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討論政治報告時的發言|蔡和森

在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討論政治報告時的發言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同志們！我今天發言，盡四十分鐘時間，于萬不得已時，再請求大會延長發言時間。現在講第一個問題，中國革命目前階段及任務。關於目前階段估量，在國際代表同志報告裡，在秋白同志報告裡，在國燾同志報告裡以及忠發同志報告裡，大概有三種不同的估量的樣子，現在要把問題首先弄清楚，我的意思有兩方面：第一要問什麼是革命高潮？革命高潮有什麼條件？第二要問什麼是革命低潮？革命低潮有什麼條件？我以為革命高潮有四個條件。第一有全國普遍性，比如「五卅」運動，「五卅」在上海爆發，即影響到長江流域而兩湖四川、珠江流域而廣州香港及北方各省而京津滿洲里，所以「五卅」運動是革命高潮，因它是全國的普遍性的非局部的，這是革命高潮的第一個條件。第二有相當持久性，就是說不是運動今天起來，明天就會打倒，或者上星期起來，下星期就打倒，象「五卅」運動堅持三月之久，不是三天或一禮拜的運動，以地域來說，非是這裡起來，那裡被打倒，非是某一地的單獨運動，比如「五卅」在上海起來，香港即發生總罷工，天津組織總工會，一直影響到滿洲里，在長江流域運動更加普遍，運動爆發非三兩天的事，持久到三月之久，非是上海打倒，香港起來，非是香港打倒，北方起來，而是有相當的聯續和持久性，這是革命高潮的第二個條件。第三運動發動於大的城市，而且是城市工人的領導，非是單獨爆發於鄉村。比如「五卅」時上海起來，於是廣州、香港、武漢、青島以至天津，最大的工業中心和最稠密人口的城市亦起來，不僅有鄉村運動，主要的城市成為運動的發動和領導，這是革命高潮的第三個條件。第四我們力量在階級關係上可以對敵人維持優勢，使敵人不得不取相當讓步，比如「五卅」運動是取得相當勝利，雖然帝國主義有大炮，有陸戰隊，可以繼續屠殺，但是我們廣大群眾，有廣大群眾的力量，使英帝國主義不得不採取讓步政策，不能進攻，我們對敵維持優勢，這是革命高潮第四個條件。（同時又可引俄國一九〇五及一九一七二月與十月以至法國一七八九和一八四八諸大革命來證明其具有這些條件）現在拿上面四個條件：有全國普遍性，有相當持久性，運動發動於主要大城市和我們力量對敵維持優勢，來觀察現在中國局勢（注意：這種僅是說拿上面條件來觀察現在的局勢，而不是要機械的用這些條件去推測將來的高潮。）是不是革命的高潮呢？就是說是不是存在有上面的形勢呢？即從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以及最近各處澎漲的農民運動而論，是不是革命高潮呢？這顯然還不是的。第一，沒有全國普遍性。如果廣州暴動勝利，那一定是全國性，那一定南方各省農民運動更強大有力，那一定有「五卅」的形勢，那一定有北伐的形勢。第二，沒有持久性，廣州暴動勝利只維持三天之久，沒有如「五卅」運動維持三月，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第三，沒有各大城市發動，雖然廣州是大城市，但只有廣州，無別的城市之繼起，無別的有相當群眾基礎的城市起來。第四，在勢力與關係上，我們沒有對著敵人維持相當優勢，可迫得敵人失敗或讓步，廣州失敗後，全國反動力量一致團結向我們進攻，雖然這次暴動取得相當結果，是不可否認的，從上面所說來看，「八七」以來不能說是一直高潮，只是舊的高潮趨於結束的過程；另一方面看，即不是高潮，是不是低潮呢？從武漢政變和國民黨決裂到現在，是不是革命潮流低落呢？這裡首先要問什麼是革命低潮？有什麼條件是低潮？看中央十一月會議決議說，革命低潮的條件在於1.資產階級軍閥統治的穩定。2.就是說統治階級，南京國民黨新軍閥的政府能解決社會矛盾、階級衝突。3.革命群眾的分裂和失敗。就是說群眾失敗，工人離開、農民離開我們。在這種情形之下，群眾如已離開我們，要它再起來，是困難事情。有些條件，是革命潮流低落的表現。在秋白同志報告中對低潮條件中曾指出：

