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地位與承認蘇維埃俄羅斯|蔡和森

中國國際地位與承認蘇維埃俄羅斯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自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及中日戰爭等役以來，中國已被國際帝國主義夷為半殖民地，人人知道他實際上已不是獨立國了！「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協定關稅」，「治外法權」這些都是國際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必要的政策，而中國莫不一一躬受其賜。最近華盛頓會議，承美國帝國主義者特別關照，教中國代表自己提出宰割中國的十大綱，由此中國半殖民地的國際地位就鐵案如山了。從前國人一聞「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話，便知道是瓜分宰割的代名詞，奔走號呼，以圖抵制；可是現在這種政策一經美國帝國主義的運用，親美派少年外交家的傳述，國人都象催眠術中的被催者一般，大家都做了美國和親美派外交家的留聲機，以為「華盛頓會議後，中國國際地位增高了」！

　　華盛頓會議後，中國國際地位果然增高了嗎？我們試看：從前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其含義不過止於商埠，現在則公然規定普及於中國一切工商業，換過說就是中國今後一切工商業均須國際帝國主義共同支配。這樣一來，不是於「協定關稅」外，更加一層「協定工商業」的束縛，中國國民經濟尚有自由發展的餘地嗎？至於政治方面呢，華盛頓會議，除重新將中國置於英、美、日、法的保護（美其名為尊重中國主權獨立領土完全）之下外，更明白規定他們可以協助中國設立「有效而穩固的政府」，然則中國在國際上，還有政治的獨立可言嗎？

　　中國政治上的獨立和經濟上的自由發展，都是國際帝國主義所最忌刻的，因為中國地大物博，人工又多，假使政治修明，自動的開發實業，必不難在短期間發展為新興的工業國，不但國際資本主義將喪失其惟一可以延長命運的市場和銷路，而且中國更廉價的製造品將與之競爭於世界市場。這種可能的利害衝突，國際帝國主義是非防制不可的，故他們自來對於中國政治革命運動只有壓迫（最近如廣州英國領事之助陳壓孫）而無幫助，對於中國國民經濟，更是協同握住其生機——如協定關稅——而不容他自由發達。所以華盛頓會議不過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強盜，協定一種共同不相衝突的步驟——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來宰割中國，永遠使中國為他們商品的尾閭，原料的供給場，瓜分蠶食的目的物罷了。在這樣可怕的協同侵掠的政策與羈軛之下，中國國際地位會增高嗎？

　　國際資本主義發達到今日，已把占全人類四分之三以上的經濟落後國和弱小民族隸屬于英、美、法、日最少數帝國主義的支配階級之下，幾乎可說，全人類生殺與奪的機栝完全操縱在這班強盜手裡。經濟落後國和弱小民族生存於這樣可怕的帝國主義國際情形中，除甘願永遠為他們的奴隸及常常被他們不時而起的帝國主義戰爭犧牲外，只有結合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掀起世界革命。

　　世界革命的形勢，經國際資本帝國主義長期的醞釀，現今業已成熟了：第一，世界革命的先鋒軍和策源地——蘇維埃俄羅斯——不僅業已誕生，而且漸漸強壯；第二，愛爾蘭、土耳其、印度、波斯、埃及、菲律賓，以至朝鮮和安南（本年上二月，曾起了一次革命，因法國帝國主義者嚴禁此項消息露布，故中國報紙，只紀載一次）等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莫不業已發生激急的革命獨立運動；第三，上次帝國主義的大戰，和戰後協約國倒行逆施的政策，及資本制度本身的不可復蘇，業已把全世界的經濟秩序紊亂無極，經濟恐慌，失業恐慌，生活昂貴，日形緊張，無法救濟，因而中歐、西歐、南歐各資本主義的大國，莫不滾入社會革命的最高潮而無法挽回。我們想一想：這樣資本帝國主義的世界，他的命運還可長久嗎？

