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進化史第三篇第六章日爾曼國家之形成

第三篇第六章日爾曼國家之形成

　　日爾曼人是一人口非常眾多的民族。我們據愷撒的記載，便可估得各個民族人口的約略觀念：當時住在萊因河左岸的雨西伯特人（Usipoteres）和陶克特人（Teucteres）的人口約有十八萬頭（婦女與小孩在內）；然則每個民族的人口已近十萬頭左右，比伊洛葛全盛時期人口不足二萬頭的數字大了五倍。

　　當時日爾曼人散佈的地域——到威斯都爾河（Vistule）止，約有五十萬平方基羅米突。每個種族的人口平均有十萬頭；每個種族所占的土地平均有一萬平方基羅米突。准此計算，日爾曼人的總數在五百萬以上；而每平方基羅米突平均有十口人（即每一方哩有五百五十人）。這樣人口散佈的數字，在現今看來已屬非常稀少，而在半開化民族的集團看來則是非常重大。到第一世紀初期，日爾曼人的總數恐怕至少也有六百萬。

　　日爾曼人定居以後，人口迅速的增加，工業也隨著進步。照謝勒威奇湖畔發見的土品中之羅馬錢幣看來，當時波羅的海沿岸業已發達，金屬工業和紡織工業；而開始以其剩餘品與羅馬帝國交易，這都是人口稠密的表徵。

　　這個時代的日爾曼人，更在萊因河多腦河和羅馬邊境的全線——自北海以至黑海，開始舉行總攻擊，這更是人口愈益增加，勢力愈益膨脹的直接左證。這個戰爭綿亙三百年之久。在這長期的戰爭中，高峙各族之主要的全種族皆向東南進攻，組成為攻擊線之左翼；向萊因進攻的佛蘭克人（Francs）組成為攻擊線之右翼；而以高部日爾曼人（Hante-Allemande）和多腦河上流的日爾曼人為中堅。佛蘭克人征服不列顛（Bretagne）之後，到第五世紀末，虛弱無力的羅馬帝國對於日爾曼人的侵入遂完全洞開了門戶。然而這種「蠻族」怎樣能具這樣不可抵禦的勢力呢？據達西德的意見，他們的武力所以那樣強固，完全因為是一種血族的組織。

　　希臘羅馬為上古文明之搖床；然而至此業已老死而入了棺木。在羅馬世界的統治之下，從前各種各色的民族和語言的差別不復存在；古的親族團體及其最後遺留之地方的或民族的自治團體也煙消雲散。「羅馬公民」的性質不僅絕無若何民族性（Nationalite）之表現，而且只是表現其缺乏民族性。縱然各種新民族的要素到處存在，各州的臘丁語次第分化，而從前意大利高盧西班牙等獨立領地的自然界限還依然保留；然這些要素都不能結成為新國民的勢力，在羅馬國家的大刀闊斧之下，其進化力抵抗力和創造力都不能存在。統括偌大領土和那樣眾多的民眾之唯一連帶，只有羅馬國家。而羅馬國家便是這廣大民眾之最惡的仇敵和壓迫者。各州皆為羅馬所破壞；而羅馬本身也同各州一樣——成為一個州的都市，縱然有些特權，然卻不是京城，不是皇帝或副皇的駐在所，因為他們不是駐在君士坦丁堡，便駐在特來福（Treves）或米朗（Milan）。羅馬國家是一架巨大而錯雜的機關，專以掠奪其人民為目的。各種各色的租稅、徭役和徵發，使大多數人民日益陷於貧困的苦海。自總督、稅吏以至兵士，所加於人民的壓迫，已達到不可支持的程度。羅馬國家以此贏得支配世界的統治權。羅馬國家的存在權，對內在維持秩序，對外在防禦半開化人。但他的秩序比沒有秩序還更惡劣；所謂防禦半開化人，在羅馬人民看來，無寧謂為仰待半開化人之速來為他們的救濟者。

　　社會狀態，也是同樣的絕望。自共和末年以來，羅馬的統治權完全建立在征服諸州的榨取之上，並且是無顧慮的榨取。帝政建立後，不僅未取消這種榨取政策，反而使這種榨取政策規則化。帝政衰微，租稅賦役愈益苛斂，官吏對於人民愈益無恥的掠奪與壓迫。羅馬的統治階級絕不從事於工商業，他們所從事的始終不過高利借貸之一事。從前旺盛的商業，類皆覆滅于官吏的苛征之下；普遍的窮困，使商業、手工業和技藝莫不退步；由此人口減少，都市衰頹，農業也回復於極低度的狀況。這便是羅馬統治世界的最後結果。

