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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陽發掘報告》第一集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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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在中國不是一個新學問。宋朝人的中國古代文字、器物之研究,以及這一線上之目錄學,都有很大的貢獻。後來經過漢學睥睨宋朝一切學問的一個時代,未免太把宋人低量了。直到阮芸台、吳清卿等手中,古代文字器物學又大振作,然後漸漸覺得宋人知識之富、審鑒之精,遠非正統漢學家所料到的。我們現在做考古學的同志,不可忽略這個光榮的歷史。 但學問一事,和世界上其他事業一樣,總不能故步自封的,總是後來居上的。我們的古學,雖然在宋朝已經有那樣的成就,但宋朝到現代七八百年,近幾百年,世界為自然科學所動盪,已經改了一個形勢,前代的典型自不盡合現代的要求。中國的歷史人文之學,發達在自然科學未發達之前,西洋的歷史人文之學,則發達在自然科學既發達之後。所以,他們現在的古學,有其他科學可資憑藉,我們前代的古學,沒有其他科學可資憑藉。這件事實,固可表顯我們的前賢創造古學之長才,然亦正指示我們現在從事此項工作者所憑藉之不如人。我們若不擴充我們的憑藉,因以擴充或變易我們的立點和方法,那裡能夠使我們的學問隨著時代進步呢? 下列的一冊,雖是試驗發掘所得結果之一部分,但確是因應上文所說的要求而生的,在這個意義上,頗可記念。先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處托董作賓先生到安陽調查殷墟情形,看其尚可工作否。董先生到了那裡,試掘一次,斷其後來大可作為。為時雖短,所得頗可珍重,而於後來主持之任,謙讓未遑。其時,適李濟先生環游返國,中央研究院即托其總持此業。 以李先生以考古學上之學問與經驗,若總持此事,後來的希望無窮。承他不棄,答應了我們,即于本年二月到了安陽,重開工程。入暑作一結束,回到北平整理。這一本便是李、董兩君整理到現在的結果之一部分。 這件事業不是三年兩年可以完成的。即就去秋試驗之打探、今春短期之發掘而論,下文所布,亦不過當全部所得十分之一光景。但這幾篇文字,已經顯然表示在中國的考古學之轉方向。 (一)立足點是整個的古來研究文字者,每每注意在一字一字上,而少留意其系統性,考定器物者尤其是這樣,實在尤其不應該是這樣。現在,李君最先要解決小屯地層一問題,以為解決其他一切問題之張本;董君於試探之始,即注意在此文字層之如何來,並設定其為沖積而成。這樣的把問題整個抓住,不但做一件一件的捉摸,以前尚無如此從基本下手者。 (二)問題之組成正如自然科學之組成,非複如傳統古學者之但成一家言。此如李君之初論陶器,董君之統論龜蔔,一語一說,皆取實物為證。 有材料乃生問題,因問題而求旁證參考,資此旁證參考,而置此問題於其正當之視線上,不以設定為決論,不為闕漏作補苴。這樣的處置問題,乃真是求客觀知識的態度。 這不過僅舉其大概,至於一義之辟,一解之精,李君比綜異地文化遺留,董君貫通吾國經典材料,讀者可以隨時遇到,不待我現在去標舉。近年治漢學者,每流成書本上的反復辯論,李、董諸君卻向地下尋新材料。流傳器物所負問題之難決,由於不知其出土情形,不得已而闕疑;李、董諸君卻處處求之於目證。在這樣的立場上工作,經久以後,總能為中國古學開一個嶄新的局面。這必是讀這一冊的人和我共同的印象!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敘于上海蔡元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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