　　1.廣州暴動失敗非全國失敗，非最後一次失敗；

　　2.廣州暴動之後，不但農民未離開，工人未離開我們，且相當的跑到我們這邊來；

　　3.廣州暴動取得新的軍事經驗；

　　4.廣州暴動失敗後，非僅全未脫離暫時經濟恐慌，且長期經濟恐慌，不能用改良方法來和緩革命。

　　上面所指的不是什麼新的，與中央十一月會議所指低潮三個條件，內容無大變化，拿這些條件來看現在狀況，是不是革命低潮呢？據中央政治問題和秋白的分析結論說，仍是「一直高漲」這種分析，我覺得不妥，是沒有明確的觀點。為什麼中央政治局和秋白同志有這種分析呢？這種分析是從不間斷革命的理論來的，什麼是不間斷革命論和其對黨的影響，以後再說，其實中央十一月會議所指出的三個條件和秋白所指出的四個條件，只能用以論證中國革命向前進展和高潮有再來之可能，而不能用以論證現在是一直高漲，從這種分析，論證革命不會停止且繼續前進，用這種分析去反對取消派的觀點是對的，這是非常馬克思主義的，非常辯證法的，假使以此為一直高漲之論證，是非科學的，非列寧主義的。我以為應如國際代表同志所說，現在革命形勢既非高潮亦非低潮，而是兩高潮之間的中間形勢。這樣分析，是非常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非常辯證法的。對於革命潮流估計大意是如此。

　　再說革命潮流一直高漲與直接革命。從「八七」到現在，中央政治局維持革命一直高潮的分析。這種分析是非列寧主義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不間斷革命論的分析，是在「八七」後大毛子那米拿則同志發明的，「八七」以來黨所採用的。我所說當然非反對那米拿則同志個人，他個人於「八七」以來很有功績，但他所發明的不斷（革命）理論是根本錯誤的，這種理論可從中央的文件中看到。「八七」以來中央採用這種理論，沒有搖動過，這次中央報告僅是一線的。在秋白的報告中到處找得出這種理論，現在僅舉一個文件為例：在中央十一月擴大會議決議中，都見不斷論的幾個特點：第一個特點，否認有中國資產階級的形成，只認為有單個資產者，沒有整個階級，十一月決議上有一段說：「從中國社會的各階級間看來，民族資產階級，在社會制度的歷史的改革意義上，是最幼稚的，最薄弱的，最無能為的」。是「歷史上未成熟的流產的胎兒——中國資產階級，他一定不能組織自己的政黨，自然也就談不到什麼確定的有原則的政綱」，這就是說中國資產階級，不僅只是胎兒，且是未成熟的流產，根本否認有資產階級的存在。第二個特點，否認中國資產階級有反革命的作用，否認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勝利。毫無疑義的，自上海武漢政變以來，在上海、長沙、武漢、廣東的屠殺，在其他各地的屠殺，試問一問中國資產階級是不是有一點成績？廣州暴動失敗後殺了多少人？馬日事變又殺了多少人？各地革命運動受反動勢力何等的打擊？這是不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一點成績？而那米拿則同志抹殺一切說毫無一點成績。其次只說反動營壘內的分裂崩潰，而沒有團結集合的可能。我們看四月和七月政變以來，反動勢力的範圍縮小抑是擴大？在未反動前，我們未失敗前，反帝國主義的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維持著對敵相當優勢，後來不僅小資產階級跑開了，即兵士、小商人亦走到反動營壘去了。如果反動勢力範圍縮小，那它的團結範圍也要縮小，事實上不是這樣，反動勢力的範圍的確是擴大，不是縮小。第三個特點，農民的觀點，中央十一月決議上說：「現在中國所有各省農民的怒潮的高漲，就是這中國革命不斷性的最好證明」。這就是不斷論的革命的社會基礎。不斷革命論社會基礎，建築在農民不斷暴動的觀點上，這種理論，非那米拿則個人的，而是領導和指揮全黨，連我們也包括在內。這種理論支配著「八七」以來黨的政策路線和黨的組織路線。這種理論一系統下去，因而估量中國革命有一直高潮說法，這樣所得的結論，是不是科學的？是不是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是不是辯證法的？不是的。因為革命潮流不是按照一個直線進行的。結論的根性適違反辯證法的，這樣分析將使我們找不出鬥爭的要點，找不出每個轉變時期策略運用的基點，那時應進攻，那時應退守，都無一定了。這種理論下來是唯心論，唯心論的分析在秋白口頭報告中即表現出來。如同說假使估量現在革命潮流在兩個高潮之間，結果會走到懷疑上去，會這樣懷疑：高潮幾時來？是不是沒有高潮呢？象這樣說法表現唯心傾向，他以為如不估量革命是一直高潮，會有右傾危險。這是不對的。右傾危險，取消主義的各種傾向，非是主觀的維持高潮，或「一直高潮」論所能挽救的，右傾危險非唯心論的分析所能預防的。事實上幾幾相反，因維持這種分析，這種估量，反使党的領導搖動，非發生機會主義危險，即要發生盲動主義危險，使全黨同志不知怎退守，不知策略運用，這樣可使黨消滅，使革命再遭幾次大的失敗。對於這點是應喚起大會特別注意的。

