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書畫|蔡元培

中國之書畫

　　中國之書畫

　　中國美術，以書畫為主要品，而兩者又互有密切之關係。其故有四：

　　（一）起源同一書始於指事、象形之文，猶之畫也。今之行、楷，雖形式已多改變，而溯源尚易。

　　（二）工具共通書畫皆用毛筆；畫之設色，雖非書所有，而水墨畫則又與書近。甚而裝裱之法，如手卷、立軸、橫幅等，亦無區別。

　　（三）平行演進自漢以後，書畫進化之程度，大略相等；其間著名作家，相承不絕，有系統可尋。其他建築、雕塑及美術工藝品，則偶有一時勃興，而俄焉衰歇；或偶有一二人特別擅長，而久無繼起者。

　　（四）互相影響自宋以後，除畫院供奉品外，無不以題識為畫面之一種要素。最近除仇英一家外，善畫者無不善書。其他佈置習慣，如扇面上兩葉上之半書半畫，廳堂上之中懸畫軸、旁設對聯，皆呈互相輝映之觀。若銅器上、瓷器上之飾文，亦常並列書畫。其互相關係之密切，可以見矣。

　　今欲述中國書畫進化之大概，可別為三個時期。秦以前（西元前二〇五年前）為古代，為萌芽時期；自漢至唐末（西元前二〇四年至西元九〇七年）為中古，為成熟時期；自五代至清末（西元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一年）為近世，為特別發展時期。今按此三時期分別敘述，而殿以民國元年以來現代之狀況焉。

　　第一章古代——書畫萌芽時期

　　中國古書所記，伏羲氏始作八卦，造書契。其後有距今四六二八年前（西元前二六九八年）即位之黃帝，命其臣倉頡作書，史皇作圖。神話而已，無以證其信否。又言帝舜（西元前二二五六年即位）：「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尚書》)(華蟲，雉也。會，同繪。宗彝，虎蜼也，蜼為猿類。黼，作斧形，黻作「

」《春秋左氏傳》宣公三年）是舜時已知用五采繪繡，且以天象、動物、植物及用品為圖案，而夏初且能圖像怪物；然是否信史，尚屬疑問。

　　北京地質調查所曾在河南、奉天、甘肅等處發現新石器時代及初銅器時代之彩色陶器，大抵在西元前三千年與二千年之間，其陶器或紅地黑紋，或灰地紅紋，或淡紅地加深紅彩色，為當時已知利用彩色之證。（見《古生物志》丁種第一號，河南石器時代之著色陶器）其出自河南遺墟者，僅示幾何花紋，如直線、曲線、弧形，8形、螺線及帶紋等；出自甘肅者，更具有各種動物圖形，如馬形、鳥形等，且有作人形及車形者。奉天秦王寨發見之陶器，多作波紋及波浪圍繞紋者，有時雙弧花紋，以背相向，或交相切成×之形。雙臥弓形，凸側向上，中連一長隙地，仿佛作棕葉形，此為一種進化之植物花紋。因知此時期中對於色彩之配布，幾何形、動植物、人體之描寫，已發其端，而尚無文字。

　　在殷代（西元前一七六五至前一一二二），常以天干十字為人名。自來得古銅器者，輒以文字簡單而有父己、祖辛等人名為殷器。最近又于河南安陽縣殷之故都，得龜甲獸骨之刻有蔔詞者，其人名既相類似，而文字體格亦頗同符，其刀法之勻稱，行列之整齊，足以推知文字之應用，遠在殷以前矣。民國十七年十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考古組李濟君等親往殷墟，以科學的方法試行發掘，所得甲骨，較購諸土人者為可信，足以證知殷人所刻文字之真相。而同時得有殷人陶器，於繩紋、弦紋、三角紋、斜方紋、雲雷紋以外，兼有獸耳、獸頭之飾。又得石刻人體之半，所遺留者，自腰至脛，並其握腿部之雙手。雖當時人之圖畫尚未發見，而其對於線條之佈置與動物人體之觀察，亦可推見端倪也。《尚書》序稱高宗（西元前一三二四年即位）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皇甫謐謂使百工寫其形象。果如所解，則當時已有畫像之法矣。

　　

　　殷墟甲骨文字

　　至於周（西元前一一二至前二四九），則金器之出土者較多；其花紋以雲雷與獸頭為多，植物甚少，人體殆不可見。直至秦季，圖畫之跡，尚未為吾人所目睹。史籍所載，畫斧於扆，畫虎於門，及其他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之類，以天象及動物為象徵。《考工記》為周季人所著，稱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赤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是當時對於各色配合之法，已甚注意。《考工記》又稱繪畫之事，後素功，則當時先布眾色，而後以白彩分佈其間，是一種勾勒法。又《家語》稱孔子觀乎明堂，睹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像，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康，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如所言果信，則當時畫家已有表現特色之能力。王逸作《楚辭章句》，謂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是武梁石室等圖畫，在周代已肇其端矣。又《史記》稱：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是宮室界畫，當時已有能手。《說苑》稱，齊王起九重台，召敬君圖之，敬君久不得歸，思其妻，乃畫妻對之。是寫像畫亦已流行矣。

　　《韓非子》稱：客有為周君畫筴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筴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筴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出時，架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畫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此殆如歐洲之油畫，非在相當之距離，值適宜之光線，未易睹其優點者，足以見當時人對於繪畫之鑒賞力也。《莊子》稱：「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所謂眾史皆至，頗近宋、明畫院之體制。其以解衣般礴之史為真畫者，殆如近代國內之尊寫意而薄工筆，歐洲之尚表現派而絀古典派矣。《呂氏春秋》以畫者之儀發而易貌，為等於射者之儀毫而失牆，明畫者當有扼要之識力，《韓非子》稱畫之最難者為犬、馬而易者為鬼魅，可以見當日偏重寫實之趨向，均理論之重要者也。

