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為什麼爭鬥？|陳獨秀

我們現在為什麼爭鬥？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民國十五年，幾乎年年有戰爭，大家厭惡戰爭，希望和平，這是當然的事。可是戰爭決不是僅僅由厭惡而可去的，和平也決不是僅僅由希望而可來的；必須經過幾次有主義有社會目的之戰爭，來去掉那無主義無社會目的之戰爭的源泉，然後戰爭可止而和平可期，否則終於混戰而已。

　　現在的戰爭，是不是有主義有社會目的之戰爭呢？我們可以堅決地肯定它是有主義有社會目的之戰爭。自從吳佩孚出兵討赤護憲到國民政府北伐，這八個月以來的戰爭，不但國民政府、國民軍方面有主義有社會目的，就是奉、直軍方面在客觀上也有他們的主義他們的社會目的，和以前個人的一黨一系的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確是不同。

　　這八個月以來的戰爭，在表面上固然也可以說是赤與反赤之戰爭，但更科學些即更實際些觀察起來，乃是中國半封建勢力與民主勢力之戰爭。不但兩方直接戰爭者其性質如此，即關係兩方之社會勢力，亦顯然分成兩大營寨如下表：

　　這兩派的營寨旗幟都很鮮明，其爭鬥亦日趨劇烈，很少有中立之餘地；只有研究系一派人，還常常裝出中立的態度，最近他們的張君勱，于吳淞政治大學開學日演說：「目下時局，不論誰勝誰敗，吾人殊無過問之必要。」其實，他們一向站在清室、袁世凱、段祺瑞、曹吳那邊，拼命和民主派作對，吳佩孚、齊燮元之盛時，他們卻大過問而特過問，張君勱曾親身出力擁護曹憲，丁文江也做了孫家的官，他們的大將蔣方震，從去年為吳、孫奔走，一直到現在不曾停蹄。他們的機關報說：「吳之力不足自救，東南以力分又不足以剪滅當前之大敵，雖有強援焉，而不可以為吾用……若其不幸而有所挫敗……」（見九月二十日《時事新報》時論）曰「吾」曰「不幸」，這分明是站在吳、孫那邊說話。他們的機關報又說：「我並不相信，什麼國民革命，而且我更不能承認國民革命可以完成。」（見九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時論，這篇論文起首卻說：「現在國民革命正舉行之時，我們若是發國民革命沒有成功的可能的話，即不是受了帝國主義的唆使，亦是反革命者的鬼蜮。」這幾句自相矛盾的話，分明是痛駡他們自己。）

　　國民革命包含著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兩個意義，也就是打倒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半封建勢力這兩個意義。他們既不相信有什麼國民革命，更不能承認國民革命可以完成，那麼他們主張怎樣呢？難道他們主張向前社會革命，當然不會，當然他們是主張向後仍舊由帝國主義扶助中國的半封建勢力統治中國。因此，我們把研究系也列在半封建派之內，總不至於不符事實罷！

　　現在分明是半封建和民主這兩派勢力的戰爭，所以能夠肯定它是有主義有社會目的之戰爭，而不是無主義的個人的或一黨一系的目的之戰爭。因為此次戰爭若仍舊是奉、直軍閥的勝利，不用說中國仍舊脫不了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半封建勢力之統治；勝利若歸諸國民政府、國民軍，至少我們能夠漸漸走上對外民族獨立對內建設民主政治的道路，再至少我們總可以大大地發展走上這條道路的運動。一切半封建勢力，都是中國民族走上這條道路的障礙物，這些障礙物不搬開，中國永世不會有進步，所以我們堅決地毫不遊移地現在要為這個目的而爭鬥，即一切民主派為實現民主政治對於半封建勢力之爭鬥；這個爭鬥也就是此次八個月以來國民軍、國民政府對奉、直戰爭之社會目的。

