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自寫年譜(41)

四一

　　八年四五月間，因巴黎和約允許日本得承襲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輿論主張我國全權代表不簽字于該約，而政府中親日派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不贊成。五月四日，北京大學學生聯合北京各高等學校學生，為此問題示威遊行，到曹汝霖宅前，破門而入，適見有火油一箱，遂試縱火。偶然有一人出，群以為即汝霖，攢毆之，後始知為宗祥。未幾，巡警至，大捕學生，學生被捕的數十人。我與各校長往警察總監處具保，始釋放。但學生以目的未達，仍派隊分途演講，巡警又捕學生。而未被捕的學生仍四出演講，且人數日益加多。巡警捕拘不已，拘留所不能容，乃以北大之第三院在北河沿者為臨時拘留所，拘學生無數。於是各地方均設學生聯合會，各校均罷課，而留法學生也組織敢死隊，包圍我國的全權代表，要求不簽字於和約。政府亦知眾怒難犯，不能不讓步，於是不簽字的要求終於達到了。但是學生尚有一種要求，是罷免曹、陸、章。政府遲遲不肯發表，學生仍罷課，仍演講。北京、天津、上海等工商界也為學生所感動，而繼起要求，如政府再不執行，將有罷市、罷工之舉。於是罷免曹、陸、章之令乃下。這就是五四運動的大概。顯而易見的，一方面是政府的辦理不善，深可慨歎；一方面是學生的熱誠與勇敢，很可佩服。有人疑從此以後，學生將遇事生風，不復用功了，而結果乃與之相反。蓋學生在此次運動中得了兩種經驗：一是進行的時候，遇著艱難，非思想較高、學問較深的同學，不能解決，於是人人感力學的必要。二是專靠學生運動，政府還是不怕，直到工商界加入，而學生所要求的，始能完全做到，覺得為救國起見，非啟發群眾不可。所以五四以後，學生一方面加緊用功，一方面各以課餘辦平民夜校、星期演講及刊佈通俗刊物，這真是五四運動的收穫。

　　在我呢，居校長的地位，即使十二分贊助學生，而在校言校，不能不引咎辭職，所以於五日即遞辭呈。

　　八日，聞政府已允我辭職，別任馬君其昶為校長。我深恐發表以後，學生有拒馬之舉，致涉把持地位之嫌疑，故於九日赴天津，廣告於《晨報》稱：「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至（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學校長，已正式辭去」等語，表示我之去京，實為平日苦於應接不暇之煩忙，而亟思休息也。

　　不意政府任命馬君之事並未實現，而謀攫取北大校長之地位的是胡君仁源。胡君曾為南洋公學特班生，有哲學思想，文筆工雅，我甚器重之。後來留學英國，習工科，以性近文哲的學生肯習工藝，尤為難得。民國五年，任北大工科學長，並代理校長。餘到北大後，仍請任工科學長，而彼不願，遂改聘他人。以曾經代理校長的人來任校長，資格恰好，但推戴胡君的人，手段太不高明。他們一方面運動少數北大學生，歡迎胡君；一方又發表所謂《燃犀錄》，捏造故事，醜詆我及沈尹默、夏浮筠諸君，於是激起大多數北大學生的公憤，公言拒胡，並查明少數迎胡之同學而裁制之。胡君固不敢來，而政府亦不願再任他人，乃徇北大教職員及學生之請而留我。

　　我自出京後，寓天津數日，即赴杭州，寓從弟國親家，後又借寓西湖楊莊，滿擬於讀書之暇，徜徉湖山。

　　奈北大糾紛未已，代表迭來，函電紛至，非迫我（回）京不可。經多次磋商，乃於七月十四日，與蔣君夢麟面商，請其代表到校辦事。

　　蔣君於十六日赴北京。

　　又經函電商討，我直至九月十日啟行，十二日到北京，重進北大。

　　我回北大後，于教職員及學生歡迎會中聲明，略謂：「五月間為國權問題而運動，犧牲學業，尚算值得。後來為校長問題，又紛擾了一兩個月，實為可惜。德國的大學，每年換一校長，由神學、醫學、法學、哲學四科的教授輪值，從來不生問題。我們鑒於此次校長問題的糾紛，也要做到教授治校的方式。擬設評議會，由各系教授推出評議員組織之。」這就是北大評議會的緣起。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