　　第三是要說到直接革命形勢的問題。自然有了剛剛所說的那些革命不間斷的理論，革命是一直向上高漲，各地的農民暴動是繼續不斷的發動，所有這些，都會成為一般直接革命形勢的證據。秋白同志的意見，自然會認定是一直高漲的革命了。但反對這種意見的人，例如國燾同志，他是完全否認一切真革命形勢的。因此，大會對這問題，應該有正確的決定。我想要決定這個問題，應該首先問到，所謂直接革命形勢，到底有不有一定的範圍？這範圍是包括整個全國而言，或是僅僅指地方的部分的而言？是應該建築在農民的暴動基礎上，還是要建築在全部的革命運動，尤其是工人運動基礎上呢？這些很簡單明瞭的問題我想是誰也可以答覆的。另一方面，中國革命，還有他發展的特性，這就是不平衡性。這種不平衡的發展，在估量革命形勢上，當然是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如果忽視了這一點，的確可以使我們走到極左或回復到極右的道路上去。的確，我們看到了有些地方的革命發展是向高漲的，如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各地的農民鬥爭及情緒的高漲，和敵人方面的士兵開始部分的跑到我們這邊來，這許多的事實都可以證明有些地方的確維持著直接革命的形勢，有些人完全以盲動主義去否認這些鬥爭高漲的形勢，當然是不對的。可是這是不是說全國範圍內有直接革命的形勢呢？事實告訴我們是沒有的。而秋白同志他卻說有的，這就是他的「唯心論」所分析而得的結果。自然我們如果說完全沒有直接革命形勢，是不對的，是要走到極右傾的道途上去，但是絕對不能認為是全部的直接革命形勢，因為如果是這認法，我們就只有是立即暴動，我們就不能不走到盲動主義上去了。

