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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與民眾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鄧演達君說:「此時只是軍事的勝利,尚未達到政治的勝利。」孫科君說:「從前的軍隊不能夠與民眾結合,不能夠為民眾的武力,所以會失敗。……革命的勢力就是民眾,尤其是在中國的情形看來,須要使農工及其他各界的民眾完全瞭解革命的意義,然後國民革命才有成功之望。」這些真是革命領袖的說話!

  怎樣才是政治的勝利?必須民眾瞭解革命是于他們有利的,革命的勝利就是他們的勝利,起而擁護此勝利,幫助革命黨革命軍推翻一切反革命的勢力,擁護此革命政權,這才是革命黨之政治的勝利;並不是單靠軍事的勝利,趕走敵人,占住政治機關,革命黨做了官,便算政治的勝利。

  怎樣才能夠使民眾瞭解革命是于他們有利的呢?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決不是什麼空口宣傳主義可以收效的。民眾所認識的是事實,所感覺的是切身問題,離開他們的切身問題,離開事實的主義,不會真能使他們相信;反之不兌現支票式的宣傳,會使他們發生反感。只有由革命而給他們以切身的利益,他們才真能瞭解革命於他們有利益,他們才真能自動的為擁護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擁護革命,不是為革命而擁護革命,更不是為革命黨而擁護革命。

  革命黨是革命的民眾之最急進的先鋒,有時自不得不指導民眾,革命的民眾也自然有受革命黨指導的必要,也自然有為革命而犧牲自身利益的必要;可是如若我們革命黨侈然自大的向民眾說:爾等民眾須受本党的指揮,由本黨管理,爾等民眾須為我們的革命犧牲你們的利益,則民眾將不明白我們想幹什麼。拿這樣的態度對待民眾,如何能夠得到民眾!

  至於有一班人,終日坐在書齋裡,永遠不肯屈尊到民眾中去而與民眾為伍,不懂得民眾的疾苦是些什麼,反而大喊「工會是流氓」、「農會裡有土匪」、「我們黨人是坐轎的農民是抬轎的」這類怪話。這樣的大人先生們如果想得到民眾,更是等於想坐火車到日本去。

  就是能夠屈尊接近民眾的人們,若是用得著時便極力拉攏民眾,用不著時便說一聲再會;或者是以為對民眾的態度在朝時應和在野時不同;這種人雖然能欺騙民眾于一時,到了他們的真面目顯露於民眾之前,自然要失去民眾,並且永遠失去民眾,因為民眾只能夠被欺騙一次。

  真正的革命主義者,對於實際所許可的固然不肯輕讓一步,同時對於實際所不許可的也不願意亂進一步,民眾若有時超過實際可能的幻想,領導民眾的革命黨便應該努力向民眾解釋,領導他們從幻想的迷途與危險陣地到能夠實際爭鬥的戰場,民眾所需要的是這樣知己知彼、知進知退、能征善戰的先鋒,而不是跟著民眾後面亂跑的尾巴主義者。因此,凡是一個真正的革命黨,不分在野在朝,對民眾應該取這樣真誠的態度,並不是在野時便可以故意向左一點,任意發出些不負責任的支票以取悅民眾;一旦在朝便向右轉,另擺出一副面孔,以前發出的支票一概不兌現或者大打其折扣。所以革命黨應該始終以民眾的真實利益為前提,萬分不應該以自己在朝在野為前提,致前後易其態度,或者是一個党分在朝在野兩樣態度,一個黨前後兩樣態度或同時兩樣態度,無非都是欺騙民眾,欺騙民眾者終於不能得到民眾。

  古代帝王欲得民心尚須行點什麼仁政,況在現今民主主義時代,想得到民眾,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須屈尊到民眾中去(不可坐在書齋裡罵工會是流氓、罵農民是土匪);第二須與民眾為伍利害與共(不可疑懼民眾運動的高潮會危害他的政權);第三須始終一致為民眾利益奮鬥(不可取在朝在野不同的態度)。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自然不得不需要現成的武力;可是現成的武力若不與民眾結合,不得到民眾的擁護,也不能夠成功一種革命的武力,並且這種離開民眾的武力,很容易走到反革命,不會成就革命,即或勉強一時獲得軍事的勝利,也終於不能保此勝利。所以,「武力與民眾結合」真是中山先生留給我們不可磨滅的革命鐵律!

