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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章氏所作《鄒容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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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久與吳君稚暉友，深知其人勇猛、堅忍、刻苦，犧牲其家之利益，而專心一志以從事於利他之事業，歷久而不渝。雖古之大禹、墨翟，殆無以過也。而余近讀章太炎君所作《鄒容傳》有曰：「清政〈府〉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窮治愛國學社昌言革命事，明震故愛脁，召脁往，出總督劄曰：「餘奉命治公等，公與余呢，餘不忍，願條數人姓名以告，令餘得覆命制府。』朓即出《革命軍》及《駁康有為書》上之，曰：「為首逆者，此二人也。』遽歸，告其徒曰：「天去其疾矣，爾曹靜待之。』」云云。朓為吳君舊名，若為章、鄒二君之入獄，實由吳君陷害之者。 余以吳君之為人斷之，必無此事，餘於是博詢《蘇報》案前後之事實，以相印證。而益信章君之言全非實錄。蓋吳君與俞明震本不相識。惟俞之子名大砥者，自東京回上海，曾再訪吳君于愛國學社。因吳君在日本時，其犧牲己利以利他，亦如今日。而其與蔡鈞齟齬，亦全為他人之事。故東京留學界頗傳誦，而俞大砥因以知吳君也。俞明震之邀吳君也，乃以其子之名作劄，託病邀吳君往談。乃見面問訊，始知為明震。然則俞必無「公與餘昵」之言，如章君所記也。及吳、俞相見，俞詢及學社激烈之演說，吳君挺然自任。其後俞曾詢及龍、陳諸人，未嘗及章、鄒。又名捕之人，不止章、鄒二君，其中如陳范陳夢坡者，一人而名號互出。而陳君避地時，吳君且為之盡力，此章君所目睹而冷嘲之者。然則數人姓名之不出於吳君所告，可知也。（吳、俞相見時，尚有朱君仲超在座，可以為證人。）鄒君之《革命軍》，章君之《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吳君非日日置懷袖者，何由一見俞而即檢出之？《蘇報》案供狀，則問案者止詢章、鄒二君是否《蘇報》主筆？而二君謂主筆者乃吳稚暉，非某等，（然則二君實圖陷害吳君，而吳君則實無陷害二君之事也。）惟某有某某著作雲。因是問案者索此二書，及《訄書》細檢之，並譯作英文，始檢得「載湉小丑」一語，以為章君罪案。又檢得「殺盡滿人」等語，以為鄒君罪案。然則章君所謂「吳君出《革命軍》及《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上之曰：首逆者此二人也」云云之必非事實，可知也。自愛國學社與教育會衝突後，吳君已遷居社外，不與聞其事。章君所謂：社生問計，及吳歸告其途[徒]之言，尤不合於當日之情事。 余於是深為吳君不平，適以事至柏林，晤蔡君民友。蔡君曾與章、吳二君共事于愛國學社者。余以章君之文示之，且述余見，渠亦力言吳君必無此事，且曰：「君之言，已足為鐵案矣。抑吾猶有進者，即吳君果有陷害章、鄒二君之意，亦必不出此下策，如章君所言。蓋自戊戌政變後，黃遵憲逗留上海，北京政府欲逮之而租界議會以保護國事犯自任，不果逮。自是人人視上海為北京政府權力所不能及之地。演說會之所以成立，《革命軍》、《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之所以能出版，皆由於此。故《蘇報》案未出以前，無一人能料租界之裁判所忽助政府以仇民黨者。愛國學社諸教員多被警局傳詢，而吳君被傳至四五次，警吏皆煦煦作安慰語，謂『上海道欲名捕公等，我輩恐公等受差役暗算，故詢明姓名住址，以便保護』云云。吳君亦安知後此之名單果足以害人者，而特竄其所仇之人於中乎？」 餘曰：「然則章君何為而有此不情之言？」蔡君曰：「此章君之神經作用也。凡人之神經，皆有想像作用，苟舉一想像而屢屢繅返之，則積久而神經中認為實事。又或他人有一想像而屢屢傳述於吾，吾屢屢聞之，則積久而亦認為實事。常人於鬼怪無稽之事，往往自以為目睹耳聞，確實無疑者，率由於此。章君在愛國學社時，本不慊于吳君，其原因大抵在章君頗提倡國學，而社生以習慣橫議之故，殊不耐煩。是時吳君以教員兼齋監，社生之意見多由吳君代述，章君疑其事悉由吳君指使，常言吳太攬權，至戲擬以《紅樓夢》中之王熙鳳，又常斥為錢洵、康有為之流。及社員與教育會衝突，章君尤疑為吳君主謀，至與鄒君面詆之。其後《蘇報》案起，章、鄒諸君皆入獄，章君又以往日疑吳君之習慣，疑為吳君所陷。既有此疑，則不免時時想像其相陷之狀，且不免時時與鄒君互相擬議，而詬詈之。大約二年之中，神經口耳間繅返此想像，已不知若干次，故不知不覺而認為實事也。」余以蔡君之言，頗足為章解嘲，故並著之以告世之讀章氏《鄒容傳》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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