　　現在要求討論秋白同志書面的及口頭報告中的階級關係分析是不是對的。我可以說秋白同志的分析方法，完全是「八七」會議以後的不斷論的分析，偏於否認敵人的力量和作用，只是看見敵人的弱點沒有看見敵人的強點，只有估計了自己的強點，沒有估計到自己的弱點。這種觀點的分析，是非馬克思主義非列寧主義非辯證法的分析。這種分析的方法，可以說「八七」以後，支配了全黨，我自己當然也在其內。我以為大會應該與這種不正確的非馬克思、非列寧、非辯證法的分析方法作奮鬥的。中國的俗話說得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本來不是馬克思的話，可是他的意義，在估計作戰的勝敗時，實含有馬克思的觀點。我們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在與敵人鬥爭時，我們一定要能夠估計敵人的強點和弱點，我們也應該估計我們自己的強點和弱點，如果我們忽視這些，就不啻幫助了敵人來消滅自己。我們在秋白的報告中，只看到敵人如何薄弱，如何不能穩定，如何的他們改良主義不可能等等。我們從沒有看到他說到敵人攻下了北京以後，階級關係的對比會怎麼樣？中國革命的形勢轉變又會怎麼樣？在洛陽事件以後，帝國主義對中國會怎麼樣？中國革命的形勢轉變又會怎麼樣？關於這些大的事變方面，總的趨勢估計方面，秋白在他的口頭報告，或書面報告中的確回避了，拋棄了。我們在秋白的報告中，只得到一個很普通的簡單公式：「帝國主義瓜分中國是成了事實，但我們不要忘記他們中間的矛盾，他們當然不能夠統一中國」。這種普通簡單的公式，誰也不會否認他的，可是我們要問問敵我的對比究竟是怎樣？反革命勢力的團結是向強的方面抑是向弱的方面？我們應該採用的新策略是些什麼？這裡就實在沒有給我們一個很明確的答覆，這裡實在不能使我們很有保證不再走到機會主義或盲動主義的道途上去，要保證不再走到歧途上去，就只有更明白的指示出來爭鬥的總形勢，僅僅一點簡單的公式是不夠的。另一方面，秋白又沒有指明我們自己的強點和弱點究竟在什麼地方？我們有的是什麼？我們缺的是什麼？在他的報告中最回避最忽略的就是大工業區域大城市的真實情形，完全沒有說到。在這裡當然要承認黨在「八七」後，我們有偉大的成功，取得了農民群眾的領導，取得了許多農民成分的党人。可是這裡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城市不能與農村發展作對比，城市方面，除廣東外，其餘可以說都消沉下去了。這些重要問題，秋白都把他丟掉了。試問忽略這些，怎能瞭解目前的中心任務？怎能決定我們現在的策略？雖然，秋白也說過要注重群眾，但完全沒有說明此問題的嚴重的實際狀況和意義。這樣，必然要使同志不能明白國際決議中所謂奪取千百萬群眾的重要。現在的問題不只是照著國際決議喚幾聲奪取千百萬群眾的口號就夠了。

　　說到黨的任務。剛才我們已把國際對中國革命形勢的估計說過了。在這裡我要首先提出兩個問題來要求答覆：第一，是暴動策略的路線是不是要根本取消？這問題是要請國燾同志答覆的。（國燾說：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意見）第二，要問怎樣去暴動？暴動的意義現在是怎樣呢？是不是象秋白同志所說的暴動是奪取群眾的方法？這當然不是的了；我們現在所說的暴動意義是應更進一步的了。我們現在說的「暴動」是要最後的打倒敵人，推翻敵人的統治，使統治階級再也爬不起來，也就是說我們要獲得最後的勝利。到底以後要怎樣暴動呢？是不是繼續做不準備的暴動？只限于農民的暴動，盲動主義的暴動，命令式的暴動？不是的。然而這種不正確的暴動傾向，這種盲動主義的危機現在難道完全沒有了嗎？不！還正在發展。秋白說：「盲動主義的危機現在已經減了，請布哈林同志放心」！這是不對的，我的意見與他相反：我以為大會應與這新的危險傾向——盲動主義，嚴厲的奮鬥。關於這點，以下講到党的傾向時再說。

　　說到群眾運動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是規定一個大概方向就夠了，也不僅拿國際決議案之所指就夠了。而且要在策略上組織上和工作方法上很具體的討論出系統的路線，國燾在談話會上說到所謂少數運動，立三、秋白反對所謂合法運動，（國燾是不承認這個名詞的）關於此問題隱隱的有兩種不同的傾向，但皆未把他們的路線充分發表出來。其實這問題是很重要的，不僅是一個奪取群眾的方法問題，而且包含不同的政治傾向的問題在內，我自己尚沒有固定的意見，因為時間所限，說滑頭一點，到將來第二次第三次說話時再來講吧。（大家笑起來）

