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陳獨秀

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

　　（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

　　「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政策，在有革命局勢時和沒有革命局勢時，是不相同的。這乃是馬克思主義的淺近真理。」（列寧）

　　中國過去的革命是否已經過去，將來的革命是否尚未到來，現在的階段是否還在兩個革命間之過渡時期，換句話說，現在是否已有革命局勢，這是決定現在政治鬥爭的策略與口號之先決問題。

　　中國的革命局勢，不僅單就本國情形來看，它和國際的革命局勢也有密切的關係。共產國際能夠依據整個的國際局勢，對於中國革命給予以正確的政策之指導，更有絕大的影響。十月革命後，自西歐各國革命失敗，世界革命潮流移到東方，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如有正確的政策指導中國黨，中國革命如果成功，必然影響到歐洲革命高潮之再起。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是世界革命之整個的時期，中國革命失敗，這一時期乃告了結束，從此世界革命形成了退潮時期。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一九二八年）所謂世界革命已進入第三時期，這不過是史大林、布哈林這班國際領導者說幾句空洞好聽沒有證據的話，以安慰群眾，以遮掩他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之機會主義政策失敗的羞顏。瞿秋白說：「世界革命進入第三時期即非事實，亦不妨寫在決議案上。」好乖巧的孩子，真能仰體上峰的意旨！現在他們竟弄假成真，居然信口胡吹「歐美和東方革命新高潮的興起」，說中國革命復興已經成熟了。他們把歷史上自有工廠即有經濟鬥爭的罷工，都算是革命高潮；又把自己盲動命令所造成的柏林五一示威和卸甲丟盔的各國八一示威，也算是革命高潮；甚至把反動勢力進攻蘇聯，法西斯特派及工會官僚進攻赤色工會和工會中的革命派，大批的開除革命工人出會，各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到處都轉到反革命的營壘去，到處都發動反共產運動，也都算在革命高潮之內，這真是無聊之極！革命高潮，必須依靠革命的無產階級力量在階級對比上加強，在階級的鬥爭之進展上，能夠適時地向走近崩潰的統治階級蜂起進攻，才能形成。單是被壓迫階級之困苦，統治階級之壓迫和資本及一切反動勢力之進攻這些客觀條件，不一定時時都會促成工人群眾的革命高潮。現時歐洲工人群眾雖然有往左的傾向，而目前尚未左傾到脫離社會民主黨的圈套，尚未左傾到共產黨方面來。在共產國際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領導之下的各國共產黨，這幾年來在數量上，在政治地位上，大部分是削弱而非加強；同時，改良派的社會民主黨和勞動黨其勢力反日見增長。國際帝國主義間，尤其是英美間和美日間的利益矛盾雖然日益加緊，而目前尚在利用改良派之暫時的彌縫，以和緩戰爭之爆發，以便各自鉤心鬥角地力爭武裝和外交之制勝。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上層在革命中的作用，已經告終，革命的使命正在由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上層轉移到無產階級的期間；在這一期間，因為各殖民地無產階級的党不健全和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上層之背叛，革命運動不免還要經過許多困難與頓挫。此外，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即是世界革命的大本營——蘇聯及共產國際的領導機關，犯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錯誤，沒有正確的政策能夠腳踏實地地推動世界革命的主力軍——下層群眾勢力向前發展，只有向上的讓步妥協和向下的不適時機的盲動；並且蘇聯本身也有了右傾和保守政策所產生的危機，影響到世界革命運動進展之遲緩。因此，國際一般形勢，只是在革命新高潮之醞釀時期，並不是什麼「世界革命高潮之前夜」。所以國際右派的取消傾向固然是錯誤的，而盲動主義的史大林派大喊「革命復興」、「新的革命浪潮」、「第三時期」，也是錯誤的。

