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武力|陳獨秀

革命與武力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反對「革命要有武力」，這種人不是糊塗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國家任何性質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為被革命的統治階級都有強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統治階級如果沒有武力，當然不會成功。

　　尤其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眾的勢力還未充分組織起來，需要軍事行動更多一點；並且很難從軍閥的武力時代馬上跳到民眾的武力時代，中間會要經過武力與民眾合作時代。這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那個願意這樣辦，這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階級高壓政策特別嚴重，革命的民眾不容易得著武裝；在另一方面，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民眾的革命運動潮流高漲到相當程度，國中軍事領袖當中，有些和當時的統治階級利害不一致的部分，在民眾革命運動的高潮中，便會走向民眾方面，與民眾合作。現在的中國就是這樣。具體說起來，南方的北伐軍和北方的國民軍，都確已走上了武力與民眾合作的道路。

　　可是在現時武力與民眾合作之中途，我們還未可過於樂觀，而忽視了可能的危險。危險是什麼呢？就是現時所有與民眾合作的武力，都能夠合作到底，並且還能夠進一步變成民眾的武力；或者是合作不能到底，有些仍舊要站到反民眾利益的階級（軍閥、買辦、地主、士紳）那邊去。

　　要免除這個危險，民眾和革命旗幟下的軍人，兩方面都要注意。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民眾運動發展之速度，遠不及軍事的發展；這種狀況若繼續下去，很容易使軍事勢力右傾，甚至於離開民眾，形成新的軍事獨裁政治，這是民眾方面所應深刻注意的事！

　　在軍人方面，單是口頭上說自己是革命的，即或志願上自己的確是要革命，這樣都還是不夠，真正革命的軍人，必須有兩個條件：（一）須懂得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中，革命的軍人和反革命的軍人在實質上究竟是怎樣的不同？（二）須能夠服從民眾的和黨的制裁。

　　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是怎樣呢？一方是被剝削壓迫階級的民眾——工人、農民、商人等要求民主政治；一方是剝削壓迫階級的帝國主義者、軍閥、買辦、地主、士紳等，要維持封建的軍事獨裁政治；代表後一階級利益的軍事勢力當然是反革命派，革命的軍人應該站在前一階級利益上面。帝國主義者利用軍閥、買辦掌著中國城市政權，做他們剝削壓迫中國民眾的工具，複利用買辦勾結鄉村的士紳、地主掠奪中國的礦山，吸收中國的賤價原料；軍閥利用買辦（商會領袖及銀行家）在城市剝削工人、商人，利用地主、士紳在鄉村剝削農民，以供給他們的軍餉；因此，可以說軍閥、買辦、地主、士紳，同樣是帝國主義者剝削壓迫中國民眾的三個工具。革命旗幟下的軍人，若只知道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在實際行動上，不能力助工人、商人反抗大商買辦之剝削與壟斷，不能力助農民反抗地主、士紳之剝削與鄉村政權，則不但依然做了帝國主義的工具，而且保護了軍閥勢力在城市和鄉村的基礎，這樣如何算得是革命的軍人？這樣如何算得是武力與民眾合作？

　　每個有兵權在手裡的人，若不能夠受民眾的或黨的任何制裁，都有變成軍閥和形成軍事獨裁政治之可能，此吳稚暉先生所以有「有軍必閥」之歎。我們或者可以承認現時方與民眾合作的軍事勢力，即不幸也形成軍事獨裁的局面，他們的軍事獨裁比北洋軍閥的軍事獨裁總要開明一點。可是這種較開明的軍事獨裁，至多只能造成統一的中國，決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國。並且在任何軍事獨裁的局面之下，都有培養貪官污吏之必然性；這是因為軍事獨裁局面之軍事首領，不受民眾或黨的任何制裁，擁有無上威權，因此以「反對派」三字杜絕一切聞過之路，於是左右一班宵小與夫鄉黨故舊得乘機以小人之愛捧此軍事首領，只需蒙蔽此首領一人之耳目，便不妨放膽的貪贓枉法，無所忌憚，非至激成眾怒危害此首領不止。在這樣貪官污吏橫行無忌和民怨沸騰的局面之下，還說得上什麼民主，什麼革命！？然而不受民眾的或黨的制裁之軍事獨裁，其結果必至如此，這是無可避免的公例！

　　我們還記得辛亥革命時，有「軍人出頭」的呼聲，並且把軍字寫作「　」，許多官廳公文中都是如此，其結果怎樣呢？我們又記得國民黨在廣東驅逐陸榮廷、莫榮新的勢力後，洪兆麟在陳炯明宴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席上，乘醉伏在桌旁東倒西歪的說：「廣東是老子打來的！廣東是老子打來的！」其結果又是怎樣呢？現在我們雖然未曾聽見「湖南是老子打來的，湖北是老子打來的，江西是老子打來的」，這等怪話，卻有了「軍人革命論」這樣的不祥之聲！並且有些青年軍人時常拿武力萬能的觀念，干涉一切社會事件，雖然是善意的。這樣不祥之聲，這種武力萬能的觀念，都足以促成軍事獨裁的局面之開展。

　　真正有覺悟的革命軍人，如果想想軍事獨裁對於民主革命的危險，如果願意考查已否因此使革命根據地貪官污吏化，便應該放棄軍事獨裁的野心，誠意的與民眾合作，尊重民眾的意見而受其制裁；至少也要受黨的制裁，以免流為個人的軍事獨裁。每個革命党的軍人，都不可單看自己是一個軍人，必須看自己是一個有武裝的黨人，雖統率十萬大軍的總司令也應該如此。每個革命党的軍人，都應該尊重黨的威權在軍隊的威權之上。如果主張「以党治國」，便不應該主張「以軍治黨」；因為以軍治黨，則以党治國便毫無意義，不如直接老實主張「以軍治國」了。我們反對以軍治黨，並不是說軍人黨員不能過問党事，也不是說軍人黨員不能同時主持黨事，乃是說每個軍人黨員乃至軍事首領，都應尊重黨的集體意見，服從黨的集體制裁，如果挾軍事勢力，使黨的集體意見以軍事首領的意見為從違，使黨的一切決定都要仰軍事首領的鼻息，使黨眾的意見不敢和軍事首領的意見不同，使軍事首領即党之化身，使黨內黨外群眾都只知有軍事首領而不知有黨，則這樣的一個黨，便等於聾子的耳朵，瞎子的眼鏡〔睛〕，則所謂黨的威權，黨的決定，黨的制裁，黨的命令，都由「強姦黨意」而來，等於無物。這樣沒有黨的制裁之軍事勢力，要想免於軍事獨裁的危險，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的結論是：革命是不能沒有武力的；可是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須與民眾合作，必須受民眾的和黨的制裁，才能夠免除形成軍事獨裁走到反民眾利益那邊去的危險。

　　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一七九期

　　 1926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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