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報告|陳獨秀

政治報告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特別會議）

　　此次會議的政治報告，主要點還是關於國民黨問題。因為自江西戰爭勝利之後，我們與國民黨的關係又發生許多新的變化，我們有重新討論之必要。國民黨問題不是很簡單的，是牽連許多別的政治問題的，所以國民黨問題，可說就是全般政治問題。國民黨問題之要點乃是一個民族革命中聯合戰線問題，也就是一個整個的民族革命問題。我們先說這個問題的歷史方面：

　　中國的民族革命聯合戰線，是一九二二年國際第四次大會討論東方問題時決定的策略。這個策略決定後，至一九二五年「五卅」才廣大的實際應用出來，此時民族的聯合戰線，亦即所謂「赤的聯合戰線」。五卅運動之成功，就是民族聯合戰線之成功。當時這個戰線非常擴大，自工人以至軍閥莫不加入這個戰線（當時張學良、孫傳芳等都通電響應，捐款援助），一時民眾勢力非常發展。但同時反赤的聯合戰線即英、日、張、吳的聯合戰線也隨著形成起來。他們的目標便是討滅南赤、北赤，結果反赤的聯合戰線成功，赤的聯合戰線失敗，如北方國民軍之失敗，北方的「三一八」大屠殺，南方的「三月二十」，就是反赤的聯合戰線成功，赤的聯合戰線破裂之表現。

　　自三月二十至七月四日為反赤運動最盛時期。自七月四日國民軍退出南口，反赤的聯合戰線開始分裂，不能繼續。奉系軍閥在北方得勢，不但奉、直發生利害衝突，英、日兩帝國主義亦因此在北方失了勢力之均衡。並且奉系內部直系內部也有衝突，如奉系新舊派之爭，直系吳、靳之爭等，這都是不可調解的利害衝突。軍閥內部帝國主義間都如此衝突，反赤聯合戰線遂完全破裂。同時赤的聯合戰線，自北伐以來又漸漸恢復以至擴大，自工農以至資產階級紳士，甚至一些小軍閥，均有聯合於此戰線之勢。如江蘇紳士說：「赤化並不可怕，只有綠化真可怕（指綠林的奉系軍而言）。」上海大商人主張聯合工商界以解決上海問題；蘇、浙、皖的紳士商人組織三省聯合會；上海的工商學各團體組織市民公會，共同反抗奉魯軍南下。但最近九江、南昌攻下之後，這個赤的聯合戰線又有發生危險的傾向。這個危險傾向的由來：一因江西戰勝後，軍事勢力有離民眾而往右走之傾向；二因工農運動之發展，使資產階級恐懼；三因帝國主義改用新的分離政策；四因我們之失策。茲分述如下：

　　（一）帝國主義之分離政策——軍事的勝利和民眾運動的高潮，使帝國主義者不能不認識南方的革命勢力已不可以強力去消滅，惟有用軟的方法去和緩。即最頑強的英國在天津會議後，亦不得不暫時停止以前「打」的政策，代以「拉」的政策。即是帝國主義者開始對國民政府表示讓步，將來或可提出比「五卅」更多的讓步，以換取他們所需要的條件：（1）保留大部分不平等條約；（2）離開蘇俄；（3）禁止工潮等。用這些條件拉著國民政府向右走。同時帝國主義者在另一方面，複想拉著大商買辦階級為他壓服工潮的工具，公開的在漢口英文報□報上勸中國商人應與外國資本家合作對付工潮。這是赤的聯合戰線第一個危險傾向。

　　（二）國民黨之右傾——國民黨中的一般遊移分子，自湘、鄂工農運動之突起，即因恐怖而表現右傾。尤其是在武漢工潮中，他們以為武漢、江西取得之後，行動便當和平些，不然已得的勝利恐怕就會保不住；同時又以為北伐的勝利，民眾勢力都握在C．P．手裡，如果民眾勢力太發展了，這是C．P．勢力的發展，因此更加以限制。他們這種右傾的表現，不是現在始，在十月聯席會議前就如此。聯席會議的結果，表面是左派勝利，實際議決自議決，實際掌握政權的蔣介石，執掌黨權的張靜江、丁維汾等浙江派山東派，均藐視決議案而日行其右傾政策毫無所顧忌。現在大部分政治軍事勢力握在右派手裡，在後方李濟深日事壓迫工農運動，甚至縱容部下殺戮農民運動者，他不但主張限制工農運動，即對工農商學聯合會的運動他也反對。至於前方的蔣介石，言論雖左，實際行動仍然表示很右，最近表示「鄉村農運可做，城市工運則當停止」。右派對於反帝國主義的運動雖尚未公開的阻止，但實際上急欲緩和工農運動以取得帝國主義者承認國民政府。他們不想以革命的爭鬥取得統一中國的政權，而想由帝國主義的承認以取得統一中國的政權，這本是國民黨的傳統政策。丁維汾說：「現在北伐要緊，我們應該停止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柏烈武說：「列強有承認國民政府的意思了，我們應該停止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免生阻力。」這是赤的聯合戰線之第二個危險傾向。

