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來的革命發展前途|陳獨秀

中國將來的革命發展前途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日）

　　因為協委第一次綱領草案有「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這句話，引起了劉仁靜同志的駁論，接著第三期「十月之路」和二十三期「我們的話」對仁靜同志的駁論都加以反駁，像這樣熱烈的政治爭辯，無論它本身是幼稚或是深刻，都算是我們隊伍中最好的現象，雖然爭辯的態度中還有些非科學的方法。無論如何，我們的進步只有由堂堂正正的政治爭辯得來，不能由作政治的相互詆毀得來，至於從組織上弄陰謀詭計小把戲，更是自殺！

　　我以為這回爭論自始就不該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這樣的題目。因為這一問題在我們左派反對派中已不應該討論，並且事實上在大家爭辯的文件中，都未曾否認中國將來第三次革命是社會主義性質這一定論，只要大家不用枝節之詞或是用整個革命的性質把問題弄混亂了，我以為爭點很明顯的是在「引起將來革命的因素是什麼」，「是否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質」，「是否在最初階段還會經過民主時期」，「在什麼時候踏上社會主義政策的道路」這類問題。所以我現在只提出「中國將來的革命發展前途」這樣的題目來討論，並且我認為在托洛斯基同志的文件中，已有相當地解答了這類問題。

　　一、「沒有完成或者沒有完結自己的民主革命的國家，有它自己的極重要的特點……在殖民地國家因土地問題之尖銳和民族壓迫之不可忍受，幼稚的和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之上，可以比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早些獲得政權」。（不斷革命論）

　　二、「革命民主運動達到一種階段，那時蔣介石已經不能拿住軍事機關在其手裡，而共產黨人也不能夠奪取政權，革命發展的這種過渡階段，是完全能夠實現的。這個時代，將產生一種中國式的兩重政權，新的『臨時政府』，國民黨和第三黨聯盟等等。這種政制，將是非常動搖的，這種政制不過是到無產階級專政去之一個小小的階段，但是這種階段是可能的」。（最近給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信）

　　三、「第三次中國革命第一階段中是否得以別樣更縮短的形式重演過去的『全民戰線』，這是有可能的；然而這一時期，將只是使中國共產黨提出其『四月大綱』於民眾的面前，就是說提出奪取政權的綱領與策略」。（共產國際綱領草案批評）

　　四、「第三次革命（雖然中國經濟比俄國落後些）連像俄國十月革命後半年的『民主』時期也不會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七月），而將于開始時就要堅決的動搖而且推動城市及農村中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同上）

　　在托洛斯基同志對中國革命發展前途這些遠景的觀察這些歷史的假定中，我們可以得著幾點結論：一、在沒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中國，民主任務仍然是能夠引起將來第三次革命之因素，這一革命因素，不但不能用做第三次革命性質仍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由，並且反而正因為有這一因素，無產階級在落後國家所以能夠比在先進國家早些獲得政權。二、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既然可以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上獲得政權，便不能否認在將來革命高潮之最初階段中會有很短的民主時期和兩重政權之可能。我們不能因為反對史大林派「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需要一整個時代」的見解，便否認整個的無產階級革命發展中任何小的過渡階段。三、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革命高潮之最初階段中，即應提出其奪取政權的綱領與策略。在革命暴動之勝利即無產階級取得政權開始，即應和完成民主任務同時踏上社會主義政策的道路，連像俄國十月革命後半年的「民主」時期也不會有。

　　這也就是我對於中國將來革命發展前途的估計和意見。

　　因此，我以為像有幾個同志所說「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這樣的客觀估計，是未必和將來的事變進程相符合的。同時，像仁靜同志所說「無產階級專政和國民會議所要解決的是一個任務，即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在落後國家，國民會議與無產階級專政的關係是外殼與內實之關係……真的國民會議，必與無產階級專政之實現同時，而成為後者被去掉之外殼」。（《明天》第三期）我以為這樣的說法也是不對的。托洛斯基同志在論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就說過：「社會民主黨的直接任務，將是完成民主革命，但取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不能自限於民主政綱，他將不得不跑上社會主義政策的道路。」（自傳）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就是社會主義性，國民會議無論「算」到如何的程度，也不能超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二者之間有階級性的根本分歧，如何能說只是外殼與內實之關係！

　　仁靜同志在另一文章中，曾引用托洛斯基同志的話：「落後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任務，在我們時代直接的引到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乃將社會主義的任務置之於議事日程。」這樣說法，便完全沒有毛病了。

