「社會事物萬千，欲把這萬千事物，詳覽無遺，不特此種表冊，不能以人力造作；即使能使人力造作，也不能就認為可靠。且即使能造作，不特有取其事實之渺而小者，而遺其事實之大而要者的弊病。恐怕就是他所認為知道之渺而小者，也未必盡然真能懂得他。」所以通常科學上所用的剩餘方法、相同方法、相異方法，若照樣的用在社會學上，還覺得不滿足。那麼，他主張用純粹客觀的方法。用什麼方法呢？他就創造了一種共變方法。共變方法，是選取幾件可靠的事實來研究。若兩種事實，甲變而乙亦與之俱變，就可以說獲得事物的公例。這真得執簡禦繁的巧法，而且甚便於分別研求。

　　這在社會學上可以算空前的發現。他在他的社會分工論上，曾經說明這一種方法。在社會學年報上，也陸續把他與他的同志所研究的成績，報告出來。

　　而專門表示此種方法與說明所以必用此種方法的理由，就以這部社會學方法為最切要。若把他介紹到我國，我們就按照他所說的程序，先取材於單獨社會中的事，就是本國的社會現象；次取材於同種而異社會中的事，就是本國與日本、暹羅等的社會現象之比較；次取材於異種而異社會中的事，就是本國與歐美的社會現象之比較；不知道可以研究出多少事物公例，可以貢獻於世界社會學家的。

　　大約他這一部書，在法國研究社會學的，都曾讀過，但是肯譯的還沒有。

　　吾友許君德珩在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來法研究，已曆五年。雖然經濟狀況常常給他困難，而他的刻苦用功，積久不懈，每日用功時間，總在十點鐘左右，為留歐同學中所僅見。他所專研的是社會學，於各派的學說，都經涉獵，而尤服膺于塗爾幹的學說。特於課餘，譯述此書。他的譯法，精審忠實，在他自記的譯例上，可以看得出來。我曾經用原書檢對一過，覺得他的譯文，不但當得起「信」、「達」兩個字，而且有幾處，因為原書頗涉晦澀，經他加以解釋與例證，覺得比讀原書更容易瞭解。我認為近年來最有價值的譯本，謹為鄭重介紹。

　　蔡元培　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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