　　（三）商人的恐慌——北伐勝利後工人組織勃起，經濟罷工遂一發而不可遏止，尤其是久受壓迫〈的〉武漢工人，這樣不但引起大商人的恐慌，尤其是一般中小商人因手工業工人店員之罷工，更是無法應付。中小商人素來受帝國主義者軍閥及大商人三層剝削，現在更加上工人店員罷工，經濟瀕於破產，因此他們自然很容易站到大商買辦那邊也反對工人，這是赤的聯合戰線第三個危險傾向。

　　（四）我們党中的「左」稚病——我們同志中「左」稚的現象約有數種：（1）看不起國民黨。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傳統思想，尤以粵區同志為甚，有人曾說：「國民黨自三月二十以後，已經死了，五月十五以後，已經臭了，我們還把這臭死屍抱在懷裡做什麼？」可是北閥軍事的勝利所給北方軍閥及民眾運動勃興之影響，仍然證明國民黨還不是一個臭死屍。（2）包辦國民黨。許多好的國民黨分子說：「我們不反對C．P．赤的政策，所反對的是C．P．處處把持國民黨的工作。」這就是我們同志包辦的反響。這種包辦不一定是有意的，但包辦的結果，一方面沒有國民黨，一方面也沒有C．P．了。（3）包辦民眾運動。我們不但要包辦國民黨，並且要包辦一切民眾運動，三月二十、五月十五以前在國民黨內包辦，現在更在國民黨外包辦。包辦的結果，國民黨沒有群眾，左派的群眾和左派領袖隔離了，於是左派未能有力的形成。沒有一個有力的左派和我們合作向右派爭鬥，其結果自然只有我們單獨的領導群眾和右派的軍事政治勢力直接衝突，在形式上直是C．P．和K．M．T．衝突。在現時，這種衝突正是帝國主義者所需要的，而非民族革命的聯合戰線所需要的。（4）否認左派存在。這種完全否認左派的思想，特別粵區的同志最厲害，他們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至於左派呢，亦沒有這回事」。還有鮑同志以為真能解決農民問題，只有解〈決〉土地問題；因此他說：「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才是真正左派，現在國民黨中無左派。」這是一種新奇的邏輯！否認左派的結果，我們只有兩條出路：一是與右派合作，一是退出國民黨而領導群眾和國民黨衝突。這兩條出路都要不得，我們的出路只有留在國民黨中聯合左派和右派爭鬥。鮑同志這種錯誤見解的原因：一是所定左派的標準太高；二是忽略了中國目前爭鬥的問題。中國目前的爭鬥是要繼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和反軍閥土〔地〕主劣紳土豪的民主運動。在國民黨中誰完全贊成這兩個運動的就是左派，否則便是右派。因為國民黨的左派必須是民主主義者，若只贊成反對帝國主義而不贊成反對軍閥、地主、土豪劣紳的人，便是封建主義者，當然是右派，這種右派分子，在國民黨重要人物中還非常之多。解決土地問題，當然是對地主土豪最後的打擊。可是目前中國大多數農民群眾所爭的還是減租減息，組織自由，武裝自衛，反抗土豪劣紳，反抗苛捐雜稅這些問題，而不是根本的土地問題，他們都還未能直接瞭解到這個根本問題。我們在宣傳上自然可以由目前爭鬥的這些問題，引申到根本的土地問題。若是馬上拿農民群眾還未能直接瞭解的土地問題做爭鬥口號，便是停止爭鬥；若是拿贊否解決土地問題做國民黨左派標準，自然是沒有左派。減租減息等目前的爭鬥，在農民群眾中，比解決土地問題更是迫切的要求，贊助這些要求的國民黨左派之已經存在，比希望有一個贊助農民解決土地問題的左派出現，更合於事實。因為想像未來更左的一派而否認現在的左派，便等於專候下禮拜吃魚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維持生活看做不必要。（5）誤解黨的獨立。我們的黨之獨立，是指獨立的政治宣傳和黨的組織，而不是說在現時一切實際政治爭鬥都應該獨立行動，不與國民黨合作。有些同志這樣解釋党之獨立，所以往往幻想組織工、農、商、學一切群眾在我們直接領導之下，包辦一切民眾運動而不必與國民黨合作。北京、湖北的同志都有這種思想，尤其是在廣東的同志，他們更加上否認左派之存在，自然會發生「我們當然站在民眾一方面與政府對抗……民眾與政府的衝突中，亦即表現出整個的C．P．與國民黨的衝突」這種錯誤觀念。這種離開國民黨的左傾錯〈誤〉，和以前不想發展黨的組織，幾乎沉沒在國民黨中的右傾錯誤，對於黨是同樣的危險。（6）應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在長沙，在武漢，我們都沒有經過國民黨把手工業工人店員和中小商人的關係弄好。尤其在武漢，有些手工業工人店員的過高要求，逼得中小商人和總商會合作反對工會。至於未能制止糾察隊對於商人之脅迫和侮辱，更是萬分不應該繼續的現象。這是赤的聯合戰線第四個危險傾向。

