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蔣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講|陳獨秀

評蔣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講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我們對於蔣介石總司令三月七日在南昌總部之演講，有佩服的地方，也有懷疑的地方。

　　佩服的地方是：他毅然承認「現在我們國民政府同中央黨部已經遷到了武漢。」從此政權統一，民眾不至感覺於武漢國民政府之外還另有一國民政府而莫名其妙，軍閥亦無法利用革命政權不統一而企圖操縱；從此黨權統一，所有國民黨黨員不至於感覺得有武昌、南昌兩個中央黨部而無所適從了。這兩件事，都于國民革命之進行，非常有益。

　　懷疑的地方是：他此次講演，雖然對於放棄聯俄政策和南北妥協這兩個流言有所聲辯，可惜他聲辯的內容反證明瞭這些流言至少一半是事實。

　　「凡是以平等待我的國家，我們都可以和他們聯合」，這只是我們一般的外交原則；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卻根本不是這樣。中山先生聯俄政策之根本精神有二：（一）是要效法俄國式的革命，這句話中山先生不但在公開的演講中說過，給蔣介石私人的信中也說過；（二）是相信「自歐戰以後，俄國人自己推翻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的國家，變成新社會主義的國家……把從前用武力的舊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這種新政府，不但是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強扶弱，主持公道。……俄國革命以後，斯拉夫民族生出了甚麼思想呢？他們主張抑強扶弱，壓富濟貧，是專為世界上伸張公道打抱不平的。土耳其在歐戰之前，最貧最弱……各國更想把他瓜分，土耳其幾乎不能自存，後來俄國出來，打抱不平，助他趕走希臘，修正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到了現在，土耳其雖然不能成世界上的頭等強國，但是已經成了歐洲的二三等國；這是靠甚麼力量呢？是全靠俄國人的幫助。由此推論出來，將來的趨勢，一定是無論那一個民族或那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的或委屈的，必聯合一致去抵抗強權。」（見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第一講）中山先生毫無疑義的肯定了俄國已經不是有侵略各國野心的帝國主義者，並且肯定了俄國能夠抑強扶助，弱者自強起來也全靠俄國人的幫助。實際上中國革命軍得到俄國人的實力幫助，決非一般國際關係上什麼平等待遇所能有之事，這件事蔣介石應該比國民黨任何軍事領袖都知道清楚。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是建築在上列兩個根本精神上面，是以革命同志的精神而聯俄，是以革命民族聯合的精神而聯俄，決不單是建築在一般國際關係上什麼平等待遇上面。

　　可是蔣介石現在說：「為什麼要聯合蘇俄，就是蘇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國……不僅日本，無論哪一國，如其放棄帝國主義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國的時候，那麼，我們對他們，如同對蘇俄一個樣子，未始不可以聯合的。……我們聯合蘇俄為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這意義上頭，所以就要聯合蘇俄；若蘇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別個帝國主義一樣壓迫我們的時候，我們也是象反對帝國主義一樣的反對他們。」這些說話，若出諸普通商民之口，不但不算說錯，而且很公道；國民黨軍事領袖說出這樣的話，在革命政策的立場看來，分明是把中山先生的聯俄精神根本放棄了！因為他這些說話之根本態度是把蘇俄看做其他強大國家一樣，不曾肯定的把他看做是革命同志，不曾堅決的把他看做是革命民族。

　　西山會議派之反對聯俄，人所共知；然而他們也不是明言放棄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也是說：「吾人嘗以『平等待我』為民族間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則不唯非友，甚至為仇。」又說：「吾人於此絕不貿然將蘇俄列諸其他帝國主義之林，一反聯俄政策；亦絕非盲目的以蘇俄之言動皆善，而違反聯俄政策之本義。」（均見西山會議派上海大會宣言）蔣介石的說話，與他們的見解何異？他們同樣不認識蘇俄是革命同志是革命民族，把他和別的強大國家一樣看待，今天說：「只要聯俄以平等待我，我們對總理聯俄政策無論如何不能更動的。」明天便會附會一二不平等待我之口實而更動了！所以東方社十六日九江電稱蔣介石最近在南昌演說，曾明言「俄國如以不平等對付吾人，則我等自有對之之道也。」報載蔣之演講詞中雖未明見此語而奔走撮合南北妥協之日本帝國主義者自然能夠察知其弦外之音。