　　

　　石鼓文

　　鐘鼎款識，均用刀勒，其體與甲骨文字相等。其時又有竹書漆字，鄭玄、盧植等均稱為科鬥文。王隱曰：「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厘王塚，得竹書漆字科鬥之文。科鬥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粗尾細，似科鬥之蟲，故俗名之焉。」周宣王時（西元前八二七至前七八二），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如囿之作

，員之作鼎，禱齋祟之作

　　

　　堵城埤之作

　　

　　大抵視古文為繁縟，殆基於文字上求美觀之意識。今北平所保存之石鼓文，相傳為此時所勒，字體茂密，誠與金器款識不同。及秦代，李斯又齊同各國文字，定為小篆。今所傳瑯琊、泰山等刻石，體皆圓長；而秦權銘文則變為方扁，但均與石鼓文不同。時又有程邈作隸書，為晉以後行楷書所自出，而蒙恬始以兔毫為筆，供以後二千年間書畫之利用而推廣，其功亦不可忘焉。

　　第二章中世——書畫成熟時期

　　自漢初至唐末，凡千一百十二年（西元前二〇六年至西元九〇六年），在此一時期中，各體書畫，均有著名之作品；內容之複雜，形式之變化，幾已應有盡有。收藏鑒賞，代有其人，理論漸出專著。書畫二者，既被確定為美術品，而且被認為有同等之價值者，故謂之成熟時期。

　　（甲）畫之演進

　　人物畫，前時期已有之，而此時期中至為發展。有畫古人者，如漢武帝使黃門畫者畫周公助成王之圖賜霍光；獻帝時所建之成都學周公禮殿，畫三皇五帝三代之君臣及孔子七十二弟子于壁間；楊修之嚴君平賣蔔圖；唐閻立德之右軍點翰圖等是也。有畫同時人者，如漢宣帝畫功臣之像于麒麟閣，並題其氏名官爵，唐閻立德畫秦府十八學士，淩煙閣二十四功臣，顧愷之圖裴楷，頰上加三毫，觀者覺神明殊勝。梁武帝以諸王在外，思之，遣張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是也。有畫外人者，如漢成帝畫匈奴休屠王后之像于宮壁，唐閻立德作王會圖及職貢圖，畫異方人物詭怪之質；其弟立本奉詔畫外國圖，張萱之日本女騎圖，周昉之天竺女人圖等皆是；而唐之胡瓌、胡虔，以圖畫番族擅長，在宣和畫譜中，瓌所作番族畫六十有六，虔所作四十有四也。

　　人物畫中之特別者為鬼神。前時期中《楚辭·天問》之壁畫，已啟其端；至漢代魯靈光殿之壁畫，與之類似。其他若武帝甘泉宮之天地、太乙諸鬼神，武榮祠所刻海神、雷公、北斗星君、啖人鬼，皆本於古代神話者也。明帝時，佛教輸入，命畫工圖佛，置清涼台及顯節陵上，是為佛像傳佈之始。三國時，吳人曹不興以善畫人物名，見天竺僧康僧會所攜西國佛畫像，乃範寫之，盛傳天下。其弟子衛勃作七佛圖，於是有佛畫名家矣。晉代顧愷之在瓦官寺畫維摩詰一軀，觀者所施，得百萬錢。南北朝，佛教盛行，北方有多數石窟之造像，

　　

　　吳道玄《釋迦降生圖》

　　而南方則有多數寺院之壁畫；其時以畫佛著名者甚多，在南以張僧繇為最，在北以楊乞德、曹仲達為最。張僧繇嘗遍畫凹凸花於一乘寺，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如凹凸，就視即平，世鹹異之，乃名凹凸寺雲。北魏時，道士寇謙之等，效佛徒所為，設為圖像，於是道教畫與佛畫並行；唐以李氏托始於老子，道教流行，圖像更盛；但佛像與道教像往往並出一手，如唐閻立本既有維摩、孔雀明王、觀音感應等佛像，而又有三清、元始、太上西升經等道教像；吳道玄既有阿彌陀佛、三方如來等像及佛會圖，而又有木紋天尊、太陽帝君等像及列聖朝元圖，是也。唐之中宗，禁畫道相於佛寺，則知前此本有道、釋混合之習慣，而至此始劃分之。

　　

　　顧愷之《女史箴圖》

　　故事畫、人物畫本多涉故事，而此時期故事畫之較為複雜者，輒與文藝相關。相傳漢劉褒畫雲漢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雲漢、北風，皆《詩經》篇名。其後如衛協之毛詩北風圖，毛詩黍離圖；戴逵之漁父圖、十九首詩圖，皆其例也。而流傳至今者，惟有顧愷之之女史箴圖卷，自《宣和畫譜》以至《石渠寶笈》等書，均載及之；清乾隆時，尚存於北京內府禦書房中，經義和團之變，流入英國，現存倫敦博物館中。

　　人物畫中之士女，在此時期，亦漸演為專精之一種。漢蔡邕之小列女圖、王廙之列女傳仁智圖、陳公恩之列女傳仁智圖、列女傳貞節圖，已開其端，尚以《列女傳》為憑藉。顧愷之之三天女美人圖，孫尚之之美人詩意圖，已專畫美人。至唐而有張萱、周昉，始以士女名家。

　　動物、植物之描畫，已起於前時期。在此時期中，亦漸有確定之範圍。漢之武榮祠，有虎、馬、魚、鳥及蓂莢等圖，鏡背有勒蜂、蝶、鵲、鴿與蒲桃者。又史稱漢文帝在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及晉而有顧愷之之鳧雁水洋圖，顧景秀之蟬雀圖，史道碩之八駿圖等。及唐而始有曹霸、韓幹等以畫馬名，戴嵩以畫牛名，韋偃、刁光胤以戲貓圖名，邊鸞、周滉以花鳥名。