　　現在來說第二類問題，即過去的教訓。這一點，布哈林、國燾、秋白都說得很多。秋白與國燾同志所說，我是有點不同意的。關於過去理論方面的教訓，他們算是說了一個大概，我現在說一說當時的事實，即機會主義在武漢時代之一般的經過。首先我要聲明的，我是犯過機會主義錯誤的一個，我今天是向大會以「機會主義者」的負責資格來說明機會主義的一般經過，而且偏重於武漢時期，在此以前的錯誤只附帶說明一二。秋白以為機會主義是從第三次大會發生的，因為第三次大會為了加入國民黨的問題有兩個不同的傾向，就是一主張加入國民黨，一反對加入國民黨。其事實不完全如是，因為第一，自從西湖會議（一九二二年八月）以後，經過很堅決的反對李漢俊、陳公博、施存統等的不加入國民黨的觀念，到三次大會時，對於加入國民黨的問題已經不成爭論的問題；所爭論的是關於C．P．政治面目和勞動運動的獨立性。當時孫中山對國際代表馬林說，中共如加入國民黨，就應該不能另有共產黨存在。馬林的意見，只要孫中山能接受反帝國主義的口號，什麼東西都可以歸給國民黨，因此有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口號。當時我們要問一切勞動運動，是不是也歸國民黨？我們對各種政治問題，可不可以單獨發表宣言？依馬林，這都是可以歸國民黨的。獨秀及秋白同意于馬林的，我和國燾反對得很堅決，因為當時的勞動運動，都是在我們的領導之下，認為這是取消C．P．存在的主張。馬林、獨秀等在解釋此策略的理由時，確是很右，對於工人階級勢力和C．P．之存在是很悲觀的。我們聽了以後，益發加緊反對，秋白以為是先有左的傾向以至引起右的傾向，這與事實是相反的。第三次大會閉幕時，還有一個廢督裁兵，開國民會議的問題，我主張用C．P．名義單獨發宣言，馬林開始還不甚贊成，可見當時的爭論與爭獨立的批評和存在問題有密切關係。自然，兩種傾向都有錯誤都是很幼稚的，特別是我的左稚病，當時我說的話最多，偏於認定資產階級革命作用是怎樣薄弱的，是怎樣沒有力量的，這當然是錯誤的了。可是另方面如獨秀、馬林等在理論上也實在犯了些原則上的錯誤。不過這也還說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統的，繼續一貫的機會主義。秋白認為從那時就是有系統的繼續下來了，這是我不同意的。我們舉一例子，象「五卅」運動時期後，我們黨的政策，的確是正確的，的確能夠動員群眾，的確能夠推動革命的發展，的確能夠建立了党的領導。所以我對於秋白的話，說機會主義是從第三次大會一直貫下來的不能同意。獨立批評是我們聯合戰線的主要條件之一。關於這問題，後來中央又與鮑羅廷之間發生不同的意見。我們中央的機關報《嚮導》從第一期到「五卅」時期，對國民黨都持一種獨立的批評態度，不過有時太偏於狹隘的獨立性了。在商團事件時對汪精衛、胡漢民等的猶疑態度批評得很厲害，當然這些批評有些是不對的，譬如反對孫中山北上是很錯誤的。可是自北伐以後，革命愈發展，機會主義也隨著發展，批評態度也放棄了，獨立也漸漸的放棄了，甚麼都要顧及到與國民黨的聯合戰線。國際聯絡委員會的問題，那時是鮑的錯誤，中央是對的。那時孫中山、胡漢民等為了党國作用的問題，利用右派來反對我們，最後他卻以國際聯席會議作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最高機關，要求中國C．P．一切決議及第三國際一切訓令文件都須先經過此委員會，在此委員會在國民黨中央管理之下——這個性質就是國民黨管理C．P．而我們喪失獨立與自由。當時中央是完全反對這種意見，與鮑衝突的。老鮑初來中國時，是繼續越飛馬林的路線的。這一點秋白同志也是記錯了的。再是關於保留產業工人的問題，我以為這個問題的錯誤，在當時還不是甚麼機會主義，到現在來找線索也或許可以說是機會主義。國際為了這個問題，派了伍庭康來開五月的擴大會，在五月擴大會議上，修正三次大會的決議案，決定保留產業工人，在國民黨中則注重政治宣傳而組織工作次之。這都是修改三次大會決議的。對於團體的加入國民黨的問題，一九二六年底國際還未解決此問題，當時Правда[1]報上是有文章反對的，但我們是贊成的。總括一句，這些以前的錯誤還未成系統。系統的機會主義錯誤是在三月廿號事變前後起來的。

