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陳獨秀主義(4)|蔡和森

論陳獨秀主義(4)

　　十

　　對於陳獨秀主義之狹義的不正確的瞭解也是很有害的。以為陳獨秀主義就是陳獨秀個人和其團體而與其他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以至現在還隱藏在黨內各種不正確的傾向沒有思想上路線上的聯繫。所以為要充分的制勝黨內右傾的危險，現在主要的危險，必須充分的瞭解陳獨秀主義為中國革命中之孟塞維克路線與各種已發生，以及正在發生的機會主義與傾向有密切的思想上的關係。我們單從陳獨秀的本身還不能充分瞭解陳獨秀主義，縱然陳獨秀自己在機會主義的理論方面和實際方面已做出整個的系統（如以上所述的）。我們必須更從中國革命中之已發生的各種機會主義派別，來觀察這一孟塞維克的路線與系統。

　　首先來看戴季陶主義。他以民族利益為「最高原則」。換句話說，以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為最高原則，把工人階級隸屬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之下；拚命的反對階級鬥爭，也無異是發揮一九二三年陳獨秀「只有民族鬥爭，沒有階級鬥爭」的原則。假若陳獨秀主義在五卅高潮時曾反對過戴季陶主義，那末從五卅末期和三月事變開始陳獨秀主義在客觀上就成為在中國工人運動中之戴季陶主義的執行者——把工人階級隸屬於民族資產階級利益之下。一直到中東路事變陳獨秀提出的「反對誤國政策」的口號還是隸屬于戴季陶的最高原則之下。

　　再看彭述之主義。彭述之主義的特質就在用左的浮詞否認民族資產階級的存在，來幫助陳獨秀主義進行把工人階級隸屬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口頭上很漂亮的叫「天然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實際上把革命領導權奉送于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彭述之主義的幫助，陳獨秀主義在黨內之宗法的統治與黨外實際機會主義的政策之發展不能那樣順利。

　　再看譚平山主義。他在戴季陶的最高原則之下宣佈：「中國革命要得真正的成功，一定要以廣大的勞苦平民為中心，聯合一切被壓迫的民族，構成民族階級與帝國主義作整個鬥爭才能實現。故中國革命充滿了階級性就是說中國革命的鬥爭，就是一種階級鬥爭，就是無產者國家與有產者國家的鬥爭。譚平山的民族階級和無產者國家，可謂把戴季陶的最高原則發揮盡致了。譚平山比戴季陶聰明些，他不反對階級鬥爭，只把階級鬥爭翻譯成為『被侵略的無產者民族與侵略的有產者一種劇烈的階級鬥爭』。」陳獨秀比譚平山又聰明些，他現在率性用托洛斯基主義來防護中國不變為塞爾維亞第二。

　　十一

　　最後不能不說到陳獨秀主義一個重要的伴侶——鮑羅庭主義。武漢時期鮑羅庭主義與陳獨秀主義混合為一個東西，此處不用贅說。現在所說的，只是一九二七年後，鮑羅庭關於中國問題最近的見解和態度。

　　在討論陳獨秀主義時（在中國科學研究院），鮑羅庭宣言他在中國革命中的錯誤，在於他與陳獨秀之間發生了重大不同的政見，而他沒有把這不同的政見引到公開鬥爭；他宣言當時有廣東路線與上海路線的對抗；他的結論是：假若他的路線與陳獨秀的路線引起公開鬥爭，那就不會有武漢時期那樣的失敗。

　　不是一九二七年以後生長的人，大約不會相信鮑羅庭的話是真實的罷！然而不然，竟有同志公開出席替他辯護。可見鮑羅庭主義在我們黨的隊伍中直到現在不是沒有保留重大的影響和殘餘。這一殘餘保留在黨內終於有復活陳獨秀主義的危險。所以在反陳獨秀主義的鬥爭中決不能把鮑羅庭主義除外。