　　農業為上古最主要的生產。自共和末年以來，意大利全境差不多都成為使用奴隸的大田莊制（Latifundia），其所行的方法約有兩種：或將土地置為牧場，只畜少數奴隸牧養家畜；或將土地置為田莊，畜多數奴隸群眾從事于大規模的園圃農作，其出產品一部分供地主奢侈，一部分販賣於各都市的市場。各都市既衰落，田莊產業遂隨著這種衰落與其地主之貧困而破產而滅亡；只有各大牧場還得維持或擴張。於是建立在奴隸勞動上面的大田莊制不能再產生贏利（縱然這制度為當時大農業唯一可能之形態）；所以小農業又複成為收支相抵的唯一形態。這樣一來，各大田莊次第分成許多小片段出租於一些世襲的佃農；每年的收穫，佃農所得不過六分之一，甚至僅得九分之一。佃農固著于土地，可以隨著一塊一塊的土地出賣；也可以說他們不是奴隸，然而他們也不是自由人。他們不能與自由女子結婚；他們相互間的婚姻並不被視為完全有效的婚姻，不過看做奴隸間的單純的交媾。簡單一句，他們便是中世紀的農奴之前輩。

　　由此，上古奴隸制度的職分便到了他的終止時代。大農業和都市的工場裡面都沒有奴隸制度存在了，因為既沒有消納其生產品的市場，又不能獲得贏利。帝國全盛時代的大生產，至此皆代以小農業和小工業；這樣小農業和小工業裡面都無須使用多數的奴隸。所以此時除富家的家庭奴隸以外，社會中再也尋不出奴隸的地位。然當此奴隸制臨終的時候，一切生產上的勞動依然被視為奴隸的事業，羅馬的自由人皆不屑為。所以正面是奴隸解放的數目增加，反面是佃農和自由的貧民的數目增加。收支不能相償，所以奴隸制度終為消滅；然而生產上的勞動，在習俗的遺傳上又為自由人所鄙視。於是羅馬世界陷於兩頭無出路：即奴隸的勞動在經濟上為不可能；而自由人的勞動又為道德風俗所不許。奴隸的勞動既不能再成為社會生產的基礎，自由人的勞動又不許其成為社會生產的基礎；所以唯一醫治這種狀況的方法，只有全般的革命。

　　佃農外，又有些自由的小農。為防避官吏和高利貸借者計，他們只有托庇於強有力的（諸侯）保護之下。不僅個人如此，全社會皆然。所以第四世紀的皇帝對於這樁事情發佈許多禁令。但是要用什麼代價去換這種保護呢？其條件便是農人將其土地奉獻於其保護者，其保護者便成為大地主的封君，以過收益的生活（到了第九和第十世紀，教會又極力模仿這方法，以擴張其勢力與財產）。這又是農人由虎口轉入了狼口。紀元四七五年的時候，馬賽主教薩爾文（Salvianus）曾憤激的起來反對這種劫掠，他說羅馬官吏與封君的壓迫比半開化人殘酷得多；所以羅馬人多逃亡到半開化人所佔領的地方去。羅馬公民托庇于半開化人的統治之下決不如托庇於羅馬統治之下的危險。因窮困而賣子女為奴婢，在當時幾成為普遍的現象。

　　半開化的日爾曼人之侵入，可說是解脫羅馬人於他們自己的國家重壓之下的好機會。日爾曼人取去他們的土地三分之二：開始是照氏族制度分配；因為征服者的人數比較為少，所以不分配的土地非常之多，而以之為各氏族的共同財產。在每個氏族的各家族團體之間，各有一份平均分配的耕地與牧場；最初是行定期分配法，後來這種習慣在羅馬各州裡面便喪失了，分配的土地皆成為各家的私有財產，並可自由出賣。森林與牧場依然不分配，保留為共同使用；耕地的分配方法，依古來的習慣由全體議決。許久以來，氏族已固著於村落，日爾曼人與羅馬人漸漸混合，因而團體的結合亦漸次喪失其家族的特性而帶地域的性質；故氏族遂溶合於馬爾克的組合之中，而在馬爾克裡面也可時常發見原來親族結合的痕跡。所以氏族的組織，至少在法蘭西北部，英格蘭、德意志和斯干的那夫諸國（因為諸國皆有馬爾克的組織）已不知不覺變成為地域的組織，並且熔化於國家組織之中；然而組織氏族之原始的民主的性質還是保存。