　　宮室之畫，前期所有。漢以後，如史道碩之金穀園圖，梁元帝之游春苑圖，亦其一類。至隋而始有展子虔、董伯仁、鄭法士等，以台閣擅長。

　　畫之中有為此時期所創造而發展甚速者，山水畫是也。載籍所傳，戴逵之吳中溪山邑居圖，顧愷之之雪霽望五老峰圖，殆為山水畫中之最古者。其後宗炳作山水序，梁元帝作山水松石格，足見山水畫流行之廣。至唐而有三大家：（1）吳道玄，行筆縱放，如風雨驟至，雷電交作，一變前人陸展等細巧之習。（2）李思訓，畫著色山水，筆勢遒勁，金碧輝映，時人謂之大李將軍；其子昭道，變父之勢，妙又過之，稱小李將軍，是為北宗。（3）王維，善潑墨山水，山谷鬱盤，雲水飛動，意生塵外，怪生筆端。始用渲淡，一變拘研之法，是謂南宗。山水畫發展之遠大，於此可見。

　　此千餘年間，畫之種類漸增，分工漸密，人物畫之蕃變，已造極點。山水畫亦已為後人開無數法門矣。

　　（乙）書之演進

　　書之進化，與畫稍有不同。隨時代之需要而促多數善書者之注意，漢代流傳最多者，為篆、隸、分三體。自晉以後，競為楷法，以行、草輔之。其他各體，偶有參用而已。

　　漢人近承周、秦，用篆尚多；在鐘鼎上有類似秦刻石文者，如孝成、上林諸鼎是；有類似秦權文者，如汾陰、好疇諸鼎是；有體近扁僇者，如綏和鼎銘等是；有偏于方折者，如陶陵鼎銘是。其在瓦當文，往往體兼圓方；惟轉嬰柞舍，六畜蕃息等文，則偏于方折。其在印章，則勻齊圓潤，不涉支蔓。其在泉幣及鏡背，則類似秦權，間參隸勢。其在石刻，則尚存二十餘種，其中以三公山之蒼古，少室神道闕與開母廟石闕銘之茂密，為最有價值焉。三國，有吳碑二，蘇建所書之封禪國山碑，以雅健稱；皇象所書之天發神讖碑以奇偉稱焉。自晉初以至隋末，凡三百五十三年，以能篆著稱者，不過二十六人；唐代二百八十八年，能篆者八十一人。唐代時期較短，而能篆者幾三倍於前時期，殆有篆學中興之象。但前時期之二十六人中，有著《漢書》之班固與著《後漢書》之範曄，以草書著名之衛瓘，著《玉篇》之顧野王，撰集古今文字之江式，均非專以一技名者。而婦女中，亦有庾亮妻荀夫人，以兼善正行篆隸，于韋續《九品書人論》中，占上之下雲。唐代八十一人中，有以楷書著名之歐陽詢，著《書斷》之張懷瓘；且有功業彪炳之李德裕，篆題閻立本之太宗步輦圖，可稱兩美。其最以書法自負者為李陽冰，以直接秦刻石自任，所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者也。所書有謙卦爻辭、三墳碑、滑台新驛記等。其在縉雲者，有孔子廟記、城隍神記及般若台銘三碑，篆文最細瘦。歐陽修（《集古錄》）謂：「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然時有數字筆劃偉勁者，乃真跡也。」趙明誠（《金石錄》）則謂：「此數碑皆陽冰在肅宗朝所書，是時年尚少，故字畫差疏瘦；至大曆以後諸碑，皆英年所篆，筆法愈淳勁，理應如此也。」又有大曆二年及三年瞿令問所書之元結峿台、浯溪、唐廎三銘，垂畫甚長，亦仿秦篆者。其後有李靈省，為歐陽氏所注意，謂：「唐世篆法，自李陽冰以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成名家者，靈省所書陽公碣，筆劃甚可嘉。」蓋靈省曾為陽公舊隱碣篆額也。

　　八分書為漢人刻意求工之體（分與隸之別，異說至多；今從包世臣說，以筆近篆而體近真者為隸，筆勢左右分佈相背者為八分）。最工于此者為蔡邕，其最大之作品，為熹平四年之石經，即《後漢書》列傳所謂：「邕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者也。」然傳稱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六經文字；而石經殘本，於《公羊傳》後有趙䧕、劉宏、張文、蘇陵、傅楨等題名；《論語》後有左立、孫表等題名；故洪適（《隸釋》）謂：「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其他若華山、魯峻、夏承、譙敏等碑，有疑出邕手者，皆未可信。其他師宜官、梁鵠（或雲孔羨碑為鵠書，然未確）、邯鄲淳及蜀諸葛亮等，雖以善八分著，而作品亦未能確指。現在所見八分書各碑，除武班碑為紀伯元書、衛方碑為朱登書、樊敏碑為劉懆書外，雖均未能確定為何人所書，而每一種均各有獨到之點，非工書者不能為。康有為謂：「駿爽則有景君、封龍山、馮緄；疏宕則有西狄頌、孔廟、張壽；高渾則有楊孟文、楊著、夏承；豐茂則有東海廟、孔謙校官；華豔則有尹宙、樊敏、範式；虛和則有乙瑛、史晨；凝整則有衡方、白石神君、張遷；秀韻則有曹全、元孫；以今所見真書之妙，諸家皆有之。」非溢美之言也。

　　

　　漢石經殘字

　　自晉至隋，以善八分稱者不過十人；而善草書之索靖，善隸行草書之王羲之，皆與焉。有陳暢曾書晉宮觀城門，劉瓌之題太極殿牓。有唐一代，工八分者，百五十餘人，而苦吟之賈島，善哭之唐衢，作《法書要錄》及《歷代名畫記》之張彥遠皆與焉。歐陽修謂：「唐世分隸名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及史惟則也。」杜甫所作李潮八分小篆歌，有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史惟則外，又有史懷則，亦善八分，疑為昆弟。又有韓秀弼、韓秀石、韓秀榮三人，亦同時以八分書碑，疑亦昆弟也。李邕以真行著，而分書亦稱道逸；《舊唐書》稱：「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請張廷珪以八分書之。」廷珪分書之精，於此可見矣。