　　單就中國講，自從共產國際及中央以機會主義的政策斷送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無產階級及農民群眾組織都潰散了，黨與工農群眾斷了聯繫，黨本身也幾乎解體；緊接著革命失敗群眾潰散之後，又加上共產國際的盲動政策，自從八七會議一直到現在，經過兩年多盲動主義的摧殘，不但工農群眾的組織沒有恢復，即各地散漫的一些經濟鬥爭萌芽，都被黨的盲動政策剷除乾淨；階級力量之對比及階級鬥爭之進展，既然是這樣的狀況，那裡會有革命高潮從天上掉下來！因此，資產階級的軍閥在戰勝無產階級及農民之後，雖然經過其內部不斷的戰爭，仍然能夠從容地鞏固了他們的軍事專政的政權，厲行對革命勢力之白色恐怖，形成了中國革命低落之整個時期的現階段，即反革命的階段。這一現階段是過去革命中及革命失敗後一切事變一切錯誤政策所積累之結果，同時也就是走到將來新的革命高潮所必然經過之道路。我們若不認識現階段，則過去的失敗不能給我們一點教訓與經驗，並且眼前複迷陷在亂山中，找不著怎樣由現在的政治鬥爭開步前進走向將來新的革命之出路。

　　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共產國際領導機關，一點也不認識中國革命由三次失敗（上海、武漢和廣州），所形成的現階段是什麼，並且他們實不願意認識它是什麼。這就是因為國際領導者史大林、布哈林為了要掩飾他們自己過去引導中國革命三次失敗的機會主義政策之破產，為了避免證實托洛斯基同志對中國革命政策和事前預料之正確，乃始終諱言中國革命失敗，始終說中國直接革命形勢依然存在，乃由極右的機會主義一跳跳到極左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冒險政策。那時在莫斯科如有人敢說一聲「中國革命失敗」，馬上被斥為「取消派」、「托洛斯基主義」，直到國際第九次執委擴大會（一九二八年三月），他們自己也覺得中國革命失敗的形勢已再遮掩不住了，才把盲動政策的錯誤推到中國黨身上，說中國黨犯了盲動主義。可是把革命已經失敗誤信為直接革命形勢依然存在的中國黨，那時已經撞得頭青臉腫，已經把工農群眾的組織徹底肅清，把党的幹部及一般積極分子摧殘殆盡了！即在第九次擴大會，國際領導者仍然是說：「中國目前的情形是一種革命潮流在兩個浪潮中間……現在正在新波浪開始的前面，在新高潮的足下。」到了在國際直接指導之下的中國黨第六次大會（一九二八年八月），國際領導者一面口頭上大喊反對盲動主義，一面又大喊，「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徵已經可以看見，我們面前是一個大的全國革命的高潮」、「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一省或幾省革命高潮與蘇維埃政權的前途是可能的」，並且還說，「武裝暴動在有幾種例外的情形之下是可以幹的。」同時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對於中國問題的根本見地，仍然和第九次擴大會一樣，胡思亂想地在什麼一個潮流兩個浪潮中間亂滾，根本不認識現在是沒有一點浪潮革命低落的整個時期，所以它仍然和第九次擴大會一樣，雖然嘴裡大喊反對盲動主義，手裡所做的自然只有盲動，除非是不動；所以雖然承認把「武裝暴動」變為宣傳口號，雖然說：「只有到新的革命高潮成熟時候，這個口號才重新變為直接行動的口號。」而未能前進一步指示中國党在革命高潮未成熟以前現時的政治鬥爭中，用什麼做行動口號，而且反對中國党用國民會議的口號。一直到現在，他們自己還沒有向中國黨指示出來任何政治口號。這自然是因為他們始終認為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即在前面，即在足下，「武裝暴動」的口號已在喉中呼之欲出，用不著別的政治口號；否則便是認為現時不必做什麼政治鬥爭，不必有什麼行動，一總等到新的革命高潮成熟時再武裝暴動。此外，他們對於中國革命失敗後新階段中的認識與策略，沒有一點別的高明見解。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第六次大會反對中國党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和其第七次執委擴大會（一九二六年）反對中國黨提出蘇維埃的口號，同樣是不認識新的客觀局勢，同樣是把中國黨送到絕路上去。他們對於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無論在過去或將來的革命高潮中，都看做金科玉律，一步也不敢越過它的範圍，獨有在沒有革命高潮的現在，反而把提出民主主義的口號當做機會主義，這是什麼理由，不但別人不懂得，恐怕他們自己也不懂得。最近國際第十次執委會（一九二九年七月）以來，他們索性決定中國新的革命浪潮已經成熟（附注一）；那麼，「武裝暴動」當然要重新變為直接行動的門號了，所以江蘇省代表大會已經發出「地方暴動」的口號。將來弄糟了，當然仍舊是歸咎到中國黨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和不久以前對於富農問題歸咎到中國黨犯了機會主義是一樣。像這樣的國際領導機關，那裡還有一點資格配領導世界革命！

