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料檔案甲集》序|蔡元培

《明清史料檔案甲集》序

　　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及文籍之失散，不知從何時起，但大批的失散是民國六七年到十年的事。這些檔案及文籍，在大庫中雖然不是科學的排列著，但總沒有拉亂，沒有分散。不幸開始移動者缺少公心，不知史料的價值，一層一層的剝削，拿去宋板書，拿去好看的文件，而把最後的、最大的一堆，堆到午門、端門門洞中。又不幸為一個妄人賣了，幾乎走到唐山變做還魂紙。

　　中間又經數年的展轉，才於民國十八年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買入。

　　公家舊物仍歸公家，其中損失已經不可計數了，但畢竟大部分依舊歸到公家，還是痛定後差可安慰的事。

　　這次買回，在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具有甚大的決心，犧牲了甚多其他工作，然後成就。所有檔案不幸的歷史，及我們這次努力，已另有專文論敘。

　　我在這裡亦提出兩個意思，以備同志者之留意，借當敘說這個史料集刊編行之意義。

　　第一歷史中直接的材料與間接的材料有很大的分別。以前修史者之濫用間接的材料，而忽略直接的材料，是一件不幸的事，應該是以後治史學者所急當糾正的。例如《遼史》之成，由於刪契丹列朝之實錄。刪芟實錄那能成信史？信史是要從檔案中考核出來的！這猶可說《遼史》成于胡元之朝，脫脫所領之局做不出學術上的大業。然試看馬、班以後諸紀傳史家，哪一位不是在那裡抄實錄、抄碑傳？哪一位不是曾經充分利用過直接材料？我們展讀一部紀傳的史，每每感覺全是些人名、官名，千人一面，千篇一腔，一事之內容不可知，一人之行品不易見。這豈不是刪削實錄、碑傳的結果，只剩了架子，而把知人論世的菁華遺略嗎？即使那些做實錄、做碑傳者，並沒有忌諱，沒有成見，沒有內外，已因和我們觀點之不同，他們所據直接材料以刪削者，不正合於我們的要求；何況做實錄者本有所諱，做碑傳者本專務表揚，則有意的顛倒，乃至改換，是不可免的呢！史料愈間接愈不可靠，這道理本是極明顯的。假如民國初年修清史者知道史學的要求，不能以刪削官書、碑狀滿足之，則這些大庫檔案，正該由他們調去整理的，然而他們不做。我們希望我們這次的整理檔案，開些以後注重直接史料的風氣。史學本是史料學，堅實的事實，只能得之於最下層的史料中。

　　第二官府文籍和私家記載，在史料的價值上各有短長，合綜來各有獨到處，分開來便各不可盡信。大約官府的記載失之於諱，私人的記載失之於誣。私人記史事，由於親身經歷者固多，而最多是憑藉傳聞，傳聞是容易失實的。人都不能無好惡，而私人立志記史事，自不免於感情的表率，故恰和官書的方向相反，而各不得其平。例如建文遺民之記遜國，明亡遺民之論虜事，其志可敬，其辭或不免過甚。這些，反靠官書去給他打個折扣。然官府文籍，多局於一類的事蹟，不如私人記載之備各方面。且私著之沒有官府的立場，是最可寶貴的，所以私著畢竟是史料的大源。官府文籍中無論直接的史料如檔案，間接的史料如「國史」、「方略」等，都因他只說一面的話，而有些靠不住；然而許多事究竟只有他去記，而且日月不苟，文件存列，我們可借檔案知道一事之最直接的記載。所以官府記載仍同樣不失為史料大源。守質者、懶惰者專依賴官書；好奇者、涉獵者專信些私家不經之談，都不算史學的正軌。我們相信官文和私記「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呢。

　　我們整理這些檔案，在將來可以有多少成績，目下全不敢說。只願做這事業的精神，引出些研究直接史料、比核公私記載而不安于抄成書的同志。

　　這是我們最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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