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生的病及死|陳潭秋

負生的病及死

　　負生的病及死(1)

　　（一九二二年五月七日）

　　致負生[1]病死的原因是什麼？

　　負生是一個無產階級者。他死了將近一個月，《武漢星期評論》為追悼他，特出專號。我想這期的文字，大概關於憶他、吊他、哭他、嘆惜他……的一定不少。但我覺得這些憶、吊、哭、嘆惜……除了表示悲傷的感情以外沒有多大益處。我覺得致負生病死的原因，卻很值得我們考查，很值得我們注意。

　　負生的先人，原籍是安徽休寧縣，他的父親宦游到此，才入了湖北籍。但是因為宦遊，沒有固定的生活，遂落在無產階級中去了。負生對於家庭的責任就一天一天大起來了，父母在生的供養，死後的喪葬，及妻子和兒女的負累。他以一身的勞動力供給這樣浩大的消費，他的身體，也就慢慢地衰弱下來。這是他致病的始因。

　　他的身體雖然日漸衰弱，可是他受經濟的壓迫也日甚一日，他所處的是「不勞動就不得食」的境遇，所以不能不賣盡力氣，做一個「每天做十幾個小時工」的工銀勞動者。他的病也就因此種了很深的根。

　　去年十二月，他的病情，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了，但他還是夜以繼日地工作。我記起他在病中同我談的一段話，不由我不髮指，不由我不痛恨現社會的經濟組織。當時，我見他的病日見沉重，勸他休息，他說：「休息麼？我何嘗不知道！但是我的生活能讓我休息嗎？我能夠餓著肚子休息嗎？我的妻子兒女能讓我休息嗎？我能叫他們饑寒交迫地讓我休息嗎？唉！一個無產階級者，連患病的權利，也被剝奪去了呵！」我又勸他醫治，他說：「我也知道，我也知道醫治的方法，但是我沒有醫治的可能。醫治的方法，不外乎休息、調養兩種，我的環境既不讓我休息，哪還說得上調養？！」我們看他受的壓迫是怎樣的？

　　他的遺書中敘述他的死，敘述得很精確。他說：「唉！這樣的社會，這樣的環境，殺人的利劍從四面八方密如雨似地向我刺來……我是已經無抵抗力的了。可憐我是失敗了！朋友們！我是失敗的人，我可不是投降環境的人呵！……」

　　他在活著的時候常說：「我像這樣受各方面的壓迫，尤其是經濟的壓迫，不知道幾時才得解脫呵！」他在遺書中又說：「哈哈！我可樂極了。獲得大解脫，除去一切煩惱……」我們由此也可以看得出他死的原因來。他是一個硬漢子，他是一個不願苟且偷生的硬漢子。我們想想，假若他要變了節，與舊社會妥協，做資產階級的附屬物，安閒、愉快……他未必壯年致病吧？未必病了還不能休息，不能調養吧？因為他不這樣，所以他卻死了！

　　我現在把致負生於病死的原因總括起來：家庭的負累是他致病的原因；過度的勞動是他的病深沉的原因；病了不得休息，不能調養，是他一病不起，獲得解脫的原因。但是家庭的負累是社會經濟組織不良的表現；過度的勞動是勞逸不平均、享受不平均的必然結果；病了不得休息，不能調養，則更是直接受了經濟的壓迫。我再把這幾層原因歸納起來，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致負生於病死的原因是現社會的經濟制度。」

　　我們已經考查出是「現社會的經濟制度」殺了負生，我們若再不設法將它根本改造，那麼，同負生一樣的人還不知會有多少，都與負生一樣被它殺絕不止！那麼，我們真不勝其追悼了！那麼，我們今天追悼負生，也就是沒有意義了！

　　【注】

　　[1]負生：即黃負生（一八八一——一九二二），湖北最早的共產黨員之一。原名鳳清，江西人，清末在武昌工業傳習所肄業，後從事教育工作。一九一七年與惲代英一道發起互助社，後又參加利群書社、共存社。一九一九年積極參加武漢地區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並為武漢學聯起草電文及宣傳文章。一九二〇年秋參加武漢地區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一九二一年春，經陳潭秋介紹加入武漢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任武漢地區中共區黨委第一任宣傳委員，兼黨刊《武漢星期評論》主編。除擔負黨務工作外，還在學校任教，一九二二年一月，毛澤東曾到他家中探問病情。約於一九二二年三月病逝。

　　(1)這是陳潭秋在悼念黃負生時所寫的文章，目的不僅在於追悼，而在於分析死者致病致死的根本原因，從而想以此喚醒民眾推翻「現社會的經濟制度」，讓人民求得解放，求得幸福。此文發表於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二年五月七日第四版，《覺悟》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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