　　統觀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失敗後現階段之認識與策略，中間雖然經過一些曲線，而始終一貫的精神是：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並未完全失敗，一直到現在還是直接革命的形勢；對於現階段的策略，始終是直接進攻，始終是武裝暴動與蘇維埃政權，民主的要求口號與運動一點也用不著。這分明是把馬克思的「不斷革命論」變成了「革命高潮不斷論」。這種不斷論表現得最充分的就是中共第六次大會的政治決議案所謂「中國革命現在的階段」是承認中國仍舊在革命的階段，是把中國現在的反革命階段和將來的革命階段混亂在一起。由這樣現在和將來不分的混亂思想，遂產生混亂的「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政綱」，就是所謂「中國革命之十大要求」，把目前日常鬥爭的口號，過渡時代的要求和將來奪取政權的政綱，都混合在一起，就是把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混合在一起。

　　如果我們不學無政府主義者，兩眼只看著最後的目標而放棄目前的現實的政治鬥爭，對於現階段，我們必須有深刻的認識，必須認識一九二七年中國第二次大革命已經過去了，是完全失敗了，各國革命史已告訴我們，大革命失敗之後，必然經過一個反動時期，中國也沒有例外，無產階級在這反動時期的現階段中，應一面採取防禦戰略，培養自己的能力，徹底反省過去失敗的教訓，溶化過去革命偉大的經驗與教訓，以鍛煉自己，重新團結離散的隊伍，在日常生活的鬥爭中積聚階級的力量，以築下將來新的進攻時自己階級力量的堅固基礎；一面重新估量現階段中新的客觀局勢，採用現局勢所需要所可能的策略與口號，重新闖進政治舞臺，由現在的政治鬥爭，開闢新的革命環境，從反動時期的現階段，走到新的革命階段。

　　中國從辛亥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第二次革命，中間相距至十餘年之久；從第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到將來的第三次革命；其間距離之長短，是要靠國內的階級鬥爭進展之形勢及國際形勢來決定，此時還沒有人能夠預見。但其間必須經過一個過渡時期的現階段，這已經是一件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我們的責任，不是在否認這一過渡時期的現階段，而是在怎樣發展工人階級的戰鬥力，加速這一過渡時期之縮短，怎樣努力參加現階段的政治鬥爭，減少從反革命階段到革命階段的障礙與困難。現階段尤其目前的局勢之特徵是：

　　一、自機會主義的政策斷送了革命，盲動主義的政策剷除了革命的勢力，領導革命的無產階級猶未回復其創傷與勇氣能夠立起來和統治階級作最後的決死戰。在目前所有的鬥爭中，都只是對資本進攻的防禦戰，根本沒有武裝暴動的進攻之可能，連即時實行準備武裝暴動也談不上；尤其是缺少一個有團結力有戰鬥力有正確政策的共產黨。此時雖然各地勞動者和店員有些對於資本進攻的防禦鬥爭，即令各地再有些農民饑民兵士散漫的騷動，而沒有整個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力量有計劃的有準備的為之領導，也決不能形成革命的群眾運動高潮，很容易為統治階級各個鎮壓下去。

　　二、資產階級在擊敗無產階級屠殺工農民眾之後，不能不容忍在國民黨訓政之下各系軍人的軍事專政，以鎮壓工農革命之激進，以保持他們在革命中所獲得的利益。國民黨各系軍人代表各地方資產階級的特殊利益互相衝突，發生了蔣桂，蔣張，蔣馮，蔣唐等資產階級內部爭奪政權的公開戰爭。這些戰爭的結果，都不是資產階級的政權走向崩潰，而是走向逐步的統一與相當的穩定（附注二），雖然其前途尚有不少的困難或意外的阻礙；其主要的有力的原因，是中國資產階級特別是東南的銀行工業資產階級即中國資產階級的中心勢力和帝國主義特別是需要向中國輸入資本的美國急於在中國擴大市場的德國，各應他們的需要，都一致企圖援助中國代表整個的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之統一與穩定。

