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變與國民黨|蔡和森

北京政變與國民黨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這次戰爭與北京政變的結果，必然要完成帝國主義宰製中國的所謂和平會議，已是毫無疑義的。這種和平會議是日美兩派帝國主義和直與反直兩派軍閥勢均力敵，互相妥協，以宰製中國國家及四萬萬人民的成功（如果不是勢均力敵，便是一派統一中國，用不著什麼和平會議），也是毫無疑義的。所以現在問題是到了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領袖孫中山與國民黨的身上。中山先生對於軍閥而實在是帝國主義在京津之間召集的和平會議採取什麼態度呢？這不僅是一個策略問題，而且是革命本身的生死問題，稍一不慎，即要陷於絕境。

　　中山先生肯親身去參加他們所號召的和平會議或委員制的政府嗎？那末不僅是要上帝國主義與軍閥的當，而且無異是向人民宣告自己是與軍閥及帝國主義的工具處於同等地位。所以在原則上與策略上，中山先生不僅在消極方面要拒絕參加，而且要在積極方面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帝國主義宰製中國的陰謀，根本否認帝國主義的工具——禍國殃民應受國民裁判之軍閥有召集會議冒稱解決國是之權限。

　　或謂聯合反直討曹北伐的事實，中山既已行之於前，現在曹吳倒，反直派起來號召和平會議，中山怎好拒絕參加而不分享其成？我們早已說過，即使反直成功，其結果也完全是軍閥與帝國主義的；中山先生現在若上午入北京，我可斷定他在革命上的信用下午便要破產；然後再嘗一次廣州七總裁的味道，結果不僅是終遭軍閥的排擠，而且要被帝國主義玩弄奚落，迫到哭笑不能的時候而下臺。這樣的去分享其成，豈不是自行入甕。所謂北伐討曹，本報早已認為根本錯誤，結果只有徒為軍閥與帝國主義搖旗呐喊而喪失自己革命的旗幟與號召。曹吳倒後的北京，又是誰家的天下，這在事實，豈不甚明？在此時若還顧惜北伐政策的錯誤，再接著錯誤下去，我想中山先生決不出此。

　　有人說，事情決不如此簡單，中山先生既北伐討曹於前，即使現在已覺其失當，也不得不與反直軍閥敷衍周旋；以中山之明，親身去受當是不會的，但派人持條件而赴軍閥的和平會議亦未嘗不可。不然，國民黨徒然站在外面反對他們的和平會議，豈不是反使人民誤信軍閥與帝國主義是愛和平，而國民黨反不愛和平嗎？

　　上面的說話，實際包含兩個問題：第一，孫中山應否派代表北去與軍閥敷衍周旋；第二，國民黨是否應有條件的赴軍閥和平會議之號召，抑自行在廣州召集人民的和平會議，以與軍閥及帝國主義的陰謀對抗。

　　第一個問題，我們亦絕對以為不可，其理由有三：（一）派代表與軍閥敷衍周旋，仍無異是承認軍閥及其後面的帝國主義有主宰中國號召人民及革命勢力之權威；（二）這樣便是成功帝國主義共管中國的預定陰謀；（三）前年中山派四代表駐滬與各勢力派接洽和平統一之經驗，徒使自己革命的面目蒙混，革命的宣傳工作停頓，一言包括，這種舉動是損革命以益軍閥。

　　第二個問題，在理論上與政策上，國民黨現在本應自行在廣州召集人民的和平會議，以打破軍閥及帝國主義的陰謀，這是十分必要而毫無疑義的。可是在事實上怎樣呢？事實上，這個政策是要黨的勢力已經發展於全國民眾中才能做到。吾人於此真不得不太息恨痛於白費氣力的軍事行動之誤黨誤國！假使改組大會後，國民黨能以七分氣力用於全國黨務及宣傳工作之發展，我相信這種人民的和平會議一定召集得成功，國民黨在全國政治上與革命上的地位至少也要比現在高十倍。又使最近二月不把全副力量用於毫無意義的北伐，對於軍閥戰爭與必然附隨而來的列強陰謀有所準備與宣傳，這種人民的和平會議亦有幾分成功之可能。可是中山先生這兩個月的氣力更白費了，所以現在剩下的出路只有兩途：一是俯首帖耳恭聽北方軍閥與帝國主義的號召；一是毅然蹶起，號召民眾反抗軍閥與帝國主義繼續宰製中國之陰謀。前一途無論中山先生親自北去或派代表與之周旋，都是絕境上面又加絕境，損失上面又加損失；後一途雖一時見不到偌大效果，然卻是亡羊補牢收之桑榆的必要政策。

　　但是現在右派的態度怎樣呢？（一）廣州公安局對於北京政變的佈告是「和平統一，迎刃而解，西南護法，已底完成」；（二）住在香港的所謂民黨揭「推倒曹吳，歡送大元帥北上」的旗幟遊街，並燃放爆竹志慶；（三）孫科在奉天語西人云：吳佩孚失敗，武力統一之說，自此可息。此後當謀和平統一之策，由自治各省聯合成國。又雲乃父與奉張同一意思，不久孫、張、段等各省重要人物，當在京津間會商大計。最初當為軍政時代，其次為軍民兩政時代，以養成國人政治之才，最後乃為人民選舉議員，實行執政時代。又雲中國重要人物之意見，皆以十年來之議院政治為不適用，此後當使各省和平自治，以謀實業、教育、司法上之進步，對外一時不撤銷治外法權。此次戰事，不但打破武力統一之主張，且將革除非法國會與其所訂憲法。中國今日並無政府，亦無國會，無憲法，正可從頭做起云云。孫科又謂其父孫文現認惟有軍人狄克推多方能解決中國時局，故段祺瑞實為收拾時局之適宜人物，中國革命後採行憲制太早，故與國勢不甚適宜雲（見念七八兩日的《新聞報》）。

　　國民黨右派這種態度，實在令人難堪！這次北京的政變與附隨而來的所謂和平會議，在覺悟的革命黨看來，不僅不能予吾人以絲毫可喜之衝動，而且為兩派北洋軍閥與兩派帝國主義互相妥協，聯合向中國人民與革命黨下最後的制裁之危機；誰知這種危機降臨，倒還是右派首領向軍閥投機向帝國主義放盤的賣買。嗚呼！幸虧孫科先生說得出口：「乃父與奉張同一意思」，「惟有軍人狄克推多能解決中國時局」，「此後……對外一時不撤廢治外法權」！

　　附和軍閥與帝國主義的右派，固已不必深責；我們所最惋惜的卻是中山先生二十五日嘉勉馮玉祥「戡亂安民，舉國屬望，此後籌維，須謀根本至計，永奠和平」的通電之失當。替中山主張發這個通電的左右，至少也可說他們對於中山先生的忠實以及對於政治的常識，尚遠不如徐樹錚之于段祺瑞，因為徐樹錚尚看到馮玉祥控制的北京形勢，比以前吳佩孚控制的形勢沒有兩樣，所以他公然在港宣言段祺瑞不能與馮玉祥合作。

　　既往不咎，我們現在只有希望中山先生趁快發一根本反對軍閥與帝國主義合作的和平會議之宣言：一以打斷右派在外面招搖放盤的無恥勾當；一以開始代表人民利益反抗宰製四萬萬人民的陰謀之革命工作。

　　（載《嚮導》第89期　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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