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蔡和森

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

　　——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一、亂源的分析

　　一個時代的政治變化，有一個時代的經濟變化為基礎，所以近世政治史上的民主革命，不過是經濟史上產業革命的伴侶。中世紀末，封建制度既成為新興資本主義大企業的桎梏，所以被桎梏的資產階級便起來推翻封建而建築近世的民主政治。

　　因為資本主義的東侵，民主革命的潮流自然也要隨著波及東方被侵略民族的弱國和經濟落後國。故中國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數十年嚴重壓迫之下，便發生了「改革內政以圖自強」的革命運動。

　　然國內農業手工業的經濟基礎雖日被壓迫，日見崩壞，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卻不容許其起一種強大普遍的變化，因而經濟地位上強有力的革命階級沒有形成，不過少數覺悟的革命黨，憑藉飽受外國刺激的外埠華僑勢力，奮鬥不息，勉強完成辛亥革命罷了。

　　故中華民國，乃是革命階級羽毛未豐，將就封建的舊支配階級勢力，與之調和妥協而後苟且成立的。這樣一來，更加以國際帝國主義扶植舊勢力以圖自便的捧袁空氣之壓迫（當時捧袁外論，英美主之，壓力極大，對於民黨吹毛求疵的疑懼或詆毀，極力製造中國非袁則亡，則惹干涉，則不被承認等空氣。），及全國還無革命意識的小資產階級和平，統一，妥協，等傾向之鼓蕩，自然新政權不得不完全落于封建的軍閥與官僚之手。由此就形成十年以來軍閥專政和軍閥割據的封建殘局。自帝制，復辟，以至今後假名統一與聯治之爭，那一役不是根源於未曾解除武裝而且反為新統治之主人的封建餘孽呢？

　　所以今日不但直，奉，皖，各系軍閥為前清遺下的北洋派之嫡系；就是川，湘，滇，粵等經過民主革命領域的新軍閥，也是在這封建政治的殘留局面之下孳乳出來的。

　　由此，我們可正確的肯定中國亂源：在封建的舊勢力之繼續；而不在胡適之先生那種新發明的「統一」史觀（看《努力》十九號）！我們要高聲說：他那種牽強皮相的分析是很謬誤的。

　　二、封建殘局下的政治問題

　　由此我們可以推論：十年以來的內亂與戰爭，既不是「南」「北」地域之爭，又不是「護法」與「非法」之爭，更不是「統一」與「分離」之爭；乃是封建的舊支配階級與新興的革命階級之爭。這樣的階級戰爭，發生於一定的經濟情形和國際情形之下，誰也不能否認。假使經濟地位上的革命階級早已成長，假使國際帝國主義不忌革命党統治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那末，十年之中民主革命總可完成，把舊支配階級解除武裝而退處於無權。這樣，則中國現狀早已上了民主政治軌道，由新支配階級來制定憲法，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權限，都是容易解決的事體，何至釀成內亂與戰爭？只緣新舊支配階級同時並立，舊勢力反佔優勢而握得政權，所以元二年間總統制，內閣制，中央集權，地方分權，以及同意權之爭，才成為北洋派與國民黨爆裂的導火線。所以這些政制上的爭執，不過為內亂的導火線而已，新舊勢力之不能兩立，才是內亂的真實根源。

　　所以要國體政體確定，非先確定新舊兩階級的勝負不可，要靠妥協，調和來立國定政，乃是絕對不可能的。只有舊勢力完全推翻革命，解除革命階級的武裝，封建政治才能完全恢復；也只有新勢力完全制勝反革命，解除封建階級的武裝，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成立，不然憲法制定也是無效的，政制修明也是徒然的，換過說：新舊階級的地位沒確定，死文字的規定，不能發生作用。

　　國家政權，系建築在階級抵抗上面，為這階級用以統治別階級的機關，只能屬一個支配階級而不能有兩；若一國有新舊兩個勝負未分的支配階級同時存在，各據政權或武力以相抗，則其現象必為內亂與戰爭，或妥協苟安之局，而其政治，必為半新半舊非驢非馬的東西。所以中國現在這種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就是新舊兩階級的爭鬥，還沒有達到決定時候的反映。

　　由此可以斷定：在這樣情形之下，一切政治問題，不是創法改制可以解決的，換過說，就是非繼續革命，完全打倒軍閥，解除封建階級的武裝不能解決。

　　三、軍閥所要的統一與聯治

　　假使民主革命成功，民主政治有確立之可能時，政治上的單一制與聯邦制，不過為憲法上一個容易解決或修訂的問題；可是這個問題現在橫在我們之前，則完全為另外一回事。力能進取的軍閥，便倡武力統一，或主張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吳），僅能自保或希圖自保的軍閥，便倡聯省自治或籌備制省憲，舉省長（如川、滇），同一軍閥，進攻時宣佈武力統一，退守時宣佈聯省自治（如奉張），位置動搖時改稱省自治（如浙）或打算取消省自治（如湘趙），又如湘趙最初之因首鼠兩端而宣佈省自治，粵陳之想王廣東，反對北伐而主張聯省自治……凡此種種，無非是封建的殘局之下，軍閥專政，軍閥割據的必然現象和趨勢。所以統一派的軍閥最忌聯治，聯治派的軍閥最忌統一，換過說，就是為帝者不願眾建為王，為王者不願奉人為帝，或則為帝不成而思王，為王不願而思帝，完全為軍閥間一種鬥劇。