　　三、通常資產階級政治上的統一與穩定，乃是其經濟復興之可能的前提。現時中國經濟復興的程度雖然還是很遲緩，而前去兩年的對外貿易額則已逐年遞增，即以上海一口而論，去年一月至十一月對美國輸出總額比前年增加美金一二九一五六六三元，其中增加最多的是紡織品及其原料，共值三千五百七十余萬金元，比前年增加一千三百余萬金元。這種未能脫離殖民地地位之低度的經濟復興，不但不至消滅革命，並且因此重新團聚離散的工人隊伍于生產機關，增加工人階級的自信力，擴大工人組織及擴大共產黨影響的條件。其最終結果，將至重新引起一切未解決的問題之緊張和加緊階級衝突（軍人和資產階級民主政黨之間的衝突，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跟著不可免的新的經濟恐慌一到來，將成為革命的推動力。

　　四、國內外一切矛盾仍然存在，在帝國主義勢力宰製之下的中國資產階級，它的政治和經濟都不會發展到能夠解決中國目前所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即民主革命的任務（如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民族獨立，土地革命等），革命的巨潮仍舊潛伏的存在著。

　　五、國民黨資產階級軍事專政所產生的苛捐雜稅，戰禍，災荒，物價騰貴，使一切下層民眾尤其是工人對於加時減薪、貧農對於耕地缺乏與高利貸，一致感受暴政和貧困之嚴重的壓迫，一致對於現狀不滿，急於尋找政治的出路。被欺騙而投降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特別是知識分子，因身受國民黨政府暴政苛稅之苦，又開始左傾，開始厭惡剝奪政治自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的軍事專政，要求民主政制即立憲政治。甚至於資產階級本身，也漸漸感覺到軍事專政對於他們資本主義之發展有所阻礙，漸漸需要適合他們利益比現時較民主的政制。

　　依據這些特徵，自然是沒有革命高潮的局勢，並且革命高潮也不會有馬上到來之可能；然而在兩個革命間之整個的過渡時期中，目前的局勢已經有新的變化。這一變化，並不是表現革命高潮成熟，而是表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和各階級反對現時軍事專政的鬥爭之開始。這一運動這一鬥爭做得愈有力，則現在的過渡時期愈縮短，由反革命階段轉變到革命階段的速度愈加速。目前既然是沒有革命高潮的局勢，無產階級既然不能即時武裝暴動，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為縮短過渡時期，為加速到革命階段的速度，為要求自己的利益，為力爭自己解放鬥爭的條件——政治自由，她對於已經開始的民主運動所應取的態度，便不應消極的或用激烈而無行動的空洞口號來抵制，而應積極地號召廣大的下層民眾參加這一運動，領導這一鬥爭，使之徹底的民主化，使之向前發展，走向革命高潮，然後這一運動這一鬥爭才不至停止在目前的階段上。

　　當然，民主主義不是超階級的，一般所稱為民主主義的，實際上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這一民主主義本來是資產階級從前用做反抗封建貴族以及欺騙勞動階級之工具，到了社會階級關係一轉變，即封建勢力已潰滅勞動階級走進了政治舞臺，統治的資產階級馬上認識這一工具的鋒芒要戳傷到自己身上，急急地設法收藏起來，重新在廢物儲藏室中拿出他們從前所拋棄的反民主主義的宗教，禮教，舊道德等等來代替。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及在它還未達到奪取政權的時候，應該不客氣地借用資產階級這一有鋒芒的工具（民主主義），來對付資產階級，來廓清無產階級走進政治舞臺的障礙，來成熟自己階級解放鬥爭的條件。在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未實現以前，單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宣傳力量，不會使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以至一大部分工人群眾能夠認識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之偉大與真實，當他們需要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時期還未終了之時，當他們還睡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懷抱之時，我們不能離開他們，此時也必須採用民主主義的口號，發展民主主義的運動，吸引他們到我們的周圍，這也是無產階級運動中一個歷史的任務，決不是機會主義。但群眾向統治階級要求的民主主義，是其實際而非空名，我們必須防禦資產階級空洞名詞的虛偽與欺騙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之妥協，因此我們必須力爭由平等直接普選不記名投票產生的國民會議，並且必須與「國民會議」同時提出「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和「民族獨立」，做我們在過渡時期中四個不可分離的民主要求口號，以充實國民會議的內容，以充實在過渡時期中整個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內容。必須是如此，才能夠引進廣大的勞苦群眾參加這一民主運動，擴大這一民主運動，要求徹底的民主主義，以改變其形態與程度；資產階級的民主之終點，接著便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之起點，即是擁護占全人口絕對過半數的勞動大眾獲得權利與自由的蘇維埃政權之起點（附注三）。

