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進化史第二篇第二章氏族共產制

第二篇第二章氏族共產制

　　原始的人不能有個人財產的觀念，最優越的理由是因為他離開他所生存的血族團體不能有個性的認識。野蠻人，不是好玩的，常常有許多實在的危險和想像的恐怖包圍著他，使他決不能為孤獨的存在，獨立的狀態是他所想像不到的境界。逐出血族團體即等於今日之宣佈死刑。比如在前史時代的閃密的人中，希臘人中，及其他半開化民族中，要犯了兇殺案的人，才處以逐出氏族的極刑。據另一種神話，阿勒斯特——在他殺了他的母親以後，嘉恩（Cain）——在他殺了他的兄弟之後，立被逐出國境。就是在許多很前進的文明人——如有史以來的希臘人和意大利人中，放流還是一種極可怕刑罰。希臘詩人特歐格尼（Theagnis）說：「放流是極可憐的，既沒有朋友，又沒有忠實的同伴。」可見離開親族而營孤立的生活，是習慣群居生活的原始人們頂可怕的事情。

　　並且生長在原始環境中演進的人們，他們比較開化的人們，更是互相關聯而不能分立的存在物，因為要這樣才能滿足他們的各種需要；所以他們必須與他的群和家族為一體，個人既不是財產的主人，也不是我們今日所謂家庭之主人。在極原始的人們，還沒有家庭的形式存在。氏族是全體的，群體結婚的是氏族，共有財產的是氏族，而每代的兒女也是屬全氏族；除了氏族之外，他們絕不認識個人的存在。

　　氏族內部，一切屬全體，非洲波希曼人（Boshiman）若是得了一種贈物，便分配于全氏族的人員；據達爾文的報告，有人給一鋪被蓋與一個佛愛奇人（Fuegien），他便將被蓋撕成許多小塊以分給其同伴；波希曼人若是捕獲一條野牛，則分割為許多塊數，以送于其餘的人，自己只留一極小部分。旱荒的時候，佛愛奇的少年便沿河而跑；若是氣運好，遇著一條淺死在灘上的鯨魚，他們無論餓得要死也不動手，只是迅速的跑回去告知他們的氏族；於是氏族人員立即跑來，由極年長的人將死鯨屍體平均分割於全體。即在比波希曼和佛愛奇更發達的野蠻人中，獵得的禽獸也不屬獵者個人，只是屬他的妻的家族或他自己的家族，並且分配的細則，是按照親族等級的。

　　漁與獵——是兩種原始的生產方法，通常是要共同去做的，所以獲得物品也是共同消費的。波多居島人（Botocudos），是南美巴西地方一些不可馴服的種族，他們全族的人員組織為共同的打獵隊伍。凡屬他們發見有野獸的地方，便全體都去，那塊地方的野獸不打盡，他們是決不離開的。共同狩獵的種族必產生共同消費的習慣，原始的共產社會最初便建立在這種經濟基礎上面。每次狩獵成功了，他們必集合全氏族的人員公開盛筵，共同享受獲得的禽獸。這樣太古的風俗，就是在後世也還可以發見。在高加索某幾個村落中，若一家捕獲一條野牛或十幾條羊，便要召集全村的人口舉行一個慶日，大家共同醉飽，以紀念歷年死了的人們。這樣紀念死者的共同大餐，在中國宗法社會的家庭和宗祠裡面，現還有其遺跡。

　　摩爾根在他最後的重要著作《美洲土人的家庭與家庭生活》（House and house 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裡面，研究一些原始共產時代的風俗。據他描寫北美印第安人共同的漁獵生活：那些專靠獸肉供給的平原各種族，都是在他們的狩獵中表示他們的共產主義。在一些黑腳印第安人獵取野牛的時候，便有一些男女和兒童騎著大群的馬跟著獵夫走；當開始追逐獸群時，獵夫們便將打死的獸委棄在地上，從後趕上的人，只要誰先碰見這個獸，便歸誰所有。這樣的分配方法，繼續以至人人都碰著打死的野獸為止；他們一碰著打死的野牛，便立即施以宰割，或是在太陽光熱下面曬乾，或是炎草熏幹；獵場中另一部分人則收集沒有曬乾的肉和碎肉，混和臘油卷於獸皮裡面。魚類豐富的哥倫比亞河（Columbie），到了漁季的時候，全族的人員便一齊沿河紮起野幕，來共同取魚；每晚按照婦女的人數分配，每個婦女接受一份均勻的；獲得的魚都是隨時劈開，並且在魚簀上曬乾了，然後才收集於籃子裡面搬運到村落裡去。