　　鮑羅庭在中國革命中起過很大的作用。假若說陳獨秀是中國的蒲蘭德爾，那末，鮑羅庭就是中國的拉狄克。所以他對於我們黨內同志的影響不是值不得注意的問題。

　　首先看他對於中國階級關係的新見解：

　　「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相互關係可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當時壟斷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經紀地位的，是以皇帝為首的高等官僚貴族……第二個時期……即你們所知道的買辦階級；……最後第三個，就是現在我們所處的時期，這一個時期民族資產階級已在排擠第二時期的中間人，排擠買辦階級而開始與帝國主義發生各種相互關係」。

　　「……資產階級企圖廢除不平等條約，不外是企圖在中國創造一種條件，在這條件下，民族資產階級更能密切與帝國主義聯繫。不僅在各大商埠條約上給他與帝國主義聯繫的可能，而且在全中國。換說一句即為帝國主義肅清在中國道路上一切的障礙，實現買辦性質于新形式中，在新環境中，于極廣大的範圍中」。這在鮑羅庭主義的信徒看來，要算是極革命的極響亮的高調了。看他的下文說些什麼呢：

　　「講到這一點還必須說明，民族資產階級完全是另外一個程序的資產階級，就是這樣的資產階級。他要把中國工業化的大道上的障礙物掃除，準備同國內的封建勢力以及與封建勢力勾結的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然而我們所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資產階級」。

　　「當我們說到民族資產階級還極弱時，我們所說的民族資產階級不是指企圖壟斷中國與帝國主義間之經紀地位的資產階級，但是有點工業資產階級傾向的民族資產階級，那末我們就應當說這種資產階級現在還不能引導中國到工業發展的道路上去，因為這種資產階級現在還極弱」。

　　原來鮑羅庭主義把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同化之後，還保留一「不企圖壟斷中國與帝國主義間之經紀地位，準備同國內封建勢力及與封建勢力勾結的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的民族資產階級，這一極弱的民族資產階級現在還極弱還不曉得把中國引到工業發展的道路上去。而其將來怎樣呢？這點他雖沒有明說，但讀者不難從他的觀點做出結論，就是從鮑羅庭主義的中國階級關係的觀點非走到復活「民族資產階級還有革命作用」的機會主義不止。

　　鮑羅庭接著上文就來估量無產階級：

　　「這種資產階級在中國現在是極弱的。由此就可明瞭中國無產階級也充分的弱，數量太少，他的年齡，總共不過幾歲。他的基本群眾不在中國內地，而在租界，完全與中國隔離的香港一類的地方。在香港，上海，天津，和漢口你們有工業無產階級基本群眾，而在中國其他各地，工業無產階級在真正的字義上是很少的」。

　　鮑羅庭新的「租界無產階級論」的論證仍然回復到自己老的西北主義的結論，就是遠居上海，香港等租界之中國無產階級很難領導中國的農民，中國革命很難憑靠大城市的領導。所以在反動下，職工運動的工作沒有什麼前途，唯一重要的是農民遊擊戰爭。中國全體共產黨都要加入遊擊戰爭，如歐洲共產黨全體參加工會工作一樣。鮑羅庭主義的根本精神，自始至終，如陳獨秀主義一樣，懷疑與不相信中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鮑羅庭主義不僅不相信中國無產階級有領導農民，領導革命的能力，而且根本不相信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中國革命之可能。他說：

　　「中國無產階級的缺點，在數量上，年齡幼稚上及其他方面，這些缺點之百倍的補償，就在不能把中國革命，中國無產階級從其他世界分開。假若拿中國無產階級從印度無產階級，和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特別蘇聯的無產階級分離起來，那末，自然不待說對於指導基本聯盟的農民他要遭受莫大的困難。假若中國無產階級是分離的，那末就很可懷疑到他是否能成就擺在他前面的偉大任務，即關於指導農民與封建殘餘鬥爭，與帝國主義鬥爭等等。但假若拿他與印度無產階級，各國無產階級，特別蘇聯無產階級共同來看。那末中國無產階級之必不可免的歷史的缺點就百倍的補償起來了。從這樣的觀點看來，中國無產階級較強於中國資產階級」。