  許多事實告訴我們:國民軍的軍隊實力強過北伐軍,然而前者因為是單獨的軍事行動在北方失敗了,後者因有南方廣大的民眾運動為聲援,帝國主義者至今不敢輕於直接壓迫。一九一一年(辛亥年)中國的十月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在軍事上都算是革命成功,然而俄國的革命給了工人農民的政權,給了工人農民的土地與自由,因此得了工農廣大的民眾之擁護與援助,克服了一切反革命的勢力,不但得了軍事的勝利,而且達到了政治的勝利,因此才能夠保住了革命的勝利以至於今。反之中國的辛亥革命,固然未曾想到工人農民這群下等人在革命中會有什麼作用,即當時全國上等紳商所奔走呼號的權利收回(鐵路、礦山等),革命黨人亦以苟安在「不侵犯外人權利以免多自樹敵」的理論之下忽視了,中山先生提了一提「平均地權」,右派黨人便群起堵住他的嘴,說他發瘋了;因此,以袁世凱為中心的一切反革命勢力,看清了孤軍獨戰的革命黨沒有一點民眾的後援,他們才敢於乘虛進攻,一面拿金錢官位軟化了一批又一批革命黨中所謂穩健分子所謂溫和派,一面以「和平」、「統一」等口號束縛了革命黨一切活動,以「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口號根本取消革命黨的組織,其結果革命軍隊和國民黨一概被袁世凱解散了,辛亥革命的軍事勝利成了南柯一夢!

  現在革命軍和民眾的關係是怎樣?北伐軍確是遵守中山先生「武力與民眾結合」的教訓而獲得勝利了。可是革命勝利以後,尤其是九江、南昌的軍事勝利以後,革命軍和民眾的關係漸漸有了一點危險傾向。

  我們還未曾聽到革命政府有正式壓迫民眾的舉動,除了廣東;我們並且知道革命政府現在還做了些幫助民眾運動的事,尤其是在湖南、湖北。可是同時,反工農運動之聲,到處都可以聽到,尤其是在一些軍事當局中和財政當局中。在右派分子中更不用說,因為反工農運動本是他們的三大政綱之一。工農本是最受壓迫的民眾,現在雖然稍稍動了一動,並未曾翻過身來,更說不上抬起頭來,便有人大喊「工農運動太過火了」。並且有人以為現在的工人、農民是強者,資本家、地主是弱者;又說什麼工農是壓迫階級,資本家、地主是被壓迫階級。這好像外國人可以任意屠殺中國人,中國人動了外國人一根毫毛,便有人大喊野蠻;又好像滿洲皇帝屠殺過無數漢人和革命党,革命黨人殺幾個滿洲人或者是取消幾條優待清室條件,便有人大喊暴民專制;都同樣是世上不平的事!

  有人說:工人這樣罷工,我們的兵士也要學步了,我們也要代兵士說話了;有人說:工農運動開罪于資本家、地主,我們的財政因此陷於困難;更有人說:工人這樣罷工,民眾這樣做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使我們外交陷於困難。這都是反革命的傾向!

  在廣東,民團、劣紳和縣長、駐防軍勾結起來摧殘農會屠殺農民的事,近來更加厲害(參看一八三期本報廣州通信);在解決工商糾紛條例中,居然有了「仲裁委員會之判決絕對有效由政府強制執行」的規定,實質上即是絕對禁止罷工;甚至於農工商學聯合會也陰受阻礙,連漢案對英示威大會也被明令制止了!

  在湖北,「革命軍可敬,革命黨可殺」、「工人運動太放任了,非管理不可」這類怪話都放出來了!

  同時,在帝國主義和奉天軍閥方面,「可與國民黨中的穩健分子溫和派合作」的空氣,也放出來了!

  情形頗和辛亥革命勝利後相似,這是何等的危險傾向!

  欲援救此斷送革命之右傾的危險,欲保持革命的勝利,欲革命運動向前發展,只有繼續遵守中山先生所留下的革命鐵律:「武力與民眾結合。」

  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一八六期

   1927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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