　　當野蠻人停止沿河沿海以獲取由自然供給的食品（如沙灘之死魚等）之漂流生活時，他們才定居於一定的地方，建築一些房屋。房屋不是屬個人的，但是屬全氏族共同的。故一個房屋可以住好幾百人。在北美加羅林島（Caroline）住居的黑太人（Haidah），每個屋子裡面總是住七百人以上。又如拉畢羅慈（LaPerouse）在海洋洲波裡尼西亞（Polynesie）發見的房屋，長三百一十尺，寬二十至三十尺，高十尺，好象一個獨木舟倒轉的模形，兩個極端開了門戶，全屋可住百多人。伊洛葛人的長屋，據摩爾根說，十九世紀的末年才消滅，長百尺以上，寬三十尺以上，高二十尺，其中橫一條貫通全屋的走廊，走廊的兩邊排列一些七尺寬的小房子，各小房子裡面住一些結婚的婦女。每棟房屋有兩條出入的門戶，門上畫有或刻有其本氏族圖騰（Totem），——即本氏族的後裔用以標識的禽獸。澳洲波爾尼（Borne）地方的達雅克人（Dayaks）的村落是由一些共同住居形成的，房屋是用木棍構造的，所占地面有十五尺至二十尺之寬，與瑞士湖畔的建築差不多。白天則在走廊中央度日；未婚的成年男女及青年男女夜晚則分離睡於各共同的大廳之中，男性的睡做一廳，女性的睡做一廳。至於墨西哥土人的大屋（Casas Grandes），基礎的面貌是很宏大的，上面建了好幾層高樓——一層複一層，每層的小房子分得如蜂房一樣。考古物學家舒利曼（Schliemann）在希臘阿哥裡德（Argolide）發掘出來的古屋，及其餘一些考古家在諾威與瑞典的廢址上發現的一些大房屋，皆為希臘荷馬時代及斯干的那夫民族（Scandinaves）半開化時代之共同房屋。而法國阿文義地方（Auvergne），在十九世紀的上半紀，農人們還是幾個家族集合同居，那些同居的房屋恰好與伊洛葛人的相類似。在這些共同房屋裡，一切供給是共同的，制火食的廚房是共同的，每餐都是共同來吃。

　　同居的伊洛葛人，共同耕作園圃，收集穀物，然後貯之於他們住居裡面的共同積穀裡面。這些生產品的分配，按照個體具有的方法，只是分配於各家——即走廊兩面的各小房。例如玉蜀黍一束一束捆好了的時候，便懸掛于各小房子的壁上；但鄰近小房子裡面的玉蜀黍用盡了的時候，又可按照需要，到別的房子裡面去取用。就是對於漁獵的獲物，也是同樣的分配保留。一切蔬食品與肉食品都是委給婦人去保管和分配，作為氏族全體人員的共同財產。所以在印第安人的村落裡面，常可發現一種「個人所有品還可共同使用」的「奇怪」現象。

　　據在美洲狄拉華人（Delaware）和蒙西人（Munsees）中住過十五年（一七七一——一七八六年）的牧師赫克威爾德（Hechewelder）說：「在印第安人的房屋裡或家族裡面，沒有一件東西不為個人的財產。從馬、牛，以至狗、貓和小雞，每個人都認識那一件是屬他的。就是在一胎小貓或一孵雛雞之中，有時也有幾個不同的所有者；如果有人要連母帶子買一孵雞，便應與對於這些小雞具有所有權的兒童們去商量。縱然種族裡面實行共產的原則，然家族的各個人都公認各有財產的權利。」實際上，這不過是在共產主義裡面發生個人的分配——即個人使用的財產，並不如一般經濟學家所說，是與共產主義相矛盾，反而是共產社會完全必要的分配方法。

　　在別的印第安人，如新墨西哥拉格蘭（Laguna）一些村落裡面，食物並不分給一個家族的各母親去看管，只是交給她們貯之於共同的倉庫。一八六九年牧師高爾曼（Garman）寫信給摩爾根說：這些穀倉，普通都是交由婦女們管理；她們常常擔心將來缺乏糧食，比其近鄰西班牙人還要留心；所以她們日日調節食物，務使貯藏的東西能經過一個全年；所以在這些印第安人若是只遇一個荒年還是可以度日，但若連續兩年歉收，他們便要受饑餓的痛苦。

　　在中美麥野地方（Maya）的印第安人，一個村落中有一個共同的灶屋，上面用茅棚蓋的，這個灶屋是供全村的人共同使用的，如歐洲中世紀的共同麵包灶一樣。斯德芬（Stephen）旅行於中美雅卡登地方（Yucatan），常常遇見一群一群的婦女和小孩子用木缽盛著燒好的飯菜，從這樣共同灶屋跑到各自的家裡去。但在伊洛葛人中，共同的伙食，即在每個共同的住屋裡面做，每個家族有一個共同的大鍋灶，每餐由主母在這個大鍋灶上面，按照各人的需要分配食品；每個人用木碟或泥碟盛著自己那份食品；他們既沒有桌凳，也沒有一塊處所象現今的廚房與食堂，每人接著食品後，只要何處與他相適，便在何處蹲著吃或站起吃。但是通常總是男子吃在前，女子與兒童吃在後。剩下來的食品，竟日之中，無論那個饑餓的時候，都可拿些去吃。婦女們每日午後，將搗碎的玉蜀黍煮成湯粥，任它冷卻，留到明早以招待外來的客人。他們無所謂早餐，也無所謂晚餐，他們覺到饑餓的時候，便可到屋子裡面去吃。