　　現在說到武漢錯誤的經過。就是說當時機會主義是什麼？機會主義的政策是什麼？機會主義在各方所發生的理論是什麼？

　　第一要說明北伐政策和西北學說。北伐進展到了武漢的時候，就發生繼續北伐，或到東南去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形式上，是一個北伐或東征的問題，在實質上是一個對帝國主義和土地革命的根本策略問題。對蔣問題，在廣東區與中央是不同的。廣東是主張倒蔣，中央是猶疑的。當時這問題的主要支配者是老鮑，老鮑主張反蔣，是老早就堅決的，而且他是土地革命的最先主張者，在當時他的確是左傾的領袖，從三月廿日以後的時候，只有他瞭解中國革命是土地革命，中國黨在那時是沒有一個人懂得的。但最先覺得不能實行土地革命的，也是老鮑，當時中心問題在倒蔣，他到了武漢後，深覺得倚以倒蔣的力量——唐生智之不可靠，以為在兩湖實行土地革命即要與唐決裂，於是才發生所謂西北學說。他看到資產階級的叛變，他看到帝國主義的干涉加強，他所以主張北伐將馮玉祥接出來，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據地。因為西北是帝國主義勢力薄弱的地方，土地革命俟打下北京再實行。西北學說並不是他的一個觀點空洞的抽象的學說。乃是一種機會主義實際政策的大系統。北伐問題是在五次大會前一旬討論與決定的。討論時有四派意見。一是魯易的南征意見，這是平山及國燾同志所同意的，後二人之主張是偏重在財政和軍事方面的。二是鮑羅廷、獨秀、述之的北伐意見，即打下北京再說土地革命。三是秋白的由南京而北伐的意見，就是經過南京再北伐。四是我的意見，我也主張北伐的，但要有四個條件：一，是要國民黨在兩湖及其他領域下實行土地革命；二，是改革國民革命軍，取得兵士群眾的領導，奪去將軍們的軍權；三，是改革財政將財政負擔移于地主和資產階級，及某幾種必要的沒收與管理；四，鞏固後方的各省，肅清後方的反動派，尤其鞏固兩湖。後來曾宣佈遷都南京，可是南京已失守了，所以仍是實行北伐。西北學說來說，第一，實際政策是回避土地革命北伐；第二，是對反帝國主義和對小資產階級讓步，實際就是整個的讓步政策，這也是在五次大會前決定的。我記得在五次大會前日，在老鮑家召集一個會議，以魯易共同的名義提出一個決議，就是決定向帝國主義退讓，內容是，取締一切所謂過火的群眾運動。老鮑向我們作了一個報告，說明當時的國際環境不好，不象俄國革命的國際環境，恰好當著世界大戰，帝國主義不能聯合起來壓迫革命。中國的國際情形，則完全不同。他引了列寧向德國締結條約的事證，說明向帝國主義讓步之必要。當時向帝國主義相當的讓步，我們可以說是對的，但錯在他的解釋和具體的方法。他的理論的解釋是反對工農運動的過火，尤其是碼頭工人，運輸工人。他說他們敲外國人的竹杠敲得太厲害，平素只是幾角錢，現在就敲幾十塊，因此外商跑了，帝國主義就馬上藉口來干涉。他說我們要向這些商人讓步，這不是向帝國主義讓步，向商人讓步是必要的。這裡就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把帝國主義與商人分開了，這就根本忘掉了帝國主義與外國商人的本質。他說敲竹槓不是工人階級的利益，只是流氓的利益，要維持工人階級的利益即革命的勝利，我們一定要取消流氓的利益。我們現在來想想，這是多麼錯誤的！他又說到，店員太過火了，他曾舉了例子，說酒席館中殺一個雞，店員要把肉分去，這也是流氓的利益，不是無產階級的利益。複次指示湖南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之過火，因為當時湖南的革命群眾曾自動的起來沒收洋油公司，趕走一切的外國商人和許多直接反帝國主義的工作。當時汪精衛、譚延闓、陳公博尤其是顧孟餘都大罵起來，反對湖南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他們深怕帝國主義就要藉口用大炮來掃射。老鮑也跟著他們來反對，也認為這是不應該的。在此決議上決定停止一切直接反帝的群眾行動，以後一切外交問題皆須聽國民政府及其中央的命令，群眾不得有所行動，這便是所謂國民黨的黨權和領導權。此決議通過之當日，即派夏曦回湖南去（不參加五次大會）取締一切過火的運動，以後一切群眾運動都要聽國民黨中央的命令和指揮，這是西北學說——即機會主義的大系統，這一大系統是在五次大會之前成就和開始實行了的。