　　隸為秦、漢間胥吏應用之書體，不常用以刻石；漢石刻中，如永光三處閣道、開通褒斜道、裴岑紀功碑等，皆僅見之作也。其後稍稍參用八分書之波磔，則演為魏、晉以後之隸書，即後世所稱為楷書，或真書，或正書者。自晉以後，公私文書，科舉考試，經籍印行，無不用此體者，等於秦以前之篆矣。而美術性質之隸書，則托始于魏、晉之鐘、王。

　　

　　王羲之《黃庭經》之一節

　　魏公卿將軍上尊號奏及受禪表兩石刻，相傳為鐘繇所書，然未能證實也。相傳繇之墨蹟，有賀捷、力命、薦季直諸表，及宣示帖等。其子會及其外孫荀勗，均能傳其筆法。及晉王導，攜其宣示帖渡江，導從子羲之，先學于衛夫人鑠，嗣後參酌鐘繇及李斯、曹喜、蔡邕、梁鵠、張昶之法，自成一家。所寫黃庭經、樂毅論、東方朔畫贊、孝女曹娥碑等，被推為「古今之冠」。羲之子獻之。「幼學父書，次習于張芝，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別傳）所書有洛神賦、保母李意如壙志等。嗣後言隸書者，恒言師鐘、王；或曰師王祖鐘；或日出於大王（羲之），或曰師資小王；或曰書宗二王。雖繇同時之衛覬，二王同時之羊欣等，均未能與之抗衡也。晉代以隸書名者百十餘人，其為受鐘、王之影響無疑。嗣是而宋二十六人，齊二十三人，梁三十二人，陳十六人。中如陶宏景者，以所書瘞鶴銘，為後代所宗仰；然張懷瓘（《書斷》）謂：宏景書師鐘、王，采其氣骨，時稱與蕭子雲、阮研等，各得右軍一體。又蕭子雲自云：善效鐘之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可以見當時評書之標準，不離鐘、王矣。

　　其在北朝，稱善隸書者，魏三十余人，北齊二十人，周八人。魏初重崔、盧之書。崔氏以書名者，為宏及其子悅、簡；盧氏則有伯源。宏祖悅與伯源六世祖諶，以博藝齊名，諶法鐘繇，悅法衛瓘。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見《北史·崔浩傳》）是知魏代書家以鐘、衛之派為多。周之王褒，蕭子雲之內侄也，子雲特善草隸，褒少去來其家，遂相模範，名亞子雲。趙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于魏帝，推有僮王之則。是北方書家，亦鐘、王流派也。

　　

　　始平公造像

　　但北魏、北齊諸石刻中，有專用方筆一派，以龍門造像為最著，顯與宋帖中所摹魏、晉人書不同，因而阮元有南帖北碑之說，謂南派有婉麗高渾之筆，寡雄奇方樸之遺。康有為則謂北碑中若鄭文公之神韻，靈廟碑陰、暉福寺之高簡，石門銘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劉懿、敬顯鐫、龍藏寺之虛和婉麗，何嘗與南碑有異？南碑中如始興王之戈戟森然，出鋒佈勢，何嘗與張猛龍、楊大眼筆法有異？用以反對阮氏南、北之派，碑、帖之界。然康氏所舉，不過偶有例外，就大體說，阮說是也。《禮記·鄉飲酒義》謂：「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感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曾國藩嘗引以說文學中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之不同，書法中溫厚與嚴凝之別，亦猶是耳。南人文弱，偏于溫厚；北方質實，偏于嚴凝。胡適《白話文學史》特揭斛律金敕勒歌之雄強，謂與南朝不同，亦足為旁證也。

　　隋祚頗短，而稱善書者亦二十餘人。其中如丁道護者，蔡襄稱其兼後魏遺法，且謂：「隋、唐之間，善書者眾，皆出一法，而道護所得為多。」又竇眾謂：「趙文深師右軍，趙文逸效大令；當平涼之後，王褒入國，舉朝貴胄，皆師於褒，唯此二人獨負二王之法，臨二王之跡。」足見南北兩派互競之狀態。然統一之初，漸趨協調，勢所必至。康有為謂「隋碑內承周齊峻整之緒，外收梁陳綿麗之風，簡要清通，匯成一局。龍藏碑統合分隸，並吊比干文，鄭文公、敬使君、劉懿、李仲璿諸派，薈萃為一，安靜渾穆，骨鯁不減曲江而風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也」，可以觀其概矣。

　　唐代二百八十八年，以工隸書名者及七百餘人，可謂盛矣。其間活用古法，自成一家者，虞世南、褚遂良等，繼承南派之姿媚，而參以北派之遒勁；歐陽詢、柳公權等，襲北派之險峻，而參以南派之動盪；徐浩之骨勁而氣猛，李邕之放筆而豐體，頗擬融和南北，而各有所偏；其能集大成而由中道者，其顏真卿乎！朱長文（《墨池編》）云：「觀中興頌則閎偉發揚，狀其功德之盛；觀家廟碑，則莊重篤實，見其承家之謹；觀仙壇記則秀穎超舉，象其志氣之妙；觀元次山銘，則淳涵深厚，見其業履之純，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鉤如屈金，戈如發弩，縱橫有象，低昂有態，自羲、獻以來，未有如公者也。」誠確論也。

　　