　　共食的風俗，在有史以後的希臘還是存在，如所謂共同饗宴（Syssities），不過是原始共產時代的紀念。這種古風遺在中國宗法社會方面的，有各姓宗祠、支祠以及鄉社神廟舉行祭祀時之各種共食習慣；遺在君主政治方面的，有各代皇帝「大脯天下」、「賜百姓以牛酒」的習慣，然此皆成為皇帝對於百姓的特別恩典。

　　據柏拉圖弟子赫拉克立德（Heraclide de Pont）的記述，這樣原始的共食習慣，在地中海克拉特島（Crete）存在頗久。男子方面，每個公民對於共食都有接受平均一份的權利；只有行政首領的雅康（Archonte）為例外，因為雅康一個人有接受四份的權利。雅康何以有四份呢？一份是以公民資格接受的，一份是以共食桌上的主席資格接受的，而其餘兩份是為維持食堂與家具的報酬。每一席在一個主母的特別監視之下，由她切成一塊塊的食品分配與各人；但是關於塊數大小的選擇，對於在人民會議中的議士與在軍隊中的戰士，顯然有所區別。每一席有一瓶酒，大家輪流的飲去，完了的時候，又從新充滿，一直飲到精光才止。赫拉克立德不過敘述一些男子們的共食；但是赫克（Hoeck）比較在他之前，又敘述希臘多利安人各城市中的婦女與兒童也有這樣共食的習慣。

　　據希臘歷史家普魯他克（Plutargue生於紀元四十五年與五十年之間）說，一切共同饗宴都是平等的，他引了一些貴族的集會做例證：凡屬坐於同桌的，一定是同氏族的人；而斯巴達各個共同戰鬥的軍事組織，便編定坐在各個共同饗宴的宴會席上。野蠻人和半開化人，一切動作都是共同去做的，所以坐席也如臨戰場一樣，是以家庭、氏族和種族做排列的。

　　共產種族的每個人員接受一份食品，這是很尊嚴很必要的事，在希臘文叫做母拉（Moira），其意義就是共同饗宴的一份食品。後來這個字成為最高女神（Destinee）後來引申為命運與定數的意義的名字，一切的神和男子都要服從她；她是給人們一份生活品的神，如克拉特分配食品給各人的主母一樣。在希臘神話中Destinee與Destinees的地位是很顯著的，她們都是女的：母拉以外又有亞薩（Aissa）與基勒斯（Keres）；母拉，亞薩，基勒斯的名稱即等於說：「每人有一份生活品或捕獲品。」

　　這樣通常的共食只限於共產時代，希臘人叫黃金時代；這樣的遺俗，他們便叫做神飯或聖餐（Repas des Dieux或Repas Religieux）。荷馬那篇《奧地賽》（Odyssee）的詩，是詠特羅雅戰役歸途之苦況的，其中還敘述碧洛斯（Pylos）的市民舉行四千五百人的共食，五百人坐一桌，一共有九桌。這樣的古俗在羅馬也還存在，羅馬舉行各大宗教的節慶時，便為全體人民陳設一些筵席於街上。賽諾芬（Xenophon希臘三大歷史家之一）也說，在雅典每年的某幾日中，大殺牲畜以祭神，祭肉盡以分配於人民，而城市的耗費與犧牲是非常之大的。

　　共產主義的共食，後來只在宗教中保留為一種宗教的儀式，因為宗教便是太古風俗的遺物。比如雅典市民的共食，是規定在一定時期跑到元老院（Prytanee）去共同會食的，若是拒絕這種應盡的宗教義務，在法律上便要被嚴格的處罰。凡傍聖桌而坐的市民，便暫時穿著神聖性質的衣服。這樣跑到元老院去共同會食的市民，雅典人叫做巴拉垂啖（Parasites），就是寄食者或食客的意思。此字後來引申為遊惰人之形容詞，而在從前，不過是要求人們保存太古風俗的一種服務。聖餐既是一種保存古風的義務，所以每每在這個城市裡面用銅盤獻麵包，而在別個城市裡面則用土瓶獻麵包。若違背祖先的習慣而用新盤子去獻神，便為大不恭敬。這樣紀念太古風俗的事情不僅在上古希臘羅馬為然，即在後世歐洲加特力教的各種神祭，以及別的地方各種相類的神祭，皆為野蠻時代共產同食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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