　　對於國民會議這一口號，我們党中現有三種態度：一是現在中央的態度，他們說：「國民會議，在過去一切歷史的經驗上證明，只能夠產生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其實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已經由我們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造成了，已經不待國民會議來產生了，現在正要利用民主的國民會議來和資產階級軍事專政對抗。列寧所指導的十月革命，在已經武裝暴動奪得政權的蘇維埃第二次大會，憲法會議還是議事日程中三個問題之一，這一歷史的經驗證明了什麼，他們說我們：「提出『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來代替『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與『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兩個口號。」然而他們又曾聲明：「現在客觀的革命形勢並未高漲起來，所以現在決不能馬上號召群眾暴動，推翻國民黨軍閥統治。」（既然沒有群眾暴動，當然不能夠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府）這就是說，我們的黨現在實際上並沒有號召群眾的政治口號，只有盲動，只有採用遊民無產階級的投機，冒險，陰謀，暗殺等政策，只有長期地離開現實的政治鬥爭。一是有幾個自稱左派的同志態度，他們說：「中國將來的政治發展，是否有議會制度之可能，我們認為他有或然的可能，而且無產階級並當力爭這樣的發展。」「我們對工人階級宣傳國民會議口號，應當告訴他們國民會議之實現，是比現在赤裸裸的軍事獨裁有進步的意義，我們應該參加此種進步的鬥爭，我們所主張的是普選平等直接不記名投票產生的國民會議，解決國家重要問題，如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力爭中國之獨立，同時我們認為此種國民會議也許是很難實現的，所以我們也要向著武裝工農和無產階級專政進行準備。」「國民會議的口號是引導千百萬勞動群眾重新參加政治生活的口號，這種鬥爭之進行，將加速中國議會制度之實現，假如中國能實現議會制度，這使我們在更高的一階段進行奪取政權」，又批評我們「提出了國民會議的口號沒有將他與中國將來的議會制度發生聯繫，這是沒有前途」（見劉仁靜同志起草的告同志書）。這分明是在主觀的策略上不重在為民主運動而鬥爭之動的意義，而是拜物教似的把任何形式的國民會議都認為進步，並且很單純地只是把資產階級任何形式的議會這一靜的制度看做無產階級革命戰略之根本目的，即是我們號召無產階級參加國民會議的鬥爭，只是為了實現國民會議實現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這一前途，別的都還要待在更高的一階段進行，這和以前主張先完成國民革命然後才幹社會革命現在主張先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議會制度也是國民革命即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之內容中所應有的事），然後才幹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同樣地機械，是同樣地沒有自己的前途。這種極右傾的態度，和現在中央極左傾的態度，恰恰是相反的兩個極端。向左的極端是夢想革命，向右的極端是拋棄革命，都不是推進革命，這兩個極端政策所能得到的結果是一樣：鞏固了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我們以為觀察這一問題之要點，是國民會議在客觀的作用上將是怎樣，在無產階級主觀的策略上應該怎樣。

　　現在各階級需要國民會議是一致的，而各個所需要的國民會議之內容，則極不一致；因此，將來國民會議之實現，在客觀上能夠發生的作用是怎樣，這是要看無產階級能夠領導下層的廣大民眾參加這一運動至怎樣程度而定，此時還沒有人能夠預見，此時所能夠預見的有幾點：（一）最近即有實現召集段祺瑞善後會議式的以至孫中山國民會議預備會式的國民會議之可能；（二）將來的政治發展，有由國民會議而實現三民主義的憲法，而實現俄國沙皇時代的或土耳其式的議會制度之可能，並且若革命高潮到來得遲緩，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會經過一個歷史時期；（三）我們有利用這些政治發展的機會特別是在選舉運動中，有獲得接近廣大的民眾，向民眾宣傳我們的目前要求（如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民族獨立，政治自由等），恢復工農群眾普遍的組織，領導廣大的下層民眾重新參加政治生活和公開的政治鬥爭，在會議中提出我們的要求特別是土地政綱，以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增進工人階級的政治社會地位，和得到相當的政治自由等有利於工人階級自己解放鬥爭的條件之可能；（四）從善後會議式的國民會議一直到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同樣不能夠解決中國目前所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如對內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提高工人階級生活狀況，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歸農民，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民族獨立等等。中國目前所需解決的根本問題，只有革命高潮到來時，由無產階級領導城鄉廣大的下層勞苦饑寒民眾，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才能夠解決。