　　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行書和隸書之小變，張懷瓘（《書斷》）謂：「桓、靈之時，劉德升以造行書擅名。」陸深（《書輯》）謂：「德升小變行法，謂之行書。帶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衛恒（《書斷·引》）謂：「胡昭與鐘繇，並師于劉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鐘瘦。」羊欣（《能書人名》）謂：「鐘繇書有三體，三曰行押（謂行書），相關者也。」知行書實托始於行押，而獨立成一體，則在魏、晉之間。

　　以善行書著名者，晉三十六人，宋、齊、梁、陳四朝三十七人，魏、北齊、週三朝十人，隋五人，而唐則百六十四人。晉人中，自以王羲之為巨擘，其最著之作品為蘭亭序；而劉琨、謝安，皆其選也。陳之江總，周之庾信，亦以行書名。唐代，如歐陽詢、褚遂良、柳公權等，善楷書者，無不兼善行書；而李白、杜甫、顧況、張籍、杜牧諸詩人之行書，亦為時人所宗尚雲。

　　

　　王羲之《蘭亭序》之一節

　　草書者，王愔（《文字志》）謂：漢元帝時，黃門令史遊作急就章，解散隸書，粗書之。張懷瓘（《書斷》）謂：「存學之梗概，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創之義，謂之草書，後世謂之章草。」（《後漢書》）稱：「北海敬王睦善文書，及寢病，明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草書始於漢代無疑。

　　善草書者，漢及三國二十五人，晉七十四人，宋、齊、梁、陳四朝六十人，魏、北齊、週三朝二十六人，隋十九人，而唐則百二十七人。漢杜度為齊相，善章草，見稱于章帝，上貴其跡，詔使草書上事。崔瑗師于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暢。張芝學崔、杜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書之體勢，韋仲將謂之草聖。晉衛瓘與索靖俱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張芝）筋，靖得伯英肉。王羲之自謂比張芝草，猶當雁行。常以章草答庾亮。翼（亮弟）與書云：「昔有伯英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足見自漢迄晉，均以張芝為標準矣。

　　

　　孫過庭《書譜》之一節

　　王獻之幼學父書，次習于張。陸深（《書輯》）謂：「羲、獻之書，謂之今草。」張懷瓘（《書斷》）謂：「逸少與從弟洽變章草為今草，韻媚宛轉，大行於世。」是知二王出而草書又革新。張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齊高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足見當時二王法之盛行矣。羲之七世孫釋智永草書入妙，臨真草千文八百餘本。

　　至於唐代，孫過庭草書憲章二王，工於用筆，作《書譜》。張旭自言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公孫舞劍器，得其神。杜甫《飲中八仙歌》云：「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主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可以見其豪情矣。李筆（《國史補》）謂：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據《書史會要》《書苑菁華》等書，則張旭傳鄔彤，鄔彤傳懷素，而懷素自謂得草聖三昧焉。

　　經此時期，易籀篆之世界而為行楷之世界，分書草書，雖亦曾盛極一時，然自此以後，與籀篆同為偶然寄興之作，不及行楷之普遍矣。

　　第三章近世——書畫特別發展時期

　　有唐一代書畫之規模大備，後有作者，能不為前賢所掩，以逸品為多，故謂之特別發展焉。

　　五代十國，僅五十三年，而以畫名者百五十人，以書名者百有八人。而其間尤著之畫家，有梁之荊浩、關仝，南唐之徐熙，前蜀之李升，後蜀之黃筌等。書家有梁之楊凝式，南唐之徐鍇、王文秉，吳越之忠懿王等。而南唐後主、前蜀之釋貫休、吳越之武肅王，則並長書畫雲。

　　荊浩、關仝，皆山水畫家。浩善為雲中山頂，氣局筆勢，非常雄橫。嘗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之所長，成一家之體。」仝初師浩，中歲精進，間參王維筆法，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漁市、山驛，筆愈簡已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

　　徐熙善花果，以落墨寫其枝葉蕊萼，後略傅色，故超逸古雅。黃筌之花鳥畫，先行勾勒，後填色彩，後世稱為雙鉤法。徐體沒背漬染，旨趣輕淡野逸；黃體勾勒填彩，旨趣濃豔富麗；以山水為例，徐體可謂南宗，黃體可謂北宗也。

　　

　　徐熙百花圖長卷之一節

　　楊凝式喜作字，尤工顛草，與顏真卿行書相上下。黃庭堅謂：「餘曩至洛陽，偏觀僧壁間楊少師書，無一不造微入妙。」徐鍇與其兄鉉校訂《說文解字》，故鍇以善小篆名。王文秉篆書，筆甚精勁，遠過徐鍇。吳越忠懿王善草書，宋太宗稱為「筆法入神品」焉。

　　南唐後主工書畫，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謂：「觀所畫林木飛鳥，遠過常流，高出意外。」《宣和畫譜》謂：「畫清爽不凡，別為一格。又能為墨竹，畫風虎雲龍圖，有霸者之略。」陶穀（《清異錄》）謂：「後主善書，作顫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後蜀釋貫休，善畫羅漢，貌多奇野，立意絕俗。又善書，工篆隸，並善草書，時人比諸懷素。吳越武肅王畫墨竹，善草隸。

　　宋代三百十四年，以畫名者九百八十六人，加以遼五人，金五十六人，為千有九十四人。以書名者九百有三人，加以遼十三人，金七十人，為九百八十六人。而畫家之最著者，有李成、範中正、董源、巨然等；書家最著者，有蔡襄、黃庭堅及金之党懷英等。其兼善書畫者，則有郭忠恕、文同、蘇軾、米芾、米友仁父子、李公麟等。

