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執政後軍閥與帝國主義的新攻勢|蔡和森

段祺瑞執政後軍閥與帝國主義的新攻勢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受了十三年軍閥專政的禍亂與八十多年外力壓迫的中國人民，一直到曹吳（外國帝國主義之強固的工具）坍台才發生更進一步的政治覺悟，主張由人民本身來解決時局，換過說，即由國民會議對外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對內廢除軍閥制度實現民主政治。

　　這種普遍的民眾的政治覺悟不是偶然發生的，實具有很長期的痛苦的歷史。這種覺悟在袁世凱時代和安福專政時代還不會發生，因為那時候一般人民對於軍閥還迷信得很，以為他們有權有勢可以治理中國。然而這種迷信的動搖，與歷年軍閥政治的崩潰同其速度。由袁世凱到曹吳，也就是北洋派的命運由神奇而到腐臭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的末期，人民若乘機起來努力奮鬥，在客觀上是有廢除軍閥制度、實現民主政治之相當的可能。

　　然而這種可能的新變化和民眾政治本能之覺醒，於外國帝國主義及其所扶植的軍閥都有致命的危險。他們用什麼方法渡過這危險，使中國軍閥政治又由腐臭而至於神奇呢？段祺瑞包辦的善後會議以及不久將由這會議產生的所謂國民會議，便是這種作用的法寶。

　　有人以為軍閥知道用會議方法解決時局，是軍閥向民主政治的進步，由此未嘗不可漸漸達到民主政治。現在少數政治思想落後的商人貴族，大學教授和新聞記者對於善後會議多少抱了這種幻想；段祺瑞和隱在他背後發蹤指使的帝國主義者，更努力借這種會議方法及少數政治思想落後的上層階級以擴張這種幻想於各階級的人民。自然，方在根本覺悟要廢除不平等條約與軍閥制度的最大多數平民若漸漸傳染或接受了這種幻想，豈不是段祺瑞和帝國主義的大成功，豈不是軍閥政治與段祺瑞的本身又要由腐臭而變為神奇？

　　然而這是客觀的事實所不容許的。客觀事實告訴我們，段祺瑞欺騙人民的會議方法不是趨向民主政治，而是從新趨向鞏固軍閥政治，並且企圖以光棍軍閥的資格來挽回軍閥政治的末運而使其複達於北洋正統的極頂。因為他是一個光棍軍閥，又值民眾政治勢力之覺醒，所以不得不拋棄從前武力統一的主張而戴一副和平統一的假面具；因為他要以光棍軍閥的資格與張作霖馮玉祥兩個勢力派競爭，所以更不得不利用假和平主義來做明爭暗鬥的武器。惟其如此，所以段祺瑞將成為北洋派最後而且最反動最狡獪的狄克推多，他那「外崇國信」的賣國事業和眐煽操縱的內亂行為，將來必十倍于從前的安福時代。如現在江浙之戰、廣東之戰、胡憨之戰及將來張馮之戰，其操縱眐煽的機栝全握于這個徐世昌第二的光棍軍閥手裡，他的立腳點也就完全憑立在以上各勢力派間的衝突與操縱上面。

　　現在他御用的善後會議開了二十多天，試問議決了什麼要案，解決了什麼時局的糾紛？

　　全國人民迫切要求解決的要案有二：一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一是廢除軍閥制度，把政權歸還人民。因為這兩件事情是時局糾紛的根源，必須這兩個根本問題有所決定，一切戰禍的消滅，民政的設施，軍隊的裁減，財政的整理，實業的振興……，才能實際進行。

　　自命以善後會議解決時局糾紛的段祺瑞已經把這兩個根本問題提出而有所決定嗎？不會的，決不會的。他所以獨斷獨行拒絕孫中山的主張和人民團體之要求而包辦這善後會議的緣故，便是要擋住或打消這兩個根本問題，而從新鞏固那開始動搖的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特權和歷年崩潰將近滅亡的北洋軍閥之命運。