　　現在很簡略的報告五次大會的經過：

　　魯易在五次大會中攻擊西北學說，可是大會群眾完全不知這是什麼一回事，因為這些學說和實際的爭執只有幾個毛子和中央的負責人知道一點。五次大會閉幕後，魯易在政治局提出的第一個政治決議案是有名的對小資產階級、國民黨諸問題的決議案，這一決議實際是完全西北學說對小資產階級讓步政策的。這一決議擴大到對於小地主和「革命軍人家屬」的讓步，擴大到取締城市工會的專政傾向（指逮捕反革命及工會武裝等）。由此兩讓政策（對帝和對小資）遂成為中央政治局之天羅地網，完全支配以後三個月中的機會主義潰退生命！五次大會形式上接受國際決議——土地革命，現在第一個議案便不是討論怎樣實行土地革命，而是決定怎樣向地主階級「革命軍人」和所謂小資產階級讓步。

　　五次大會閉幕不到二星期，五月十八夏鬥寅在鄂叛變，許克祥在湘叛變。此時老鮑的辦法是同譚平山等親自赴湘查辦過火。魯易呢，沒有提出辦法。政治局中，我與立三、國燾，胡亂提出這辦法，主張立即調動與集中我們武力于湘鄂路，迎頭痛擊夏鬥寅，同時發動武漢民眾勢力，擴大糾察隊武裝，起來肅清反革命，並準備奪取兩湖。此主張實行了一部分，把夏鬥寅打退了。魯易在此時為黨作了一宣言，裡面說：現在農民運動的過火是湖南農民自做出來的錯誤，不是中國C．P．做的；中國C．P．不僅保護工業利益，而且保護小資及中等階級的利益，號召中等階級不要聽夏鬥寅的煽惑。這是黨內承認農民運動過火的第一個文件，把退讓的範圍擴大到了中等階級！

　　其次說兩湖問題與東征。兩湖問題老鮑與魯易是同樣忽視的，因為他們二人「革命根據地」的對象都不在兩湖，而在西北或廣東，所以一個始終要北伐，一個始終要南伐。當時我在中央常委代理秘書長，曾經寫了兩個關於兩湖的決議，主張組織與發展群眾暴動撲滅兩湖反革命，用自己的力量解決兩湖問題，農民自己動手沒收土地，發展我們的武裝勢力，及廣大的下層國民黨組織，準備實行改組與推翻土豪劣紳包辦的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所以當時對於馬日事變是激烈的主張積極的反攻，而反對湘省委及中央特派員李維漢同志合法的潰散主義的，因此遂與國際代表組織了湖南暴動之特委。可是後來毛子聽了些非正式的報告，以為我們在湘的勢力完全沒有了，於是一文也不肯拿出來。恩來與魯易大鬧一頓，即取消此特委。於是反攻政策遂成為白紙黑字！

　　鄭州打下之後，中央政治局又來討論北伐與東征問題。此時馮玉祥高唱寧漢合作共同北伐，並且反共態度已明，老鮑與獨秀都已深悟前北伐主張之失策。所以此次討論分三派意見：獨秀、立三、秋白主張東征，魯易、平山仍主張南伐。我對於以上兩主張都反對，以為放任兩湖反革命不解決，而高唱南伐是不可能的；北伐是馮玉祥的事，東征是唐生智的事，伐來伐去，我們得不著什麼，現在我們做一出路，在肅清兩湖反革命，鞏固兩湖為我們自己根據地。這是討論東征問題的經過。