　　蔣說：「我們聯合蘇俄，並不是聯合蘇俄一個代表，我們是聯合蘇俄全體的人民。」可是張作霖逼走加拉罕，又何嘗不是說只是反對加拉罕個人而不是反對蘇俄全體的人民。

　　所謂「全體人民」只是一個抽象名詞，並不是一個具體的表現，所以人們往往欺負他不能夠具體的站出來說話，可以任意利用他。國家主義派主張全民革命，便等於不革命。英帝國主義派兵到中國，也是說合乎中國全體人民的願望。蘇俄全體人民不能通同來到中國幫助中國革命，除了政府的代表或党的代表，更有何種形式可以表現實際的聯合呢？

　　如果蘇俄代表真有壓迫國民黨領袖或侮辱國民黨的行動，不但國民黨全體中央委員會起來反對（何以最近黨中央全體會議並未曾提及此事，只有蔣一個人感覺著？）即中國共產黨亦應該向代表嚴正警告，甚至於請求蘇俄另換代表。若僅僅是因為蘇俄代表主張汪精衛複職，若僅僅是因為蘇俄代表在國民黨的宴席上勸告勿抑制工農運動，便以為是壓迫國民黨領袖和侮辱國民黨，則壓迫國民黨領袖侮辱國民黨者還有百數十萬國民黨黨員和廣大的民眾，不只是蘇俄代表。

　　北方的張總司令方宣稱因蘇俄代表輔助國民黨而逮捕其家屬，南方的蔣總司令則宣稱蘇俄代表侮辱國民黨而欲加以驅逐，所持理由雖不同，而反對蘇俄之事實則同，此或即佐分利所謂「發見南北妥協點」，趙欣伯所謂「南北政策相同」之一！

　　複次，南北妥協共同反赤之說，自正月到現在已經兩個多月，各報一致宣傳，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通信社——東方社與電通社，幾乎每日都有此類消息，東京、北京的日本報紙更是言之鑿鑿，難道蔣總司令都一向不曾知道，何以對於自身關係之事截至本月十二中山先生紀念日告黃埔學校同志書中，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通信社及報紙之宣傳都無一字聲辯？一則曰，「在武漢的黨員還要造出這種謠言」，再則曰，「他們在武漢的卻天天製造謠言」，其于告黃埔同志書中亦說是「造謠煽惑」、「後方搗亂」，並謂：「若中正堅持革命不肯放棄一日，則中傷者之作用亦將一日不止。」又謂：「彼挑撥是非之徒，意在破壞國民革命軍。」其實，如果是謠言，如果是中傷，則造謠煽惑、中傷搗亂以圖破壞國民革命者，不是在武漢的黨員，而正是蔣介石現方表示親近的奔走牯嶺、南昌、北京鼓吹南北妥協之日本政黨及東京、北京的日本通信社及報館。最近日本人的《上海日報》非常得意的大字登載十七日九江電：「南昌派高唱親日政策，否認全體會議之議決，決定解雇鮑羅庭。」不向日本帝國主義的通信社及報館聲辯，而只痛駡自己的同志，這是絕對無益的事。

　　奉、魯軍不是整個的，幾等於奉直軍不是整個的，這是人所盡知，魯軍即盡失其地盤，亦非奉張所深惜。北伐軍東下擊破魯軍，自是革命勢力更進一步之發展，尤為東南人民所歡迎；然而執此以為東報宣傳對奉妥協、南北攜手對赤之反證，則殊嫌未足。

　　有人以為李寶章、畢庶澄等時有與南軍談判之事，靳雲鶚、陳調元顯已歸附南方，所謂南北妥協，不過如此。此言亦太滑稽了。北方將領歸附國民政府，吾人自可儘量容納；而國民政府的軍事領袖提出政治上的讓步條件如東報所傳者，向北方軍閥首惡謀妥協，這是與北方將領歸附國民政府為同樣的革命勝利之榮譽嗎？

　　奉天軍閥在人心上，在軍紀上，在財政上，已到了旦夕潰敗的運命，不但北方革命的民眾，即一般商民甚至於官僚，都發出「盼望赤軍速至」的呼聲；而赤軍領袖若忽然為日本帝國主義所誘惑，與垂危的奉天軍閥謀妥協，以延其殘喘，使肅清軍閥的大業功敗垂成，這豈非革命史上一大錯誤，並且是一大污點！所以我們的責任，不是盲目的掩飾此時沒有南北妥協的運動，而是誠懇的要求國民革命軍的領袖蔣介石總司令，立刻在言論上在行動上，證明所謂南北妥協共同反赤，的確是日本帝國主義造謠煽惑、挑撥是非、中傷搗亂以破壞中國革命的陰謀！

　　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一九二期

　　 1927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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