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自寫年譜(29)

二九

　　當我離紹興中西學堂以前，嵊縣官紳聘我為剡山書院院長。照舊例，每月除官課由知縣主持外，舉行師課一次，由院長出四書文題、試帖詩題各一，為評定甲乙就算了。院長到院與否，都無關係。我覺得此種辦法實太無聊，到院後，曾演講數次，說科學的有用，勸院生就性所近，分別考求，但書院經費有限，不能改進，我擔任一年，就辭職了。

　　那時候，諸暨有麗澤書院，亦聘我為院長，我未能到院，一年後，我力勸改為學校了。

　　那時候，留居嘉善縣的寧波、紹興兩府同鄉建立甯紹會館，聘我為館中董事。因為嘉善同嘉興等縣，自太平天國事變以後，本地人經兵與疫的兩次掃除，地曠人稀，農田盡成荒地，先有湖南人領地墾荒，紹興人繼之。紹興離嘉善較近，往墾的更多，日久，遂有購數百畝、數千畝的地主，招佃代種，於是關係漸趨複雜。而寧波、紹興的商人來此地開設錢莊、雜貨鋪的，也與年俱增。又寧波人的習慣，客死者必須歸葬，力不能歸柩時，須有一停柩的地方。寧紹會館的設立，一方面用以調解地主與佃戶，或農人與農人間的糾紛；一方面用以改良舊日停柩的公所。因地主中有單君繼香者是我舊日學生，提議請我，經其他發起人贊同，所以有此聘書。但我雖去過好幾次，也不過對於立案、定章等事稍有幫助，沒有多大的貢獻。

　　當我在嘉善的時候，我見縣衙門的告示，禁止安吉、孝豐人來此養蜂。推原其故，安、孝居民善養蜂（當然是舊式的），常用木桶裝蜂群，分寄於鄰近各縣民居的窗前，給小費，托照料，定期來割蜜，本是兩利的事業。不意嘉善等縣人忽揚言蜂采蜜，于穀有害，稟官禁止，自此遂沿為成例。其實蜂為植物界蟲媒之一種，于果谷是有益的，但積非成是，一時竟無術糾正。

　　庚子，北京有義和團之變。義和團之起因，一方為北方人對於天主教徒壓迫的反抗，一方是滿洲保守黨對於戊戌政變的反動。歷年教案，地方官常受嚴重處分，畏教士如虎。倘有教徒與非教徒爭執的案，經教士請托，教徒沒有不勝的。于是非教徒嫉教士，常想有報復的機會。戊戌政變而後，後党嫉維新派，以為康有為、梁啟超等所以能幸逃法網，全靠洋人保護。洋人都是小國，人數有限，倘能殺盡僑居中國的洋人，便可殺盡維新派，天下太平了。但是這兩類人，都仇洋人，卻都怕洋人槍炮，常想只要有禦槍炮的方法，就不怕洋人了。恰巧有白蓮教的餘孽忘（妄）說催眠以後有物憑身，槍炮的彈子也不能入。於是載漪、剛毅、鐵良、徐桐、毓賢等等沒有知識的人，紛紛信以為真，令圍攻交民巷使館區，釀成八國聯軍進京之醜歷史。但自此以後，教徒壓迫良民之事為之減少，而列強對於中華民族之有此等抵抗力，瓜分的論調也漸守緘默，不能不說是不幸中之小幸了。

　　我在紹興學堂時，偶往杭州，得識許君秋帆（沅）。許君以丹徒人宦遊杭州，設一方言學社，教授英文，曾至紹興學堂參觀，曾為我等述吳君稚暉在南洋公學訓練學生的成效，我始注意于吳君之為人。

　　我自離紹興學堂後，曾與童君亦韓同往杭州，籌辦師範學校。是時杭州著名的學堂有二：一為高等學堂，用求是學堂改組的，其程度約如今日的高中。一是養正書塾，是私立的，其程度約如今日的初中。養正書塾的教員，如陳介石、林少泉、陳叔通諸君，監學邵伯

　　君，均時相過從。學生中如湯爾和、杜傑峰、馬夷初諸君，均傑出之才。林、陳諸君出一白話報，林君後改號白水，以犀利的白話文著名，實於是時開始練習之。高等學堂所聘的教員，有宋君燕生（恕），博覽，廣交遊，善清談。著有《六齋卑議》，反對洛閩理學，頗多新思想。但慮患特深，特喜作反語，自稱著有十種鳴冤錄，如《漢學鳴冤錄》等等，中有一種是《滿洲鳴冤錄》。又嘗為駐防營的桂翰香作詩集序，湯、馬諸君深不以為然。

　　我與章太炎君相識，亦始於此時。我與童君亦韓自杭州往臨安，為紹興同鄉組織小學校。路過余杭，訪章君於其家。童君與章君本相識，故為我介紹。章君本名炳麟，字枚叔，但是時以提倡排滿之故，自比于明遺老顧亭林、黃梨洲兩先生，因改名為絳（亭林名），而字太炎（取于黃太沖、顧炎武）。是時所發表的是第一版的《訄書》。此書漢人雖讀之感痛快，但畏禍，不敢多為傳佈；而杭州駐防金梁，乃購數十部，分贈滿人之識字者，說：「漢人已如此，我們還可不振作嗎？」金君倒真是章君的知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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