　　氏族、種族，以及全民族中的血統關係，隨著征服事業的發展而解紐和衰頹；對於被征服者所建立的統治權是與氏族制度不能並存的。此處我們得見氏族與國家交替之大觀：日爾曼諸民族既成為羅馬諸州之主人，然則怎樣組織其被征服的民族呢？既不能把多數的羅馬人包攝於日爾曼的氏族團體裡面，也不能以少數的日爾曼人去支配多數的羅馬人；羅馬的地方行政團體大部分在當初還是保持，所以要統治羅馬人至少要設立一個等於「羅馬國家」的機關來代替羅馬國家；這樣相等的機關，除了新建一個國家外，沒有別的辦法。所以氏族的代表者遂轉變為國家的代表者，這種變化在各種事態的迫促之下是很迅速的。征服民族最直接的代表者是軍事首領；因為征服地域對內的防護要求給軍事首領以強大的權力，由此軍事首領的軍權便變成為王權了。

　　現在且講佛蘭克帝國。不獨羅馬帝國的廣大領土，屬了勝利的薩領族（Saliens），而且還有其他一切寬大無垠的土地，大的，小的，不屬個人的集產村落——尤其是一切大森林地帶，都歸了他。最高軍事領袖變成為王的時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全民族的財產變為王的所有，而隨他所好以賜給或讓與于他的扈從。這類扈從的人是原先的護兵和軍官，後來又加以宮庭中寵愛的奴隸與臣僕。最初是劫奪人民的土地恩賜於這類人；複次是採用貢納利益的形式，礪山帶河，食毛踐土，以之封建於這類人，實際不過又是從新損害人民以建立新貴族的基礎。

　　不但如此；到了這個時候，再也不要夢想用上古氏族的政制來統治這樣廣大的新王國了。族長會議，久已廢棄不能召集，後來遂永遠代之以王的侍臣會議；上古人民會議在形式上雖然還是維持，但她不過漸漸變為新貴族與軍隊中各低級首領之簡單的集會。至於佛蘭克的自由農人、地主以及平民群眾由永續不停的戰爭與征服事業的破壞，莫不傾家蕩產，——特別是在沙立曼大帝（Chaslemagne）（七四二——八一四年）之下——簡直與從前共和末期羅馬農人的破產狀況沒有兩樣。佛蘭克人民從前是全體具有武裝的，自從征服法蘭西後，因為普通一般貧窮的結果，只有五分之一還能具有武裝；最後只能應王之募而成為新貴族階級的奴隸軍隊。沙立曼大帝死後，內亂紛起，王權衰弱，諸侯遞相篡奪以圖繼承皇位；最後諾爾曼人（Normands）侵入，遂成功佛蘭克農人的完全破產。沙立曼死後五十年，佛蘭克帝國之不能抵禦諾爾曼人的蹂躪，也如四百年前羅馬帝國之不能抵禦半開化人的蹂躪是一樣。

　　此時的佛蘭克帝國，不特對外不能抵禦諾爾曼人的侵入，而且對內不能維持紊亂的社會秩序。佛蘭克的自由農人，降到從前羅馬佃農一樣的地位。戰爭和劫掠的橫禍無窮，而王權式微，保護能力非常薄弱，所以農人們不得不自置於封建貴族和教會權力的保護之下，但是這種保護的代價是很貴的。如高盧的農人，他們把自己的土地奉獻于上等的諸侯，他們再以種種繳納租稅的形式從諸侯手中領土地去耕作，這在事實上不過是換得些新的服役和負擔罷了。他們一經降到這個附屬地位，便逐漸喪失其個人的自由；不到幾代，已經大部分成為農奴。自由農人破產成功之速度，我們一考聖石門普勒寺（Saint-Germain-des-Pres）的土地冊便可想見：在沙立曼時，生活于這教會廣大的土地之上的有二千七百八十八戶，幾乎盡是佛蘭克人；其中二千零八十戶為佃農；二百二十戶為奴隸；三十五戶為賤民；僅僅八戶為自由的村民；然而這尚是在沙立曼時代！從前薩爾文主教對於封君憤激反對與咒駡的劫掠方法，現在又成為教會對於農人所採用的普遍策術。農人奉獻其土地於教會，教會又坐過其收益的生活。這樣的情形，又要引起以後四百年新發展的起點。