　　二月以前，民眾廢約運動的怒潮和孫中山宣言之反響，不啻是八十年以來隱痛吞聲的中國民族對於外國帝國主義之大反叛，不啻是接著土耳其阿富汗和波斯的勝利對於國際帝國主義與以致命的打擊，當此之時在全中國以及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是何等的恐慌何等的狂叫呵！當時他們恐慌錯亂的程度已經到了這步田地，便是逼得他們不得不向中國尋找讓步的方法。日本帝國主義呢，極力拉籠孫中山，並極力給段祺瑞計劃些假和平主義假民治主義的方案；美國帝國主義呢，慌慌張張打發舒爾曼回中國宣佈美國無侵掠中國之野心，並極願實踐華會增加關稅撤消治外法權等議案，使中國人得自己管理其國家。這些縱然是帝國主義假仁假義的手段，然亦確是逼於中國民族覺醒之威脅不得不思有所讓步而和緩中國人民的憤怒。所以此時中國的國際情形，帝國主義列強頗有由進攻而至退讓的趨勢。

　　然而自「外崇國信」的段祺瑞就職與善後會議的計劃成功之後，中國開始變動的國際情形忽又回復舊觀，——當然中山病篤，及上層階級政治覺悟的落後與叛逆也不無多少影響。現在帝國主義列強又日看日的複向中國人民取攻勢了：金佛郎案的承認呀，參戰借款的整理呀，無線電臺的獨霸與均沾呀，已日迫日緊。這個賣國不眨眼的安福首領什麼做不出呢？只要日本再找他五百萬（從前參戰借款尚有五百萬未付清，段即被吳佩孚打倒了），法國給他一千五百萬（本月十四日新聞報專電：法使以前昨兩年海關扣存法意比庚子賠款折合華幣約一千五百萬元存儲滙豐，大不滿意，故要求先付紙佛郎，但財部需款，擬全數提用作為借款，期以二年，正在磋商），什麼也可做出。據近日京滬各報消息，存在參議院秘書廳的參戰借款檔案已全部被人竊去，這是什麼一回事？他膽敢公然的嘗試國人，說參戰借款和金佛郎案都交善後會議解決，這又是什麼一回事啊！

　　不用說，段祺瑞賣國的膽子素來比曹吳還更大，金佛郎案、參戰借款案……都是曹吳所不敢承認的，而段祺瑞一定膽敢用種種欺騙人民的方式來承認。曹吳雖然是帝國主義馴服的工具，然而尚敢公然違背帝國主義的意旨與蘇俄恢復邦交。段祺瑞怎樣呢？他在廢約運動的高潮中，公然宣佈不贊同孫中山的主張，認中山主張為過激，以此討好東交民巷的英美帝國主義者，使其與日本一致承認其僭稱的臨時政府；外交團飭令中國遵守條約的通牒顯然是「外崇國信」的宣言招來的，金佛郎案等也顯然是這個可恥的賣國的宣言招來的。因此外國帝國主義者頓然改變戰略，從新進攻：于金佛郎等案以外，現在又公然通牒干涉中國的路政，以為共管中國鐵路之第一聲；實行要求擴張上海租界；最近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武力和外交的壓迫政策來干涉上海日本紗廠純經濟性質的罷工，尤足以代表帝國主義向中國人民從新進攻的特性。