　　因此，我們在主觀的策略上，一方面應該糾正向左的錯誤，即是對於要求召集國民會議運動和參加國民會議運動，以至將來資產階級的議會選舉運動，都應該堅決地積極地領導下層民眾（不與任何大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進行遷就妥協的政治聯盟而且要和他們對抗，鬥爭，爭取農民），極力要求參加，極力要求其民主化，即力爭平等直接普選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並且以我們的目前要求充實其內容，絲毫不可猶豫，始終不能取消極態度和抵制政策，因為在這些運動中，工人階級有獲得力爭自己解放鬥爭的條件之可能。「武裝暴動」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是我們的前途，是將來革命高潮中的行動口號，在目前只是教育宣傳口號。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不是怎樣實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而是怎樣才能夠動員群眾開始政治鬥爭。在主觀客觀條件都未成熟時，若發出「武裝暴動」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做政治鬥爭的口號，號召工人群眾馬上行動起來，為這些口號奮鬥，不僅得不著群眾的應聲等於放空炮，而且更加擴大黨的盲動情緒，離開群眾，削弱自己的力量。至於「要求召集國民會議」這一口號，其客觀條件不用說已經成熟了，我們即應重新瞭解新的客觀狀況，決定我們的策略，即是利用這一客觀條件已經成熟的口號，發展兩個革命間過渡時期的政治鬥爭。這不是我們在主觀上開倒車，而是因為在客觀上無產階級的黨已被革命失敗推向後退，退到以前的發足點，現在的政治鬥爭，幾乎要從頭做起，所不同的（可以說實際上是大大的不同）只是根據過去的苦經驗，必須根本改變其方式而已。列寧在一九一九年曾說：「在工人階級奪取整個政權的鬥爭還未成為當面問題以前，我們必須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形式。」在一九二〇年他又說：「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前幾個星期，甚至在這個勝利之後，參加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議會這件事，不僅不妨害革命的無產階級，而且幫助無產階級，使之能夠向落後群眾證明這種議會為什麼應該解散，為什麼要促進解散這種議會，為什麼要促進資產階級議會制度之政治破產。」因此，我們在反革命勢力高潮時代，若不懂得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在此時也是推進歷史一個動力，不去做力爭國民會議民主化的鬥爭，只向左發出毫無行動的激烈口號來抵制國民會議，這乃是夢想革命而不是推進革命，乃是把發出行動口號領導群眾行動的政黨變成宣傳研究在紙上寫出些宣傳口號的小團體，或離開群眾組織的政治鬥爭，只是少數人陰謀暴動恐怖的巴枯寧派。瞿秋白反對國民會議這一口號的理由是說：「我們由中國革命可以看出，當殖民地的革命達到決定勝負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明白擺在我們面前：即或者是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專政，或者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他這幾句話裡面包含不少的錯誤，可是表面上似乎很漂亮，可惜說遲了一點，或是說早了一點，即是他忘記了過去的革命決定勝負時機已經過去，將來的還未到來，在沒有革命局勢的現階段，民主運動不管能夠達到若何程度，都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這是因為無產階級的組織尤其是它的政黨，為力量發展所需要的組織上民主制之實現，政治自由是一個必要的條件。有些同志以為我們過去也曾做過國民會議運動，不曾得著什麼。其實，過去的國民會議運動並未達到真正廣大的群眾運動；然而已經建下五卅運動的基礎，假若沒有國民會議促成會的運動，未必能夠形成那樣規模的五卅運動。有些同志以為我們參加國民黨政府所召集的國民會議，便是承認它的存在，並且承認他們當中的各派軍閥官僚得以利用國民會議做爭權奪利的合法工具。我們要懂得國民黨政府之存在是一個事實，不是否認便可了事，而是要造成某種力量怎樣去動搖推翻它的存在；他們可以利用國民會議做爭奪權利的合法工具，我們也可以利用國民會議，以力爭民主政制做反對軍閥官僚等一切反動勢力的合法工具。列寧說過：「社會民主工黨之承認資產階級制度……並不是承認它的監獄警察私產賣淫，而是為廣大的自由鬥爭來反對這些制度。」（《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有些同志以為參加國民會議會使我們的黨發生右傾的危險。自然我們並不否認因此使黨有發生右傾危險之可能，但決不能拿這個來做消極抵制的理由。列寧說過：「沒有並不能夠有一種鬥爭形式一種政治狀況不能引起危險的。如果沒有革命的階級的本能，如果沒有立足在科學上的整個人生觀，那末，參加罷工也是危險的（因為可以變成經濟主義派），參加議會鬥爭也是危險的（因為可以變成議會的蠢材），贊助鄉村自由派的德謨克拉西也是危險的（因為可以變成鄉村運動計劃）。」（同上）現在的中央，拿改組派，中華革命党，新中國國民革命党，中國青年党，以至段祺瑞閻錫山馮玉祥蔣介石都贊成召集國民會議，說我們也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便是他們的政治盟友，其實，我們所要的國民會議和他們所要的國民會議，其作用與內容都大不相同。列寧在一九〇五年曾主張召集全民代表大會，在一九一七年又曾向臨時政府要求召集國民立憲會議，難道他也是沙皇及克倫斯基的政治盟友嗎？有許多同志也正因為各種反動派都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我們最革命的共產黨，實在不好意思把這一口號從口中喊出來。這正和以前少數派譏笑列寧「把『臨時革命政府』和『萬歲』聯在一起，是汙瀆了自己的口」，是同樣的糊塗。況且我們的黨在第六次大會前後沒有向民眾提出「要求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做革命失敗後有重大作用之一種政治鬥爭形式，這已經是大錯；現在對於這一口號這一運動，若仍舊是取消極的抵制態度，若不趕快積極地向下層的廣大民眾宣傳，鼓起下層的廣大民眾熱烈的要求參加，要求平等直接普選不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則將來的國民會議真會是反動派及各上層階級的上層分子包辦的國民會議了事，那便是莫大的罪過！