　　但這樣的循環現象，歸究起來，不外兩事：第一，羅馬帝國臨終時的社會秩序和財產分配的狀況，恰好與當時農工業的生產程度相呼應，而為必不可免之現象；第二，以後四百年中，生產狀況既無重大的進步也無重大的退步，所以重新採用從前的分配制度並產生同樣的階級狀況，這也是必然而不可免的歷程。在羅馬帝國的後幾百年中，城市對於鄉村業已喪失其威權，並且這種威權在日爾曼統治的幾百年中仍然莫能恢復。這也是因為日爾曼人的統治仍然立基在農工業發達的低程度之上。這樣全般的情形是必然要產生強有力的大地主（諸侯）與附屬地位的小農的。從前羅馬使用奴隸的田莊制和新的徭役大耕耘之兩個方法都多少不能強加於這樣的社會。如沙立曼大帝所徵發之浩大的徭役，其所建立之各大都城，類皆不旋踵即消滅不留痕跡；只有各大教堂才得繼續存在。可見由他所浪費的廣大徭役只能用之於寺院等土木工程，而不能用之於生產事業。寺院是些建立在獨身主義上面的不規則的社會團體；實際，乃是封建制度必須具有的「不生產的勞動者」之惟一組織。

　　然在四百年中，卻有幾種進步。上古的奴隸制度業已消滅；而鄙視勞動的自由貧民也久已湮沒無存。羅馬佃農和新農奴之間，有佛蘭克的自由小農存在。臨終的羅馬帝國之「無益的回顧與徒然的爭鬥」都已靜寂的死了，並且埋了。第九世紀的社會階級不形成於羅馬衰亡的文明死水之內，而形成于新文明分娩的痛苦之中。強有力的大地主和為他們服役的農人之間的關係遂成為以後新發展的起點。此外，這顯然很不生產的四百年中，卻又產生了一個大莫與京的結果，——即產生了近代的各民族，為西歐人類以後歷史的改造與重興之張本。質言之，即日爾曼各民族實複生了歐洲；所以在日爾曼民族時代，歐洲國家雖然解體，猶未至為東方回教徒薩拉森人（Normanosarasin）所征服；不過收益與保護的事業已向封建制度進化罷了。這樣的變化，再遲兩百年，隨著生產的增強而益發展，所以十字軍流血雖多，尚能支持而無大損害。

　　臨終的歐洲，忽然吸入一支生氣勃勃的日爾曼民族的新勢力，得以起死而回生，這不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神秘嗎？日爾曼民族，不如一般歷史家之所說，是一種天生的神奇勢力嗎？其實，沒有什麼神奇，也沒有什麼不可思議。日爾曼各民族，在這個時代，不過為具有充分發展活力的亞利安種族，並不是天生成他們為復活歐洲的特殊民族；不過單純的因為他們是半開化人而氏族政體尚有生氣，所以能具有那樣的活力以復活久為希臘羅馬文明所腐化而垂斃的歐洲。

　　他們的能力、他們的勇氣、他們的自由精神以及他們在各種公眾事務中之民主的本能，——簡括一句，即羅馬人早已喪失的一切性格惟他們還是具有，所以惟他們能以羅馬世界的餘燼去組織他們的新國家，擴張他們的新民族。這不是因為他們具有半開化高期的特性而為氏族制度之結果嗎？

　　他們變化了上古一夫一妻制的形式，他們在家族中的權威很溫和，他們給婦女以很高的地位，其高為上古世界之所未聞。這不因為他們是半開化人，氏族的習慣和母權時代的遺風還存在嗎？

　　縱然轉入了封建國家的時代，至少他們在德意志、法蘭西和英吉利三個主要的地方還保留一部分氏族制度於集產村落的形式（馬爾克）之下，並且使中世紀的農人有集中於各個地方團結其抵抗力之可能。所以中世紀的被壓迫階級既不同上古的奴隸一樣，也不同近代的無產階級一樣。這不因為他們是半開化人，特別使用一種半開化的家族殖民制度嗎？

　　最重要的是在日爾曼人統治之下，發展一種溫和的隸屬制度（即農奴制度），這種制度以前是使用於他們的本土，後來漸漸使用於羅馬帝國，以代替上古的奴隸制。這種溫和的隸屬制，無異是給農人以漸進的與團體的解放方法，而使之遠勝於上古的奴隸地位。因為上古的奴隸制度，除個人偶然有立刻翻身或解放的惟一可能（如被主人寵愛的奴隸等）外，全體的奴隸階級是決沒有解放機會的（上古絕沒有叛亂勝利而取消奴隸制度的例）；然而中世紀的農奴制度卻有漸漸向近全階級解放的希望之初步。這是什麼緣故呢？也是因為日爾曼人是半開化人，他們還不須採用完全的奴隸制，所以既不用上古的奴隸制，也不用東方的家庭奴隸制。

　　總之，日爾曼人支持羅馬世界和統治羅馬世界的一切活力都是半開化人的活力；事實上，此時惟有半開化人才能使久為死文明所壓迫所枯老的歐洲複返于少年。並且他們是在半開化高期的大遷徙時代振拔起來的，恰好與上述羅馬世界的狀況適逢其會，疾風掃落葉，自然是極順利的。這便足以說明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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