　　以上四個危險傾向匯合起來，隨地隨時都會使聯合戰線破裂。此時破裂之可能性已異常嚴重，我們急應努力進行以下各項挽救的策略：

　　（一）防止黨外的右傾，同時反對黨內的「左」傾，以鞏固赤的聯合戰線。這種「左」右傾距離日遠，是破裂一般聯合戰線及國共兩黨關係之主要原因，帝國主義之新政策和商人之恐慌還在其次。我們固然不幻想這種「左」右傾的距離能夠相近而至於零，我們必須注意聯合戰線之鞏固的程度，乃以這種「左」右傾的距離遠近為正比例。

　　（二）督促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實行「武力和民眾結合」的口號，對內繼續民主的統一爭鬥，即推翻都市中封建的軍閥政權，推翻鄉村中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紳政權之爭鬥；對外繼續獨立平等的爭鬥。在過去的經驗，國民黨每次得到一點軍事勝利，便馬上向敵人妥協而右傾，而失敗，現在的右傾大部分也是為了要與敵人（帝國主義者及國內封建勢力）謀妥協。要挽救其現在的右傾，惟有繼續爭鬥，惟有督促其實行武力與民眾結合繼續向敵人爭鬥，才能挽救民眾日益向左，武力政權日益向右之危險的現狀。

　　（三）維持國民黨軍事首領勢力之均衡。有些同志主張國民黨的軍事勢力應該集中，這是一個幻想。國民黨的軍事勢力集中，不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國民黨的軍事勢力集中與反動局面之促進必成為正比例，軍事勢力越集中，反動越大；集中越快，反動來的也越快；集中在誰手中，誰就先反動。這乃是國民黨之黨的威權不能制裁軍事首領的必然結果，也可以說是民主主義不發達的國家的必然運命。

　　（四）擴大民主主義的宣傳。以前的宣傳都集中在民族主義一方面，這種簡單的宣傳運動，每會為軍事獨裁者所利用。現在為抑制軍事獨裁的局面之向前進展及向右反動，必須開始作民主政治的宣傳和運動。抽象的宣傳民主主義是不夠的，必須指出必須實現國民會議，省民會議，市民會議，鄉民會議，城鄉政權歸人民，才是民主主義的政治之具體的表現。更須切實說明凡是民主主義的政府，必須向左站在民眾方面，給民眾以充分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抗租之自由，而不能向右站在帝國主義、大商買辦、地主、土豪劣紳方面壓迫工農運動。尤須珍重說明，此時的農民運動，正是幫著民主主義的政府向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紳進攻，正是為〈民〉主主義的政府掃除其敵人，鞏固政府的基礎，而不是加害於政府。民主主義的政府不應該援助他自己的敵人（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紳），壓迫他自己的幫手（農民）。

　　（五）改善我們和國民黨的關係。一切群眾組織和運動，盡可能的和國民黨合作，尤其要援助左派的勢力發展，使左派領袖獲得群眾，努力在小資產階級（農民、手工業工人、店員、學生、小商人）的群眾中發展左派的國民黨組織，竭力援助左派達到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勝利。這一政策我們從今天起即須開始工作。右派早已著手活動，派人到各地集合他們的勢力，甚至於拉攏西山會議的分子、工賊及一切反動分子入黨做他們的群眾，以備第三次全國大會與左派競爭。第三次全國大會如果勝利從於右派，則國民黨的聯俄聯共政策及對工農運動的態度，必更有大的變動，這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

　　（六）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衛為領袖的文人派政府。軍事首領不任政府的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須在政府管理之下，以減少國民政府之軍事獨裁的性質與形式。

　　（七）確定我們對於中小商人的政策。我們此時對於中小商人的政策非常困難，因為各地手工業工人及店員對於廠主店東之罷工，乃是小資產階級當中的利益衝突，兩方面都是民族的聯合戰線中所需要的，我們勢不能偏袒哪一方面，而又不能中立，我們只得採取下列政策：在消極方面，努力向店員工人解釋，不便向廠主店東提出他們經濟力限制以上的過高要求，更不可輕取罷工手段，尤其在日常生活品的商店（如米店，柴炭店，油鹽雜貨店等）；在積極方面，加緊聯合戰線的必要之宣傳，工人援助商人對於苛稅苛捐及市民自治的爭鬥，謀全市面的經濟枯竭和金融恐慌之救濟。只有這些方法，才多少可以和緩小資產階級間的衝突，以鞏固聯合戰線。

　　未署名

　　1926年12月13日

　　根據中央檔案原油印件刊印轉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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