　　這個爭鬥在中國是一定需要的，本來不成問題，雖研究系的人也不是有意造謠。最近研究系的機關報（九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時論）說國民革命成功必然發生兩個問題：（一）信仰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黨，將與國民黨左派爭政權；（二）赤俄必定幫助列寧党戰勝國民黨左派，將中國設為他的赤塔共和國來主持中國的一切事業。研究系這班人，一向是替帝國主義軍閥信口造謠來攻擊中國共產黨和蘇俄的，現在眼見吳佩孚被北伐軍打敗，氣昏了，更要失神的無端狂吠了！列寧黨應該信奉列寧主義，主張徹底的民族自治，反對強大民族壓制弱小民族，本是列寧主義要素之一，中國共產黨若希圖中國歸蘇俄統治，這簡直是賣國黨，而不是什麼列寧黨了。至於國民革命成功，共產黨便要與國民黨左派爭政權，這也是不會有的事。共產黨取得政權，乃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事，在國民革命時代，不會發生這類問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他們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者，而不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最懂得歷史各時代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的：他們懂得中國的歷史和經濟狀況，現在還是國民革命時代，而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時代，現在不但資產階級需要民主政治，即無產階級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資產階級需要民主政治更為迫切；因此，我們敢說：在國民革命的爭鬥中，中國共產黨是不會有向左超過民主主義的傾向的，或者有時比國民黨左派分子一時浪漫的說話還右一點也難說。我們還敢說：即國民革命成功後之建設時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眾政權，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並且還不是工農政府；在那時革命的民主的民眾政權之下，中國的資本主義當然要發展起來，也只有到那時，真正中國的資本主義才能夠自由發展。我們不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決不幻想不經過資本主義，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會一跳便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不過那時的中國資本主義，已經過國民革命的洗禮，已經是民族的民主的資本主義，他的發展影響到全民族的經濟生活，和研究系這類人所要的資本主義——「不要民族革命，不要民主革命，不經過國民革命的洗禮，只由半封建勢力下之軍閥官僚買辦，結托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道威斯式的資本主義」——相差甚大。

　　在後一問題，前表所列民主派的各社會成分，民主化的程度雖不齊一，而根本上都是站在民主的戰線上和半封建勢力爭鬥的。我們為穩固充實民主戰線起見，不得不向正站在民主主義旗下和軍閥血戰的國民政府與國民軍，要求他們更高度的民主主義化：第一，他們應該在思想上拋棄仁愛、愛民、保民、救民這類論調；仁愛、愛民、保民、救民，這都是封建時代聖君賢相的所謂仁政，真正民主主義者，應該走到人民中去，引導人民自己奮鬥，不應該高居人民之上、來愛他們保他們救他們！第二，他們應該在行動上拋棄封建時代軍事專政的萬惡制度，他們政權所及之地，務須使該地方政治盡可能的民主化；而且在事實上，貪官污吏是中國政治之致命傷，只有政治民主化可望救濟，軍事專政正是貪官污吏藏身之所。第三，他們政權所及之地，應該和農民合作，懲治貪官污吏、劣紳、地主、土豪，而不應放任貪官污吏及駐軍勾結劣紳、地主、土豪蹂躪農民；因為農民是國民革命中主要的廣大民眾，劣紳、地主、土豪乃是半封建勢力之真實基礎。只有他們自身這樣更高度的民主化，才能肅清民主派內部的封建餘毒，才能穩固充實民主的戰線，才能保證民主派的勝利。

　　研究系這班人，在表面上或不敢公然反對民主政治，實際是反對的。他們否認國民革命可以成功，否認國民會議可以召集，否認商會、農會、工會、教育會、學生會可以代表人民，一切都否認乾淨了，不看見他們於這些消極的否認之外，有什麼積極的主張。他們積極的主張，不用說就是照舊由半封建的軍閥統治中國，更好是由有兩次戰功、八省地盤的直系統治中國，最好是袁世凱復活來統治中國，好用他們來組織所謂「第一流內閣」。我們現在為打倒半封建勢力而爭鬥，為實現民主政治而爭鬥，不但要用槍炮和半封建的軍閥爭鬥，還要用筆舌和反民主主義的研究系這類政客爭鬥！

　　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一七二期

　　 1926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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