　　李成工山水，初師關仝，卒自成家。劉道醇（《聖朝名畫評》）謂：「成之為畫，精通造化，筆盡意在；掃千里于咫尺，寫萬趣於指下；峰巒重疊，間露祠墅，此為最佳。至於林木稠薄，泉流深淺，如就真景，思清格老，古無其人。」範中正性緩，時人目為範寬。居山林間，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雖雪月之際，必徘徊凝覽，以發思慮。學李成筆，雖得精妙，尚出其下；遂對景造意，不取繁飾，寫山真骨，自為一家。董源善畫山水，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真。嵐色鬱蒼，枝幹挺勁，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月江南也。巨然山水，祖述董源，皆臻妙理，少年多作礬頭，老年平淡趣高。論者謂前之荊、關，後之董、巨，辟六法之門庭，啟後學之矇瞶，皆此四人也。

　　蔡襄真行草皆優入妙，少務剛勁，有氣勢；晚歸於淳淡婉美。鄭杓（《書法流傳圖》）謂：「書學自漢蔡邕至唐崔紓，皆親授受；惟襄毅然獨起，可謂間世豪傑之士。」黃庭堅善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嘗自評：元祐間書，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晚入峽，見長年蕩槳，乃悟筆法。金党懷英工篆書，趙秉文（《滏水集》）謂：「懷英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郭忠恕師事關仝，善圖屋壁重複之狀，頗極精妙。工篆籀，小楷八分亦精。李公麟博學精識，用意至到；凡目所睹，即領其要。始學顧、陸與僧繇、道元及前世名手佳本，乃集眾善，以為己有，更自立意，專為一家。尤工人物，能分別狀貌，使人望而知。初畫鞍馬，愈于韓幹；後一意于佛，尤以白描見長。書法亦極精，畫之關紐，透入書中。於規矩中特飄逸，綽有晉人風度。文同善畫竹，其筆法槎牙勁削，如作枯木怪石，特有一種風味。亦善山水。善篆隸行草飛白，自言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鬥蛇，遂得其妙。蘇軾善畫竹，嘗在試院，興到無墨，遂用朱筆寫竹；後人競效之，即有所謂朱竹者，與墨竹相輝映矣。又能作枯木、怪石、佛像，筆皆奇古。又善書，其子過曰：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學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格。米芾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嘗曰：「伯時（李公麟）病右手後，餘始作畫；以李常師吳生，終不能去其氣；余乃取顧高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因信筆為之，多以煙雲掩映樹木，不取工細。其子友仁，天機超逸，不事繩墨。其所作山水，點滴煙雲，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真。芾善書，行筆入能品，沈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須鞭勒，無不當人意。仁書雖不逮其父，然如王、謝家子弟，自有一種風格。

　　元代九十年，以畫名者四百二十餘人，以書名者四百八十五人，而最著名之畫家，有高克恭、李衎、黃公望等，最著名之書家，有鮮于樞、袁桷、揭徯斯等；書畫兼長，則有趙孟頫、管道升夫婦、錢選、柯九思、倪瓚、王蒙、吳鎮等。

　　

　　李公麟《五馬圖》之一節

　　高克恭好作墨竹，嘗自題云：「子昂（趙孟頫）寫竹，神而不似；仲賓（李衎）寫竹，似而不神；其神而似者，吾之兩此君也。」畫山水，初用二米法，寫林巒煙雨；晚更出入董北苑（董源），故為一代奇作。李衎善寫竹，師文同；兼善畫竹法，加青綠設色。後使交址，深入竹鄉，於竹之形色情狀，辨析精到；作畫竹、墨竹兩譜。黃公望山水，初師董源、巨然，晚年變其法，自成一家。居富春，領略江山釣台之概。性頗豪放，袖攜紙筆，凡遇景物，輒即模記。後居常熟，探閱虞山朝暮之變幻，四時陰霽之氣運，得於心而形於筆，故所畫千丘萬壑，愈出愈奇；重巒疊嶂，越深越妙。其設色，淺絳者為多，青綠水墨者少。山水畫以王蒙、倪瓚、吳鎮與公望為元季四大家，而公望為冠。

　　

　　黃公望《秋山無盡圖》之一節

　　鮮於樞早歲學書，愧未能如古人；偶適野，見二人挽車行淖泥中，遂悟書法。多為草書，其書從真行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至，皆有意態。陸深謂：「書法敝于宋季，元興，作者有功；而以趙吳興（孟頫）、鮮于漁陽（樞）為巨擘；終元之世，出入此兩家。」袁桷書從晉、唐中來，而自成一家。揭徯斯楷法精健簡雅，行書尤工。國家典冊及功臣家傳賜碑，遇其當筆，往往傳誦於人。四方釋老氏碑版購其文若字，袤及殊域。

　　趙孟頫畫法，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宋人之雄，去具獷。他人畫山水竹石人馬花鳥，優於此或劣于彼，孟頫悉造其微，窮其天趣。善書，篆籀分隸真行草，無不冠絕古今。鮮於樞謂：子昂篆隸正行顛草為天下第一，小楷又為子昂諸書第一。其夫人管道升善畫墨竹梅蘭，晴竹新篁，是其始創。亦工山水佛像。善書，手書金剛經至數十卷，以施名山名僧。倪瓚山水，初以董源為師，晚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為宗。不著人物，著色者甚少，間作一二繪染，深得古法。翰劄奕奕有晉宋人風氣。王蒙為孟頫外孫，素好畫，得外氏法；又氾濫唐宋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為宗，故縱逸多姿。常用數家皴法，山水多至數十重，樹木不下數十種，徑路迂回，煙靄微茫，曲盡山林幽致。書亦有家法。吳鎮山水師巨然，墨竹效文同，俱臻妙品。書古雅有餘。

　　明代二百七十六年，善畫者一千三百二十二人，善書者一千五百七十一人；而其中最著之畫家，有戴進、周臣、唐寅、沈周、仇英、崔子忠、陳洪綬、邊文進、呂紀、林良、周之冕、宋克、王冕等。最著之書家，有宋濂、宋璲父子，高啟、解縉、陳獻章、王守仁、祝允明、陸深、黃道周等。書畫兼長者，有文徵明，徐渭、董其昌、陳繼儒等。