　　同時在另一方面，也要糾正向右的錯誤，即是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國民會議和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進行中，我們絲毫也不應該向工人群眾和從前歌頌國民黨一樣歌頌資產階級的政治發展與進步（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之發展更是進步），助長他們對於國民會議與議會制度及憲法的本身之幻想；因為它們本身都不能解決中國目前所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我們應該在要求召集國民會議的鼓動中即告訴工農群眾：這個會議即使召集成功，國家權力如果仍操在國民黨軍閥之手，這個會議將沒有一點執行的力量；我們應該在這個會議集會中，向工農群眾極力暴露各上層階級黨派的政治破產及其政策是如何背叛了大多數民眾的利益，以證明並使群眾自己認識只有工農武裝暴動和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才能夠擁護大多數民眾的利益；而不能告訴工農群眾：「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力爭中國之獨立，此種國民會議也許是很難實現的，所以我們也要向著武裝工農和無產階級專政進行準備。」這樣很明顯的是要助長工農群眾的幻想，以為國民會議也許不難實現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和力爭中國之獨立，所以不必一定向著武裝工農和無產階級專政進行。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主張召集全民代表大會，其根本目的是在以民眾暴動推翻沙皇政權，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而不在議會制度；只有少數派幻想「革命對沙皇制度徹底勝利之可能……或由某種代表機關的發起，在革命民眾直接威逼之下，決定組織全民立憲大會來達到」（見華譯《兩個策略》第二二頁）。列寧告訴他們：「政權一日在沙皇之手任何代表的任何決議都好，都會與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時歷史上有名的佛蘭克府國會的決議一樣，只是成為一紙可憐的具文。」（同上二三頁）列寧一九一七年也曾向臨時政府要求召集國民立憲會議，其根本目的也是在完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生命，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而不在議會制度；只有少數派死守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階段，歌頌資產階級的政治發展與進步。這還是革命高潮時代的事，在革命低落的一九〇七年，少數派主張參加第三國會，多數派中的多數人即所謂召還主義者抵制主義者則主張抵制那破碎的冒牌的國會，獨有列寧一人力排眾議，極力主張參加；他隨後並且承認前兩次抵制國會選舉的口號都是錯誤的。列寧主張參加國會，和少數派主張參加是不是同樣的政策呢？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少數派是迷信歌頌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之本身，以至在他們影響之下的工人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都落到和平的幻想中去了；而列寧的政策是在革命低落時期利用議會制度，利用參加選舉運動和國會議壇來幫助革命。他雖然極力主張參加國會，因此和召還主義者有過劇烈的鬥爭；而他的根本政策，仍然要革命民眾的注意力不集中於國會，而集中于階級鬥爭，集中於準備暴力推翻專制政權。