　　段祺瑞執政還沒有三個月，他賣國辱民的行為快要超過曹錕時代之總和。他用包辦善後會議的方法壓低了廢約運動國民會議運動的潮流，挽回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危機，並給帝國主義以從新侵掠中國的動因與保障。我們現在試看他對於人民注意的另一根本問題——廢除軍閥制度是怎樣？他改督理為督辦的愚民手段，維持蕭耀南齊燮元孫傳芳的陰謀，我現在都不贅說，只問他在善後會議怎樣提出或解決這個時局糾紛的根本問題。當然，他要欺騙人民，系住一般上層階級的幻想，他不得不冠冕堂皇提出所謂整理軍政案來敷衍門面，但在提案說明之時，便即聲請會議保留此案而不容有所議決。十九日北京電：「今日下午二時，善後會議第二次開會，到百十九人。首議段祺瑞提出之整理軍政案，段親自出席說明意見四項：（一）現各省收稅若干，（二）政費若干，（三）軍費若干，（四）各省除政費外，能養兵若干，今人心厭亂，善後會議首議此案，即表示應先整理軍政等語。段退席後，林長民發言，謂本案僅一表格，無從討論，應付審查；湯漪謂本案無具體辦法，應保留，主席報告政府代表吳光新對本案有意見陳述，吳出席謂政府希望全國兵額不得過五十萬，因無各省兵額調查故政府未定辦法。劉傳綬謂本案非提案人聲請保留，本會不能保留，吳光新因代表政府請保留。」這不完全是一出欺騙人民的喜劇嗎？

　　有人以為段氏善後會議的把戲完全要失敗，因為他一點時局的糾紛也不能解決，一個軍政的重要問題也不能決議。殊不知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包辦善後會議的本意，絕不是真正要來解決時局糾紛，議決什麼廢督裁兵理財等重要問題，主要作用只在一面借此來欺騙人民，阻止人民自動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和軍閥制度的改革運動，一面借此產生安福國會式的御用國民會議，選舉他做正式總統。

　　他這樣的目的，現在顯然擺在我們面前：由他欽定的國民會議條例現在已經發表了。他限制國民會議的職權只在議議憲法，同時剝奪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農人（因有教育程度的限制）與婦女的選舉權。

　　善後會議既不能而且不應議決什麼，然則他何以只准國民會議議議憲法而不准其對於軍政等重要問題有最終的決定呢？這是不難知道，因為他若准許國民會議對於時局糾紛的根本問題有最終議決權，他便不啻完全拋棄了包辦善後會議的主要目的：擋住和陰消人民廢約廢督的改革運動。這個安福大盜，不僅是竊了國，而且連人民的國民會議也被他竊了！

　　人民解決國是的會議方法既被大盜竊了去利用，然則人民便消極的反對，聽其為惡自斃嗎？不應該如此，絕對不應該如此。這個大盜自行晉京稱執政已是垂斃的軍閥再向人民進攻之第一步，敢於包辦善後會議已是第二步，敢於製造安福式的國民會議條例已經是第三步了。人民若再不起來反抗，他的第四步第五步……便要飛速的進行，不至完全從新鞏固軍閥專制的戰亂局面和外國帝國主義奴隸全中國人民不止。

　　曹吳時代，人民的努力還不充分，現在反對段祺瑞禍國的工作，至少也應加十倍。同時我們須知段祺瑞盜國的命運也決不會比曹錕更長，我們只要現在能努力不懈的貫徹廢約廢督的改革運動，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我們人民的，切不要因段祺瑞盜了我們人民的會議方法，我們對於國民會議運動便采消極不理的態度。一切覺悟的半覺悟的中下階級各層民眾與其團體，現在對於段氏欽定的國民會議條例應有聯合的動作，至少也要使段祺瑞複建安福國會的陰謀不得完全實現。這種動作也就是人民防堵軍閥與帝國主義之新攻勢的起點！

　　段祺瑞包辦的善後會議業已證明不能解決什麼，一切時局糾紛的根本問題應歸真正的國民會議來決定。段祺瑞僭稱的臨時政府業已證明為增加內亂外患的源泉，一切政權應當歸還於人民。只有這樣的要求成為普通的群眾的行動，才能貫徹廢約廢督的目的，才能真正免除軍閥的暴政與戰禍，外國帝國主義的進攻與壓迫！

　　（載《嚮導》第103期　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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