　　戴進，錢唐人。嘉靖以前，山水畫家有紹述馬遠、夏珪，略變其渾厚沈鬱之趣而為勁拔者，是為浙派，以進為領袖。進畫神像、人物、走獸、花果、翎毛，俱極精緻。周臣、唐寅，均當時院派之有力者，院派用筆，較浙派為細巧縝密，且多有柔淡雅秀，近于當時所謂吳派者。臣所作山水人物，峽深嵐厚，古面奇妝，有蒼蒼之色。寅畫法沈鬱，風骨奇峭，刊落庸瑣，務求濃厚；連江疊巘，灑灑不窮。名成而閒居，作美人圖，好事者多傳之。仇英，師周臣，所畫士女、鳥獸、台觀、旗輦、軍仗、城郭、橋樑之類，皆追摹古法，參用心裁，流麗巧整。沈周，長洲人，與文徵明、董其昌、陳繼儒，為吳派山水四大家。所作，長林巨壑，小市寒墟，高明委曲，風趣洽然。其他人物、花卉、禽魚，悉入神品。崔子忠，順天人；陳洪綬，諸暨人；以人物齊名，時號南陳北崔。邊文進，花鳥宗黃筌，而作妍麗工致之體。林良，創寫意派，作水墨花卉、翎毛、樹木，皆遒勁如草書。周之冕，創鉤花點葉體，合前述兩派而為之，寫意花卉，最有神韻；設色者亦皆鮮雅，家畜、各種禽鳥，詳其飲啄飛止之態，故動作俱有生意。宋克善寫竹。王冕善寫墨梅。

　　

　　仇英《西廂記》之一節

　　宋濂草書有龍盤鳳舞之象，尤精細楷，一黍上能作字千餘。子璲，精篆隸真草書。書法端勁溫厚，秀拔雄逸，規矩二王，出入旭素。草書如王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渡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蹤跡，而馳騁必合程矩。解縉小楷精絕，行草亦佳。陳獻章書法，得之於心，隨筆點畫，自成一家。王守仁善行書，得右軍骨，清勁絕倫。祝允明天資卓越，臨池之工，指與心應，腕與筆應，其書如綿裹鐵，如印印泥。陸深真草行書，如鐵畫銀鉤，遒勁有法，頡頏李邕，而伯仲趙孟頫，一代之名筆。黃道周，隸草自成一家。

　　文徵明畫，遠學郭熙，近學趙孟頫，而得意之筆，以工制勝。至其氣韻神采，獨步一時。少拙於書，刻意臨字，亦規模宋、元；既悟筆意，遂悉棄去，專法晉、唐。其小楷雖自黃庭、樂毅中來，而溫純精絕。隸書法鍾繇，獨步一世。徐渭畫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喜作書，筆意奔放，蒼勁中姿媚躍出。陳繼儒山水，氣韻空遠，雖草草潑墨，亦蒼老秀逸。書法蘇軾。董其昌畫，初學黃公望，後集宋、元諸家之長，作山水樹石，煙雲流潤，神氣充足，獨步當時。書法，少時臨摹真跡，至忘寢食；中年，悟入微際，遂自名家；行楷之妙，跨絕一代。自謂：「余書與趙文敏（孟頫）較，各有短長；行間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趙。若臨仿歷代，趙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吾書往往率意；當吾作意，趙書亦輸一籌；第作意者少耳。」

　　

　　王翬《西陂六景圖》之一景

　　清代二百六十七年，畫家人數，據鄭昶《中國畫學全史》，當在四千三百人以上。書家則尚無統計。畫家之最著者，有王時敏、王鑒、王原祁、王翬、惲壽平、吳曆、陳洪綬、釋道濟、朱耷、焦秉貞、李鱔、華喦、羅聘、余集、戴熙、任熊，任頤等。書家之最著者，有姜宸英、劉墉、姚鼐、翁方綱、伊秉綬、楊沂孫、鄧琰、包世臣、何紹基、張裕釗、翁同龢、沈曾植、康有為等。書畫兼長者，有嚴繩孫、金農、鄭燮、趙之謙、吳俊卿等。

　　王時敏為清初婁東派山水領袖，運腕虛靈，布墨神逸，髓意點刷，丘壑渾成，晚年亦臻神化。王鑒作山水，沈雄古逸，皴染兼長。工細之作，仍能纖不傷雅，綽有餘妍；雖青綠重色，而一種書卷之氣，盎然紙墨間。原祁為時敏之孫，所作氣味深淳，中年秀潤，晚年蒼渾。王翬為鑒弟子，而天資人功，俱臻絕頂，集南北宗大成，為華亭派領袖。以上四人，為清初山水四大家，世稱四王。

　　

　　惲壽平《桃花柳枝》

　　惲壽平寫生，斟酌古今，以徐熙、徐崇嗣為歸，一洗時習，為寫生正派。間寫山水，一丘一壑，超逸高妙，不染纖塵。吳曆得王時敏之傳，刻意摹古，遂成大家，為虞山派；其出色之處，能深得唐寅神髓，不襲其北宗面目。信奉天主教，嘗遊澳門，其畫亦往往帶西洋色彩焉。陳洪綬兒時學畫，便不規規形似。所畫人物，軀幹偉岸，衣紋清圓而細勁，兼李公麟、趙孟頫之妙。釋道濟山水自成一家，下筆古雅，設想超逸。竹石梅蘭均極超妙。朱耷畫以簡略勝，其精密者，尤妙絕。山水、花鳥、竹木，均生動盡致。焦秉貞，工人物，其位置之法，自近而遠，由大及小，純用西洋畫法；尤為寫真名家。李鱔為揚州八怪之一，以竹石花卉，標新立異，機趣天然。華喦寫生，縱逸駘宕，粉碎虛空，種種神趣，無不領取毫端，獨開生面，足與惲壽平並駕，其影響於清代中葉以後之花鳥畫甚大。羅聘，作墨梅、蘭竹、人物、佛像，皆頗奇古淵雅，有鬼趣圖傳世。戴熙師法王翬，極有工力；雖落筆稍板，而一種靜雅之趣，即寓其間。任熊工畫人物，衣褶如銀鉤鐵畫，直入陳洪綬之室，而獨開生面。任頤花卉，喜示宋人雙鉤法；山水人物，無所不能，兼善白描傳神。