　　可是在這樣武人主倡的聯省自治說之下，卻激起一部分政論家和智識者「將就現狀」，「因勢利導」的贊同，認為是解決時局的惟一方針。最近胡適之先生在《努力》十九號發表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他詁定聯邦運動的作用為「增加地方的實權，使地方能充分發展他的潛勢力，來和軍閥作戰，來推翻軍閥」；他更找得與軍閥作戰和推翻軍閥的工具為省議會。這不可不說是聯省自治論中的大進步。

　　但我要明白告訴適之先生：你這種英國式的議會政策用在政治問題解決後——即封建的軍閥被推翻後——是有點作用的；若用來解決政治問題乃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在軍閥沒有剷除的時代，省議會無法免掉他們的製造，強姦，蹂躪和壓迫，如此而可望充分發展地方的潛勢力，來和軍閥作戰，來推翻軍閥嗎？故適之先生當承認：你這種和平改良的議會政策，原先想借議會來推翻軍閥，結果只有軍閥推翻議會，這是武人政治下的必然律，證以過去現在的事實，沒有人可以否認的。

　　適之先生一若承認過去為法治而不為武人政治，故將督軍總司令權力擴張之原因歸於地方之無「權」；又若承認今後也為法治而非武人政治，故主張賦地方潛勢力以合法的「權」，使之到省議會裡面去與軍閥作戰，並「大膽」肯定打倒軍閥割據的第一步在聯省自治。但我們也可以大膽告訴適之先生：打倒軍閥割據的第一步在民主的革命。

　　四、中國唯一的出路

　　中國政治的亂源既然在軍閥，所以現在根本的問題不在政制而在怎樣推翻軍閥，換過說就是怎樣革命。若忘記現狀——封建殘局——以為改變一種政制就可以止亂定國，那末，不將亂源嫁於政制，便將政制認為是止亂的方法，胡適之先生便完全犯了這種錯誤。在今日而討論未來的政制可以說是無病呻吟，毫無意義；若討論現實的政制，則決不能置現狀於不顧。所以現今的政治問題既非勢必成為割據的聯省自治所能解決，又非北洋正統的武力統一所能奠定，惟一的出路，只有貫徹民主革命。在現狀未完全打破之前，地方政權不能脫離軍閥之手，中央政權也不能脫離軍閥之手，所以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不是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強有力的革命党，不是武力的統一，但是革命的統一。我們既不夢想一個將就現狀或超越現狀的憲法來統一，更不夢想大批軍閥來統一；我們惟望結合偉大的革命群眾的勢力，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階級的勢力來統一。統一的目的要建築在最大多數貧苦群眾的幸福和全國被壓迫民族的對外獨立之上，才能夠真正的統一。

　　自來一班與群眾隔離的政治家或政論家他們簡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認有群眾的勢力，所以他們不謀勾結或利用舊勢力便想求助於外國帝國主義者，不是發表些蔑視群眾，謾駡工人兵士的怪議論，便是想出些上不靠軍閥下不靠民眾的智識者的紙老虎或烏托邦。所以革命數十年，議論三十載：上不能破壞舊軍事組織解除軍閥的武裝而反使封建殘局孳乳延長；下不能將革命潮流普及於全國最深最廣大的群眾喚起浩大不可抵禦的革命勢力，而坐失了許多可以擴大興奮的宣傳運動之機會；每每失敗一次又踏一次的故轍，縈情于現成的勢力及不可得到的外力幫助而不能自已，致使可以膨漲的革命潮常常因而收縮；乃反蔑視群眾無力，或誣群眾麻木，不知真正為群眾的利益而奮鬥而革命，群眾未有不感發興起的。這些都是真有改革精神之政治家政論家所應急于覺悟而改變的。可是現象不然，或則仍然夢想借外力以廢督裁兵，或則仍然夢想聯合幾派現存的勢力來統一，或則夢想改變一些紙上的制度來和平改良。夠了！這些過去都已試驗了，現在須得覺悟起來罷！大家試想想：不要以為除革命外還有別的出路；不要以為革命沒有辦法，假使能將求助於外國帝國主義者的精神去求助於群眾，假使能把一部分工夫去做違法的工作，破壞舊軍事組織和紀律，激起兵士們的自覺心，假使能夠鼓起人民武裝的自衛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裝或工人全副武裝，那末，民主革命沒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沒有不崩倒的。

　　（載《嚮導》第2期　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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