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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國際的信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七日)

  國際執委政治書記部:

  中國向忠發、李立三、周恩來、項英等早已緊急地宣佈我為「托洛斯基主義者」、「取消派」、「反革命」、「新工賊」……企圖這樣一次決定我的前途。同時,你們在去年十月二十六日給他們的訓令也就教導他們:「在一切鬥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主義陳獨秀及托洛斯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向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隊伍裡暗藏的陳獨秀派托洛斯基派。」然而現在你們突又來電給我,要我到莫斯科參加你們的會議,專門討論我們的開除黨籍問題,你們這種思想,我很不容易瞭解!

  自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了悲慘的可恥的失敗後,我固親身負過重要責任,一時實感覺無以自處,故經過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個人的反省期間。我雖未能及時徹底認清這個失敗的教訓在找出新的出路,但我本著我親歷的經驗,深深知道這種失敗是過去整個的政治路線之必然應有的結果。然而國際的領導機關卻輕輕地把這個失敗幾乎簡單地歸過我個人。如果這樣便解決了問題,關於我個人當然用不著說什麼;但若以個人的責任問題掩蓋了全部政治問題,掩蓋了失敗之真實教訓,因而斷送革命之前途,其罪實不可恕!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失敗是由於「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的領導」,然而自一九二七年以後直到現在,你們應該已經取消了「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派」而引導中國党於正軌,兩年來事實的經過是怎樣呢?中心的問題就在這裡。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介石在廣東的政變,就應該給我們爭取無產階級獨立地位的一個猛醒,然而我們恰于這時完全屈服於國民黨。四月十二日上海的大屠殺,應該使我們根本改變過去機會主義的路線,然而我們因不容於上海的蔣介石,而轉趨於武漢而求于汪精衛,武漢失敗後,機會主義無出路又轉入盲動,把中國黨從政治上的破產再加上組織上的毀壞。最後,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直接指導之下的第六次大會(一九二八年八月)就應該徹頭徹尾地整理過去革命之真實教訓,肅清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然而它卻受了官僚主義浮面批評之敷衍,仍由留在舊的道路上……機會主義的路線(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及工農民主獨裁)及盲動主義的策略(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因此中國党領導機關現在正忙於政治投機和土匪式的騷擾!

  列寧教導我們在反動時期「革命黨被迫著要完成他們的教育。他們已經學習過進攻(可惜中國黨在過去所學習的還只是投降!),現在應該教他們瞭解這個科學應該由退守的科學來補充……為著戰勝,應該有規律地進攻,有規律地作退守戰」。一個國際的領導,卻在當進攻的時候,教中國黨投降;當退守的時候,教中國黨胡亂地拼命。列寧以布爾什維克在革命失敗後能夠「最整齊地、最少損失他們的武裝,最少損失他們的中心而退下來,」及「經過最不深沏〔徹〕和最容易恢復的分裂,受到最少的頹喪,最能夠重新開始最廣泛的、最規則的及最有毅力的工作」為成績,而國際的領導,卻叫中國党戰至卸甲丟盔一兵一卒都不留——只留下一些雇傭隊。列寧說:「布爾什維克能夠獲得這樣的結果,唯一的乃是因為他們早已無情地揭穿並開除那些口頭的革命家,這些革命家他們固執著不瞭解有時應該退守,應該善於退守,絕對應該學習在最反動的各種議會中,在俄工會協作社中,在救濟會中,及在一切團體(即使是最反動的)中合法的去工作。」(當然列寧並不主張取消秘密工作,他要將秘密工作與公開工作緊相聯繫。)國際的領導,現在教中國黨製造「同盟罷工」,「政治罷工」,「上街打電車」,「鄉村遊擊戰爭」,「蘇維埃的割據」,「公開的赤色工會號召」等等。

  現在中國黨官僚主義,已具小資產階級失敗後憤激的情緒和流氓無產階級的意識深相結合著,黨的群眾基礎已掃地無餘。黨不但不能與群眾恢復聯繫,不但不能領導工人抵禦資本(階級的)進攻而團結其隊伍,並且一味地誇大盲動,在群眾鬥爭中客觀上做了破壞工作,同著資本的進攻雙方對工人進行夾攻!這種情形你們不能說不知道,知道而不能不如是做下去,因為他們現在「首先要反對取消主義陳獨秀派托洛斯基派」!

  中國無產階級必須得到國際之列寧主義的領導,才可順利地達到他的解放之前途,這是必然的,因為你們的蒙蔽與封鎖,直到半年前,我們才得到托洛斯基同志關於中國問題及一切蘇聯問題的文件。從此以後,我們才徹底地系統地瞭解在中國革命中所犯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是真正的根源所在。當你們將革命失敗單獨歸咎於中共中央或「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時,而托洛斯基同志卻早已在你們背後指出真正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也並且予〔預〕言這種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必然遭到的結果。現在這種予〔預〕言已經一步一步由事實證明出來了,可是你們卻把托洛斯基放逐到蘇聯以外,把他交在階級的敵人之手中,即土耳其的蔣介石之手中,其他和你們政治意見不同的大批同志都被監禁和流放,現在又要從中國調我到莫斯科,說是專門解決我的問題,我實不知你們又打算幹什麼。

  我的問題不是簡單的個人問題,而是關於整個的政治問題,我從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中已完全證實五六年來國際的領導是站在官僚機會主義的路線上,尤其重要的就是你們濫用國際的威信及憑藉官僚機關的權力,繼續維持這種路線,不惜破壞一切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的原則,不惜惡劣地修改馬克思主義的基石,十月革命的根本方法,列寧主義的戰術主要教訓。關於中國問題中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一)將來第三次革命的政權是工農民主獨裁,還是無產階級獨裁?(二)目前的任務是直接準備武裝暴動,還是提出過渡時期的政治口號(如國民會議)作民主的鬥爭?你們因未得到機會主義失敗的教訓,來認清革命發展中階級關係的轉變,因而你們在未來革命政權上所得到的結論是工農民主獨裁;因為未得到盲動主義失敗的教訓,不承認上一次的革命早已完結,因而你們在目前直接任務上所得到的結論是準備武裝暴動和鄉村遊擊戰爭。這樣你們在總的政治路線上是要把革命拉向後退;在目前鬥爭的策略上是破壞群眾革命運動的發展。關於這些根本問題,我和你們實有不可調和的不同意見,我及我們意見相同的同志所發表的政治意見書,不久你們當可以看見。這些根本問題不能解決,便沒有別的問題可解決。但這些根本問題決不是調我個人到莫斯科便可解決的,而且這是官僚的辦法。

  政治問題,尤其是涉及世界革命命運的問題,應該從黨內公開的討論來解決。托洛斯基同志關於中國以及整個國際問題的許多文件,你們不肯正式公佈於各國支部加以討論,駐中國的國際代表會以開除黨籍當面威嚇我,禁止我發表政治意見;中國黨中央仰承你們的意旨不允許把我屢次所提出的政治意見交付黨內討論,只憑他們片面造謠;同志中有提出疑問的,立即被指為「暗藏的陳獨秀派」,開除出黨——這樣便算解決問題嗎?你們如果有誠意解決問題,你們備有一切權力與方法,否則一切問題都只有憑世界無產階級的命運一道去解決。

  獨秀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七日《無產者》第二期

   193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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