　　

　　朱耷《山水》

　　姜宸英善行楷，梁同書推為清朝第一，謂：「好在以自己性情，合古人神理，初視之，若不經意，而愈看愈不厭，亦其胸中書卷浸淫醞釀所致。」劉墉初師董其昌，繼由蘇軾以窺閣帖，晚乃歸於北魏碑誌。用墨特為豐肥，而意興學識，超然塵外。姚鼐借經倪瓚，上窺晉、唐，力避當時最風行之趙、董一派柔潤習氣，姿媚之中，有堅蒼骨氣。翁方綱終身學歐、虞，致力甚深。伊秉綬各體書皆工，而尤長於八分，掃除當時板滯之習氣，而別開清空高邈之境界。用顏真卿作真書法作八分，用漢人作八分法寫顏體，為秉綬獨得之秘。楊沂孫以輕描淡掃之筆勢作篆，是其創格。鄧琰作篆，宗二李，而縱橫辟闔之妙，則得之史籀，稍參隸意。分書遒麗淳質，變化不可方物，結體嚴整，而渾融無跡。真書參篆分法，草書筆致蘊藉，無元季以來俗氣。包世臣取法鄧琰，用筆更方。何紹基師法顏真卿，而有一種翩翩欲仙之姿態，分書尤空靈灑脫。張裕釗書，高古渾穆，點畫轉折，皆絕痕跡，而得態逋峭特甚。翁同龢亦師法顏真卿，而參入北碑體勢。沈曾植書，專用方筆，翻覆盤旋，奇趣橫生。康有為書法，出自北碑，而筆參篆分，倜儻多姿。

　　

　　包世臣《家書》之一節

　　嚴繩孫山水、人物、鳥獸、樓臺、界畫，罔不精妙。精書法，善八分。金農善寫梅竹，畫馬，寫佛像，佈置花木，奇柯異葉，設色尤異。書法用筆方扁，特富逸氣。鄭燮善寫蘭竹，隨意揮灑，蒼勁絕倫；行書，雜糅篆分，恢詭有致。趙之謙，畫筆隨意揮灑，古意盎然；書法出自北碑，而以宛轉流麗之筆寫之。吳俊卿喜摹石鼓文，作花卉竹石，雄健古厚，有金石氣。行書亦參籀筆，古勁可喜。

　　民元以來，公私美術學校次第設立，均以歐洲畫法為主體。工具既已不同，而方法從寫實入手，以創作為歸，與舊式之以模仿古人為惟一津梁者，亦異其趣。各校之兼設國畫科者，亦頗注意於溝通中西之道，尚在試驗時期也。普通學校及專門學校之學生，以兼習西文之故，常用鉛筆、鋼筆草寫國文，則毛筆作書之機會，為之減少。中小學中，雖尚有書法課程，而為他課所奪，決不能如往日私塾之熟練矣。

　　就普通狀況而言，將來善書、善畫者之人數，必少於往日，蓋無疑義。惟數千年演進之國粹，必有循性所近，而專致力於此者，以取多用宏之故，而特辟一種新境界，非無望也。

　　結論

　　綜三時期而觀之，最初書、畫同狀，書之象形，猶實物畫也；指事，猶圖案畫也。及其漸進，畫以致飾之故，漸趨於複雜而分化；書以致用之故，漸趨於簡略而一致。如古代惟有幾何式圖案，至漢代浮雕，已具人物、神怪、宮室、器物、鳥獸、草木之屬；至晉以後，則每一種漸演為專長，而且產生最繁複之山水畫，此畫之日趨於複雜與分化也。書法，在甲骨文及鐘鼎文上，象形文已多用簡筆，漸與圖畫不同；由古文而小篆，由篆而分，由分而楷、行，省略更多，此趨於簡略也。周季，各國文字異形，及秦，而有同書文字之制；六朝碑，別字最多，及唐，而有干祿字書、五經文字以整齊之，此漸趨於一致也。是為書、畫分途之因。及其最進，則致飾與應用之書畫，自成一類，而別有自由表現之體，於是書畫又互相接近。例如漢以前，以人物畫為主要，而且注重模範人物，含有教育之作用；六朝以後，偏重釋、道，則顯然為宗教之關係。唐以後，偏重山水及花鳥，更於寫實以外，特創寫意一派；于著色以外，特創水墨一派。於是極工致極稱豔之圖畫，當然與書法相離益遠，自顯其獨到之優點；而寫意及水墨等派，則完全以作書者作畫，亦即以作畫者作書，而書畫又特別接近矣。要之，中國書畫，均以氣韻為主，故雖不諱模仿，而天才優異者，自能表現個性，不為前人所掩。且苟非學問胸襟，超出凡近，而僅僅精於技術者，雖有佳作，在美術工藝上當認其價值，而在中國現代書畫上，則不免以其氣韻之不高而薄視之。此亦中國書畫上共通性之一，而在近代始特別發展者也。

　　附志此篇多取材于佩文齋《書畫譜》、日本大村西屋氏《中國美術史》（陳彬龢譯本）、鄭昶《中國畫學全史》、包世臣《藝舟雙楫》、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沙孟海《近三百年書家》等。因所引太多，且間有點竄，故篇中並不逐條注所自出，特志於此，以免掠美。又此篇以國文起草，英譯出林語堂先生手，謹志感謝。

　　（1931年作，為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四次大會提交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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