　　複次說政治局的後一階段，即魯易提議進攻的經過。鄭州下後，張發奎、唐生智自動回軍武漢，獨秀很歡樂，以為馮玉祥所唱之共同北伐計劃已被打破。當時魯易作一相反的報告，指明反革命四面進攻的危機，現在只有反攻才有出路，於是提出武漢總罷工，表示反對國民政府庇護反革命，要求槍斃許克祥，討伐朱培德等。當時我為魯易的演說所激，曾熱烈贊成此反攻政策，並提議擴大其意義，即積極集中兩湖勢力，以下層群眾力量實行推翻國民黨中央，同時準備與之作一公開談判，揭破其假面具，當時多數反對，魯易強迫付表決，勉強通過，可是通過之後，自老鮑以至工運負責同志皆認為荒唐，以為總罷工即要惹起大屠殺，下層會議，原案全被推翻。自此之後，魯易便只有把國際密電送給汪精衛去看了！

　　以上是五次大會後機會主義之一般經過。機會主義來源是與階級關係，尤其指導機關內之成分有密切關係的。黨內不僅有小資產成分，在工運初起時，有些民族資產階級的極左的分子也曾跑到這一方面來。武漢機會主義之不能挽救與黨的組織有很大關係；假若有相當的民主化，假若指導機關不完全與黨員群眾隔離，假若其中有工農分子參加政策之決定，我想當時機會主義決不致一任其如此發展即不可挽救！當時僅只C．Y．中央有點反抗的聲音，而不能聽到下層黨部群眾的反抗。後來有人以為C．Y．中央的反抗是偶然的，實際不然，因為他們每天所接觸的不是汪精衛等而是最革命的青工童子團，所以他們革命的直覺未被麻木。

　　現在說到「八七」後盲動主義問題。「八七」暴動的路線是正確的，可是在執行和估量時局方面犯了很大錯誤。盲動主義自然有其客觀的原因，而主觀的原因即在於中央不斷革命不斷高潮之錯誤的估量與理論。不斷論輕視敵人力量，只看見敵人之弱點而忽視其強點，誇張自己的強處而忽視自己的弱處，由此必然要產生盲動主義。「八七」後第一個政治任務決議上即是如此，以為凡是客觀上可以暴動的地方都應立即暴動，而不顧主觀條件之如何，湖北秋暴的小冊子中，可充分表現命令暴動，定期暴動之寫真，下級幹部因主觀力量和準備缺少，而延期暴動者皆受「機會主義」之責罰。廣州暴動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當然不是盲動。可是其一般之政治上的準備也是不充分的，如上海各處都未準備幾分鐘的同情罷工。暴動的觀念，自中央以至地方都是不清楚的，十一月擴大會議後，才稍明白，才定出條件。中央先發現盲動主義並先起來糾正錯誤也是事實。可是因為中央整個不斷革命的理論和不斷高潮的估量始終沒有改變，所以對於盲動，雖然有部分的零碎的糾正，而一般盲動主義的傾向和助長此傾向理論與精神，始終不能挽轉過來，即中央本身亦是如此。如秋白書面報告的精神和估量時局的結論——一直高漲，仍然要使黨不能脫離盲動主義的路線。

　　最後要說黨內傾向問題。我們現在可向大會公開宣佈「八七」以來我們很快的制勝了機會主義，這不是說「八七」後機會主義已完全沒有了，將來也沒有此危險了，但是我們卻是制勝了，機會主義要想再抬頭，我們縱然還無充分保證，可是至少也不是容易的了。

　　現在擺在大會前的危險主要的是盲動主義。我不同意秋白意見，他以為現在盲動主義已減少了，不成問題了，「布哈林可放心」這句話值得大會嚴重的注意呀！大會固然不應放鬆右的機會主義的傾向，同時尤不應放鬆左的盲動主義。怎樣能制勝這些不正確的傾向呢？第一，要肅清一切國民黨的餘毒和傳染，即命令群眾，黨權萬能等。第二，就要肅清不斷革命的理論和不斷高潮的分析方法。我們不應以為不斷革命是一個名詞，無關重要，這個理論對於中國革命和我們的黨是很危險的，這種觀念，這種分析方法，已普及全黨，至少也是普及全黨之幹部；不剷除這種不正確的理論不能肅清盲動主義。我提議大會要剷除過去一切不好的遺傳，尤其要打倒不斷革命的理論。只有這樣我們的黨才能走上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道路。

　　（載《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材料》　署名：二十九號）

　　注釋

　　[1]真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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