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決爭取公開活動|陳潭秋

堅決爭取公開活動

　　堅決爭取公開活動(1)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

　　秘密工作，是在嚴厲的白色恐怖之下，地下黨保障組織的存在與發展，不得不採取的一種工作方式。這種方式，只是限於黨的組織說的。党的政治主張，必須完全公開，必須以鬥爭方式爭取公開，這樣才能擴大黨的影響，團結成千成萬的群眾在党的周圍。至於群眾的組織與活動，必須堅決地採取公開的路線，才能收到下列的效果：一、政治影響普遍地擴大，容易動員廣大群眾，有力地打擊敵人；二、提高群眾的鬥爭勇氣，肅清失敗情緒的殘餘；三、提高群眾自信心，認識自身力量之偉大，打破依賴或等待外力的心理；四、可以迅速地發展群眾組織，加強鬥爭的力量。

　　今年五一運動，全國各地都是採取公開路線的活動，公開地號召群眾五一示威，公開地組織五一籌備會，公開地用鬥爭的方式召集群眾的代表會。各地反帝運動與反帝同盟的組織，亦同樣是採取公開路線進行，這些運動與組織，都得到偉大的成功，如上海、武漢、哈爾濱、天津、香港、廈門各重要城市，都有群眾的公開示威行動，反動的統治階級在群眾鬥爭面前發抖。農村同樣有廣大群眾的五一示威遊行，特別是蘇維埃區域，都是幾萬幾十萬群眾的武裝示威。最明顯的上海電汽車工人罷工，所以能堅持二十餘日，得到最後勝利，即是公開路線的結果，他們有公開的罷工委員會，公開組織了俱樂部，公開舉行群眾大會。在群眾威力之下，使最反動的報紙如《申報》、《新聞報》等，都不敢做反動的宣傳，不能不接受罷工委員會的真確消息。這些事實都證明了公開路線的絕對正確。

　　自大革命暫時失敗後，一般同志習慣于地下黨的秘密生活，不知正確運用公開活動路線，自黨提出爭取公開活動的口號以後，有的走到公開主義的錯誤道路上，有的則成了合法的公開，至今這些錯誤，雖已糾正過來，但又發生兩種新的錯誤的傾向：一是在幾次公開活動成功以後，遂輕視敵人，認為敵人無力壓迫，客觀上是削弱了再接再厲鬥爭的決心，於是鬆懈了對於敵人的戒備，組織上不注意嚴密，行動上不注意敏捷，忽視了與秘密工作的聯繫，這種輕敵的結果，一遇到敵人的襲擊，即手足失措，坐待敵人的拘捕，如上海「四二七」事件及電氣廠的逮捕，武漢、廈門的破獲[1]，即是明顯的例證。另一種錯誤傾向，即是公開活動受到壓迫以後，即表現動搖，甚至對公開活動路線發生懷疑，如「四二七」以後，上海有少數同志說「中央這個公開活動的策略是不大正確的」，哈爾濱五一以後有群眾被捕了，市委有一負責同志說「這都是盲動」。無論是輕敵或是懷疑公開活動路線，都是不能正確運用公開活動的策略，即是沒有深刻認識這一策略的重要。

　　怎樣正確地運用公開活動的策略，是目前群眾工作中一個最迫切的問題。根據過去各地執行這一策略的經驗與缺點，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幾個重要原則：

　　第一，公開活動必須要動員廣大的群眾，僅僅是黨員或很少的群眾，是不能夠收到充分的效果。因此執行這一策略，必須有廣大的宣傳鼓勵工作，才能動員廣大群眾起來。

　　第二，公開活動只有靠群眾自覺地用自己的力量來爭取，不是黨命令群眾爭取，更不是黨代替群眾爭取，這必然需要黨艱苦地做群眾工作。

　　第三，公開活動不是和平請願所能得到的，必須用群眾鬥爭的方式爭取，在群眾威力之下，逼著反動勢力默認、讓步、屈服。

　　第四，公開活動要繼續不斷地爭取，因為反動統治愈走到動搖崩潰，他對革命的壓迫愈加厲害，他是不輕易讓群眾有公開活動的，他從根本上是要打擊群眾的公開活動，要封閉群眾的公開團體（當然御用的團體在外），所以，群眾的公開活動與群眾組織的公開存在，都要經過長期的繼續不斷的前仆後繼的鬥爭，才能得到最後的成功。假如因為一次兩次以至幾次失敗而放棄這個鬥爭，懷疑這個策略，都是右傾，都是不瞭解這個策略。

　　第五，公開活動必須預見敵人的壓迫，必須抵禦敵人的壓迫，更必須衝破敵人的壓迫。因此須注意組織的嚴密與行動的敏捷，指揮的統一與堅決，不容有絲毫的鬆懈、遲鈍、分歧與動搖。

　　第六，在公開活動中，必須有秘密工作的準備，必須將公開活動與秘密工作很好地聯繫起來。

　　總之，公開活動的本身就是一種鬥爭。懷疑爭取公開活動，便是懷疑鬥爭。取消派、合法主義者，自然是取消這樣的公開活動。我們要實現黨的正確策略，就必須爭取這樣的公開活動。

　　【注】

　　[1]一九三〇年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錯誤逐漸在黨內占領導地位，為了實現其「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主張「大幹」（武裝起義）、「總罷工」。在此思想指導下，四月二十七日，上海各界五一紀念籌備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各區五一紀念代表來到會址雲南路濟善堂時，被中西探警包圍，一部分代表沖入會場，一部分被阻代表示威抗議。最後一百多位代表被捕。電氣廠的逮捕系同月二十九日，中西探捕包圍電力工人俱樂部，捕走正在籌備罷工的工人領袖十六人。武漢、廈門的破獲，也是此期「左」傾錯誤的領導者混淆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的界線，使黨、團和工會組織處於暴露狀態，結果導致大批共產黨員、革命群眾被捕和被殺。當時武漢和廈門兩地黨的機關被敵人全部破壞。

　　(1)這是陳潭秋發表在《黨的生活》第十一期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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