　　現今各資本帝國主義的強國，既沒法子解決社會問題，更沒法子解決國際問題——因為都要待推翻資本帝國主義的本身才能解決——所以對內對外只有「武力解決」之一法，因而把現在世界造成為恐怖，流血，戰爭不停的世界。但是他們這種殘暴的方法，已經漸漸用不靈了：對外既不能推翻不共戴天的蘇維埃俄羅斯，對內又不能剿滅革命的工人階級。結果只有加倍的掠奪弱小民族和經濟落後國，協調步驟，向那蠶食了半世紀還沒食完的中國進發。

　　在歷史上必然的歷程看來，中國將來真正的獨立與解放，非經過世界革命的潮流不能成功；而現在要提高國際地位，更非與業已在國際上占新的重要地位之蘇維埃俄羅斯攜手，不能為力。我們要瞭解蘇維埃俄羅斯在國際上的新勢力與新地位，看看最近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邀請他在柔魯開對等會議的經過，德俄條約的影響，及土耳其國民黨政府提議協約國須會同莫斯科政府才得談判近東問題的事實，就明白了。

　　數十年來，中國包圍於國際帝國主義之下，尋不著別的出路，而地理上最密邇的帝國主義惡魔，尤莫如日俄兩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俄羅斯帝國主義及他與日本所訂關於瓜分中國種種密約，隨著消滅，不久蘇維埃政府更通牒中國，拋棄俄國帝政時代在東三省及其他地方所掠奪之一切土地、礦山、中東鐵路、庚子賠款、治外法權，及其他一切特權。這樣一來，中國國際地位，確是絕處逢生，理應急起變化，與蘇俄聯合以抵抗日本及其他英美一切帝國主義的壓迫。但事實不然，北京政府，早已成為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外府和支店，故完全以日本政府之對俄政策為政策，不以中國本身之利益為標準，而以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利益為標準。最近政變，親日派下臺，而親美的外交系繼之，故對俄政策又完全仰美國帝國主義的鼻息為轉移，如顧維鈞對於越飛之冷淡無誠意，及委美國顧問辛博森代表中國政府赴長春會議，就是明證。

　　無論親日派或親美派，都是藉口「撤退駐蒙紅軍」為中俄先決問題。他們服從國際帝國主義的指教，認蒙古民族獨立自決，為俄羅斯佔領蒙古，他們只聽說紅軍駐紮蒙古，而不看見英、美、法、日帝國主義的軍隊駐紮在中國的首都，並且割據或租借了中國一切重要的軍港和商埠；他們只知蘇俄不肯輕易撤退紅軍，而不知紅軍一旦撤退，日本帝國主義者便將資助白黨（即舊帝制黨）以遂其反革命的陰謀。更有一層，他們對於蘇俄無意佔領的蒙古問題看得這樣重，同時對於蘇俄宣佈退回而中國反任舊黨霸佔的中東路問題何以看得那樣輕？這沒有別的，不過蘇俄為國際帝國主義所排斥，他們也跟著排斥，舊黨反革命黨為國際帝國主義所寵任，他們也跟著寵任罷了。這就是他們常常自己所稱叫的：「弱國無外交」。

　　還有一層，國民是應該鄭重注意的：以國際帝國主義對於土耳其的慣技看來，常常挑起土耳其民族與非土耳其民族間長期不解的紛爭，以坐收漁人之利，故為同隸於一版圖的被壓迫民族計，惟有互任並互助其各個之自決與獨立，然後再聯合以抵抗國際帝國主義。最近土耳其國民黨，對於紛爭最烈的亞爾梅尼就是用這個原則解決的，所以現在亞爾梅尼不僅不與土耳其為敵，而且反與土耳其聯盟以反抗英希的侵略。這是我們對於蒙古西藏應當取法的。

　　總括說來，我們對於中國人民惟一好友之蘇維埃俄羅斯，早應立刻承認立刻聯合以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並提高中國國際的地位，使中國人民得漸漸跑近獨立，自由，和解放的道路。故我們現在主張覺悟的人民，應一律起來壓迫那自來親附國際帝國主義的北京政府，即日承認蘇維埃俄羅斯，與長春會議同時開一中俄會議，以解決中俄一切問題。這個目的未實現以前，我們更希望革命的領袖，和各界覺悟的人士，毅然起來促成中俄人民直接的交誼和聯合，以糾正附隨國際帝國主義的官僚外交！

　　（載《嚮導》第3期　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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