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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而戰?


  (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

  要問日本兵士為什麼而戰,他們多數的答覆是為執行上官的命令而戰,稍稍進一步的答覆是為國威而戰,此外便沒有了,只有他們的政府知道真正是為什麼而戰。

  我們為什麼而戰呢?我們多數的兵士知道為了日本鬼子欺壓我們,我們是為民族生存而戰,在這一點,我們的兵士比他們要進步得多。可是我們的政府和知識分子,對於此次抗戰,應當更有進一步的瞭解。「為民族生存而戰」,這句話當然沒有說錯,並且比「為正義」、「為世界和平」等空話大話,要高明得多;但還未免抽象一點,籠統一點,並未表明為怎樣的生存而戰。

  各個人以至全民族是不能靠空氣生存的,要靠衣、食、住、行上物質的條件,而且要有很好的豐富條件,才是光榮的生存,而不是貧苦的屈辱的生存。日本廣田曾對王正廷大使說:「中國是農業國,日本是工業國,兩國間各以所有易其所無,攜手合作,共存共榮,豈不甚好?中國何必要反日呢?」他這幾句話,正是不要中國有民族工業,要中國民族永遠為日本民族生產工業原料,做他們的農奴;日本民族永遠過工業的光榮生活,中國民族永遠過農業的屈辱生活,如此,中國民族並不是不能生存,而乃是屈辱的生存,不是光榮的生存。如果真照梁漱溟先生的辦法,以鄉村建設為主要事業,而無視城市工業,則正合日本的口胃,日本固不必加兵於我,而我之抗戰也是多餘的事。可是事實上,日本不惜消耗大量的飛機大炮,炸毀我們的大城市,炸毀我們的工廠,正是因為要消滅我們的城市工業;我們不惜犧牲一切與之抗戰,也正是不甘心做他們的農奴,而力爭民族工業的發展不受她的束縛。所以,此次我們對日戰爭,固然可以說為民族生存而戰,然而明瞭正確的說,應該是「為民族工業而戰」。

  「戰爭與革命都是生產力發展的後果」,這句話可以說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例如此次戰爭,不但中日兩國都因為發展工業而戰爭,而且兩方面都因為工業有了發展才至於推動戰爭。先就日本說,輕工業的日本,在經濟上本非什麼了不得的強國;歐戰以後,工業突飛的發展起來,原料和市場都不能與之相應,於是不得不急於在中國取得煤鐵羊毛棉花與市場,在庫頁島及南洋取得煤油,非此則日本帝國主義只有停止發展;因此,她對英、荷對蘇俄尤其是對中國之衝突,遂日益加劇。在中國呢?中國有廣大的市場,有豐富的煤鐵羊毛與棉花,我們如果以鄉村建設自足,無意發展民族工業,廣大的市場聽〔任〕日貨傾銷,工業的原料讓日本儘量取用,這正是日本政府心目中的中日親善的真實意義,她便沒有對中國作戰之必要了;如果中國的社會真如共產黨所說,還是封建或半封建,則對於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還沒有勢不兩立的致命衝突,對日抗戰匪獨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農業國之生產力與武力,絕對沒有能力對工業國戰爭,尤其不堪比較的長期戰爭。可是自歐戰以來,中國的資本主義工業,畢竟緩慢的一直發展著;國民政府對於工商業,對於幣制,對於交通,對於軍事,都沿著資本主義發展的路線,著手建設,雖然因政府政策的錯誤建設得很緩慢;這便是告訴日本以及全世界: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封建殘餘的舊國家,而企圖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的新興國。這一新興國的企圖,使大部分靠著中國的資源和市場才能夠繼續發展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大吃一驚,於是在全世界人士心目中,發生了究竟將來誰是中國主人的問題;解決此問題,最後只有戰爭。日本帝國主義者,企圖以工業的日本統治農業的中國,只有用戰爭來打破中國建立資本主義新國家之野心;中國不甘心受日本的統治,要發展民族工業,自做主人,也只有努力抗戰以打破敵人的企圖。

  中日戰爭在客觀上是無可避免的。有些人以為中國對日抗戰太晚了,又有些人以為開戰太早,這是戰爭的時期是否于我有利的問題,而不是戰爭本身的中心問題。

  無論戰爭的時期是否有利於我們,而既已戰爭,我們只有把握住此次戰〔爭〕本身的中心意義,即是為發展民族工業自做主人而戰,而不為一切空話大話所眩惑,大多數人才能夠腳踏實地的始終為抗戰而奮鬥。大眾只能為切身利害的問題而奮鬥,不能為虛無飄渺的空話大話而奮鬥。

  只要大家靠定為發展民族工業自做主人而戰這一具體要求,即令此次戰爭完全失敗,我們的民族運動決不會瓦解冰消;可是我們的民族運動,決不會在空洞的「民族利益」口號或什麼「為正義」、「為世界和平」等空話大話之下再起的。

  至於中國共產黨一聽到有人主張發展民族工業,便認為是做了資產階級的俘虜;這種狂吠正是日本帝國主義所樂聞的,我們不應該起來嚴肅的加以糾正嗎?

  八月八日

  陳獨秀:《告日本社會主義者》

  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年11月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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