　　這是多麼漂亮的托洛斯基主義的理論呵！托洛斯基不相信俄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鮑羅庭卻比較更進一步不相信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有用自己的力量成就中國革命之可能。

　　中國革命之社會主義轉變和社會主義的建設之必須依靠先進國無產階級的幫助，尤其蘇聯的幫助，這是毫無問題的：中國革命之須要國際無產階級幫助也是毫無問題的。可是照鮑羅庭的觀點，就完全是不對的。從列寧主義的觀點，中國革命不僅有自己的充分的力量，而且他能促進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以及東方各殖民地革命；中國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強有力的理由，不僅在於與國際無產階級聯合的觀點上，而尤其在中國內部階級勢力之對比上。鮑羅庭主義完全與列寧主義相反，從他自己的階級關係的分析，他斷定中國無產階級比中國資產階級更弱些，只有在與世界無產階級聯合的觀點上中國無產階級較強於資產階級。所以他把中國革命的命運完全建立在國際無產階級的依賴之上。

　　鮑羅庭主義的信徒以為鮑羅庭同陳獨秀「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鮑極看重農民勢力，著重遊擊戰爭；縱然他在武漢時期與陳獨秀共同阻止了土地革命，而現在他卻與陳獨秀「根本」相反，他「異常」看重土地革命。現在來看他對於農民問題的政見：

　　「現在說到農民方面。與農民的關係的問題，必須指出下列的根本要點：一、是不是真的在中國鄉村中已發生這樣的階級變遷，其結果已使富農分化，而這富農已同著資產階級組成南京的政權，所以需要與富農鬥爭。我不否認中國鄉村有富裕的農民之存在。但是應當說明富農是什麼，其意義就不能如我們（指蘇聯——森注）所瞭解的一樣，不能搬運革命以後的我們所有的富農觀念到在革命以前的中國所有富農的觀念上去。這個不是一樣的富農。說到中國農村，那就必然須要一個全體農民的共同民主的戰線去反對封建制度，反對軍閥制度，反對一切封建基礎的上層建築，反對帝國主義等等（以下大大地引證列寧——森注）。土地革命在中國只有憑靠在中國農村的統一戰線上才有可能」。

　　此外關於國際狀況，他做了以下的肯定：「無論怎樣還沒有牢不可破的論證，證明在最近的將來，在太平洋上美與英日就發生武裝衝突。美在中國將採取最謹慎的政策」。

　　上面一切的話都是從鮑羅庭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之「中國革命的前途」有名的大報告中引出來的。這是新的變態中的機會主義的大系統，是西北主義之繼續發展：在中國革命的一切根本問題上——階級關係無產階級領導權對農民的策略及革命前途等——是與共產國際和列寧主義的路線不能並存的。假若拿了現在的鮑羅庭主義與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以及一九二三年的一切機會主義去對照，便可看出中國革命中孟塞維克路線之一貫的線索。這一路線的中心點，是在對於資產階級的態度和對於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統一戰線之孟塞維克的瞭解：從隸屬無產階級於資產階級（武漢時期以前），做小資產階級上層領袖的尾巴（武漢時期）以至聯合富農。假若陳獨秀在一九二九年用托洛斯基觀點來攻擊中共中央之業已改正的聯合富農的錯誤，那末鮑羅庭在同年就企圖恢復以前鄉村聯合戰線的機會主義策略與譚平山的「民族階級」和統一戰線的理論內外相應。由此不難推想：假若中國共產黨真正執行反富農路線到底時，陳獨秀主義便會同鮑羅庭主義一樣暴露其代表富農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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