　　中國的革命「是以民主要求開始，而以社會主義終結」。仁靜同志這一總的結論我以為是對的；張霆同志也認為「這乃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然而張霆同志接著又說：「我們同劉仁靜的爭論，都不是這一問題，而是在這中間——自民主要求開始至社會主義終結——是否要經過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歷史時期的問題。」劉仁靜回答我們：還要經過。又如王文元同志說：仁靜主張「先單獨解決民主任務，然後開闢社會主義的道路」。可是在我所見過仁靜同志的文章中並沒有這些話，如果根據仁靜同志「無產階級專政和國民會議所要解決的是一個任務，即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公式」這類說話，和他始終把補助的暫時的引導至革命道路的民主口號，當作我們的前途或目的，批評他有因反對輕視民主鬥爭而走到另一極端的錯誤，這卻不是完全沒有理由。

　　張霆同志雖至今尚堅持「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然同時卻又說：「我們肯定地說，第三次革命一開始，無產階級即應採取奪取政權的路線。」王文元同志最近也說：「所以我說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要採取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勞他同志也說：「究竟第三次中國革命『一開始』時，我們應不應該即堅決地進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呢？如果是應該的，那麼革命的『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他又說：「如果我們一方面擁護這條路線，同時又反對革命『一開始』時是這條路線，這是非常滑稽與不合理的。」同志們！我們要注意：客觀上天然的一開始「就是」和主觀上黨的路線一開始「即應」「就要」，是不能混為一談的。我們討論問題時，必須把客觀的估計和主觀的主張分別開來，才免得論點的混亂，更不可把別人的客觀估計指為主觀的主張。如果是從主觀上說即從黨的路線說，在今天即應肯定地說：「我們的戰略之總路線是在奪取政權。」如果單就主觀說即是單就黨的路線說，至少我們的黨是從去年六月十一日已堅決地採取了奪取政權的路線，並且在此以前早已有了所謂「蘇維埃政權」與「紅軍」，這是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已經開始一年多了呢？在我們的主觀上，在我們的戰略之總的路線上，當然不反對奪取政權，當然不反對蘇維埃政權與紅軍，然而我們左派反對派和史大林派的爭點到底在什麼地方呢？

　　不但張霆同志認為「中國第三次革命以民主要求引起……這乃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王文元同志他不但說「新的革命運動雖然是一定的民主口號引起」，並且說「多半還要在這種口號之下奪取政權」；勞他同志也說，「我們絲毫也不忽視中國革命是以『民主要求』為開始」。我不懂得怎麼同時又都會堅持「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這類的客觀估計呢？

　　最奇怪張霆同志說：「我們即或□然的與資產階級聯合成立克倫斯基政府。」王文元同志也說：「到底在將來中國革命事變的發展中是否會有中國式的克倫斯基政府發生？我們的回答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誰也不能說在第三次革命中決不會有。」勞他同志也說：「在將來中國革命中要『在蘇維埃基礎之上會產生一個俄國式的克倫斯基政府』，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是麥克唐納爾式的政府……它的存在只能是：一個很短時期……就是向著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一個小的階段。」無論是中國式的克倫斯基政府也好，麥克唐納爾式的政府也好，總不能說它有一絲一毫社會主義的氣味。只要不能絕對否認它會在將來中國革命中發生的或然性和可能性，即令是一個很短時期，是一個小的階段，我們便不能肯定地說：「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十月即社會主義革命。」

　　張霆同志和王文元同志，在綱領草案的討論中，都曾堅持要寫下這樣的一句：「真正的國民會議只有經過武裝暴動來召集。」到了舉行武裝暴動，則革命之發展已經不是最初階段，而是最高階段了。國民會議無論「真正」到如何程度，也說不上什麼社會主義，這樣又怎樣地會說「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呢？

　　反對派肯定地說，「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不是等於否認整個第三次中國革命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呢？我以為不是的。決定革命性質的，不是引起革命開始的因素，也不在革命發展之最初階段是怎樣，也並不僅僅由於革命黨所採取的路線，而是實際鬥爭的發展達到那一階級的政權。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政權問題，中國第三次革命將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仰還是民主專政的勝利，這是決定第三次革命性質的唯一關鍵。

　　「資產階級的革命一開始，無產階級就把奪取政權的問題放在自己的肩上。」這是不斷革命的路線。倘然有人說，「社會主義革命一開始，無產階級就把奪取政權的問題放在自己肩上」，這不但無所謂「不斷」，而且也太滑稽了！

　　倘然有人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本身，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所以奪取政權的革命暴動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這自然是百分之百的真理！

　　署名：獨秀

　　《無產者》第十二期

　　 1931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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