　　所以，向左的消極抵制國民會議和否認議會制度，而不知道積極地利用民主運動和議會制度，空喊「武裝暴動」和「蘇維埃政權」，而不知道怎樣發動群眾走向「建立蘇維埃」、「武裝暴動」和「蘇維埃政權」，這便是夢想革命，而不是推進革命，這固然是蠢材；同時，極右的人們抓住議會制度，向工人群眾歌頌國民會議與議會制度之進步，而且幻想國民會議也許不難解決國家重要問題，這便是根本拋棄革命，也不是推進革命，這真是機會主義取消主義。托洛斯基同志有言：「瞿秋白又說：中國的機會主義者正要拿國民會議口號來代替蘇維埃口號。這是可能的，多半可能的，甚至必然的。機會主義者將要首先抓住議會制度的方法，抓住一般類似於議會制度或接近於議會制度的事物，——這是有世界工人運動尤其是俄國工人運動的整個經驗可以證明的。少數派抓住議會制度的行動而拋棄革命的行動。」這幾句話正是給一些極右而自稱左派人們之當頭一棒！

　　我們的結論是：我們對於國民會議，決不取消極抵制政策，而是積極地號召參加，力爭其民主化，我們認為力爭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制，是從反革命時代走向革命時代這中間過渡階段有重大作用之一種政治鬥爭形式，這種政治鬥爭一擴大緊張起來，合成直接革命之先導；同時我們也不能對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制有所幻想，更不能助長工人群眾的幻想，我們應該儘量利用民主政制來促進民主政制之死亡，而不應該歌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制。我們是要利用民主口號與運動來輔助我們奪取政權的根本目的。民主政制不是我們的根本目的。我們不主張用蘇維埃口號來抵制國民會議口號，同時也不主張用國民會議口號來代替蘇維埃口號，而是要利用國民會議的口號與鬥爭來引導群眾走向蘇維埃口號。我們不反對參加國民黨政府所召集的國民會議；同時也不能對於任何形式的國民會議都認為進步。我們必須大聲疾呼地攻擊軍閥官僚們操縱包辦國民會議，必須盡情揭破他們的欺騙與假冒。我們必須調動全國千百萬下層民眾在民主運動過程中，力爭國民會議之徹底民主化和力爭下層民眾的要求，以反抗國民黨資產階級的軍事專政，揭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假面具，並且打破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幻想，取得廣大的下層民眾，走向革命高潮，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這就是我們前途，這就是我們對於國民會議的態度，也就是我們對於一般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態度。這也就是我們黨在沒有革命局勢的現階段之政治鬥爭的正確策略。

　　〔附注一〕他們所謂中國新的革命浪潮已經成熟，大概是指改組派倒蔣運動之不斷的高漲起來。聽說最近國際又有訓令給中國黨，對於反蔣運動分析說蔣是代表豪紳買辦階級，改組派是代表資產階級。國際為什麼把反蔣運動中這樣的階級分析訓令中國黨，大概他們又要復活和「中國土地革命領袖」汪精衛所領導之在野的資產階級聯盟，來推翻代表豪紳買辦的統治階級，來實現他們所夢想的工農資產階級民主政權吧！可惜不替史大林爭氣的改組派，國際訓令方到中國，他們已經倒臺了，大概中國新的革命浪潮之成熟，又要成問題了吧！

　　〔附注二〕這裡所謂相當的穩定，是就其內部狀況而言；若就全國階級鬥爭的狀況說起來，在無產階級之階級的鬥爭沒有劇烈到動搖資產階級的統治以前，它始終是穩定的。

　　〔附注三〕列寧曾論民主主義說：「『普遍的民主主義』無論在如何資本主義文明國都不存在，所存在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比較中世紀，不用說是高度發展的制度；但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不可避免的要求要從根本改變。」「民主主義之形態，在幾千年的經過中，自從古代發生萌芽，其後每次由一階級交代到另一階級時，都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改變，在古代希臘共和國，在中世紀的諸都市，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民主主義都有不同的形態和不同的程度。」「在俄國的蘇維埃權力，其意義乃是真正的實現勞動階級即占全人口絕對過半數的人們有獲得民主主義的權利與自由之可能。」「馬克思主義者應以爭取國家權力為目的。這一目的不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即平等與自由是決不會實現的。實際上向這一目的引導者，便是蘇維埃權力亦即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

　　（以上均為原注——編者）

　　署名：陳獨秀

　　《無產者》第一期

　　 193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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