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倫理學史第三期第二章王荊公

第三期第二章王荊公

　　宋代學者，以邵康節為首，同時有司馬溫公及王荊公，皆以政治家著，又以特別之學風，立於思想系統之外者也。溫公仿揚雄之《太玄》作《潛虛》，以數理解釋宇宙，無關於倫理學，故略之。荊公之性論，則持平之見，足為前代諸性論之結局。特敘於下：

　　小傳

　　王荊公，名安石，字介甫，荊公者，其封號也。臨川人。神宗時被擢為參知政事，厲行新法。當時正人多反對之者，遂起黨獄，為世詬病。元豐元年，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卒，年六十八。其所著有新經義學說及詩文集等。今節敘其性論及禮論之大要於下：

　　性情之均一

　　自來學者，多判性情為二事，而於情之所自出，恒苦無說以處之。荊公曰：「性情一也。世之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者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者，性也；發于外而見於行者，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蓋以性情者，不過本體方面與動作方面之別稱，而並非二事。性純則情亦純，情固未可滅也。何則？無情則直無動作，非吾人生存之狀態也。故曰：「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無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者，無非情也。」

　　善惡

　　性情皆純，則何以有君子小人及善惡之別乎？無他，善惡之名，非可以加之性情，待性情發動之效果，見於行為，評量其合理與否，而後得加以善惡之名焉。故曰：「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動而當理者，聖也，賢也；不當於理者，小人也。」彼徒見情發於外，為外物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情之發於外，為外物所感，而亦嘗入於善乎？」如其說，則性情非可以善惡論，而善惡之標準，則在理。其所謂理，在應時處位之關係，而無不適當雲爾。

　　情非惡之證明

　　彼又引聖人之事，以證情之非惡。曰：「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可喜而不喜，豈足以為舜哉？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使可怒而不怒，豈足以為文王哉？舉二者以明之，其餘可知。使無情，雖曰性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以無情為善，是木石也。性情者，猶弓矢之相待而為用，若夫善惡，則猶之中與不中也。」

　　禮論

　　荀子道性惡，故以禮為矯性之具。荊公言性情無善惡，而其發于行為也，可以善，可以惡，故以禮為導人於善之具。其言曰：「夫木斫之而為器，馬服之而為駕，非生而能然也，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不舍木而為器，不舍馬而為駕，固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人之欲而為之制；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順其性之所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有慢父而疾母者，是亦可謂無失其性者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彼將趨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也，乃以為天性無是而化於偽也。然則狙猿亦可為禮耶？」故曰：「禮者，始于天而成於人，天無是而人欲為之，吾蓋未之見也。」

　　結論

　　荊公以政治文章著，非純粹之思想家，然其言性情非可以善惡名，而別求善惡之標準於外，實為漢唐諸儒所未見及，可為有卓識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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